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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聊斋志异》全英译本序言系列译文二
作者：任增强
来源：《蒲松龄研究》2019年第04期
摘要：美国汉学家宋贤德教授在其《聊斋志异》全英译本的第二篇序言中，着重探讨了狐仙题材故事，认为狐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其中蕴含了蒲松龄的道德教化与社会批判。宋贤德的这一观点为我们全面把握西方汉学界关于《聊斋志异》的评论与界认，提供了重要的认知维度。
关键词：聊斋志异;宋贤德;狐仙;道德教化;社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7.419; ; 文獻标识码：A 宋贤德教授在本卷共迻译出83篇聊斋故事，其中与狐仙题材有关的，共计29篇，包括《九山王》《红玉》《遵化署狐》《酒友》《灵官》《汾州狐》《焦螟》《贾儿》《董生》《侠女》《娇娜》《巧娘》《狐联》等。据此，宋贤德发现，蒲松龄往往将狐仙活动的背景设置于两个特殊的地点——官员的衙署与书生的书斋，藉狐仙与官员和书生间的互动，以检验后两者的道德品行。由此，在《聊斋志异》的故事中，狐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通过与凡人之间的交往，为现实“建立秩序”，蒲松龄也以此抵抗世俗对鬼怪故事的偏见。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做出诸种或正或邪的举动，以刺激凡人的反应，虽然作者并未做出明确的评论，但是这些狐仙题材故事中隐含着复杂的道德、哲学和情感方面的内涵。
由宋贤德教授的上述论断，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汉学界并非仅仅关注聊斋故事的香艳内容或奇异性书写，其中蕴含的道德教化与社会批判，也是汉学家目力之所及的内容。由此，宋贤德的观点对所谓在西方汉学界《聊斋志异》“从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讽世大作，沦为传达扭曲的中国形象的《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这样的界认，既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聊斋志异》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并非“铁板一块”，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时代诉求、价值判断、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需要学界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量各种不同的情况，避免做出全称判断，审慎地给出某些带有全局性意味的结论。故而，当前的重要任务，依然是加强对《聊斋志异》多语种传播与接受的个案研究。 本译序由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范若茵 ① 同学译出初稿，后我又反复修订润色，而成此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英美聊斋学研究”（13YJC751046）的成果，同时受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8TB038）。 蒲松龄笔下的狐仙传统：道德寓言与社会批判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译者：范若茵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志怪叙事书写传统，诸如：某人与他界幽灵的遭遇、精神大师的法术展示、对奇草异兽的描述、气象与地理异象的叙述等等。而所有这些无不出现在蒲松龄的小说中，此外尚有中国传统精神领域常见的神祇，比如阎王，其为面色铁青的地狱之王;观音，其为大慈大悲的菩萨，如同基督教传统里的圣母玛利亚，是救苦救难的形象。《聊斋志异》虽属中国志怪大传统中的一部分，但其中的妖魔鬼怪，对于谙熟西方古怪小说（weird fiction）的读者而言，似乎并不感到陌生。就《聊斋志异》中所塑造的光彩夺目的狐仙形象而言，欧洲民间传说中的列那狐、以及作为狡猾人物的狐狸形象，均为西方读者提供了熟稔的语境。 步《聊斋志异》之后尘，在1789至1791年（18世纪志怪小说风靡一时，由1766年《聊斋志异》首次刊刻可见一斑）这一期间，出现了由纪昀所创作的一部志怪故事集《阅微草堂笔记》。其中狐仙被描述为与道士和仙人一样，追求长生不老。狐仙的修道，类似于书生寒窗苦读以求取功名。而有的狐仙则魅惑采补，吸取男子阳精（sexual essence），此虽为修炼升仙之捷径，但在纪昀看来，因伤人害命，有悖天界纲纪，终是功亏一篑。故而，狐仙的行为也要受到包括阎王在内的冥界判官的问讯。另外，狐仙在与凡人的交往中，恪守着某些特定的规范：“狐狸为凡间男子延续血脉，但不能诞下狐种”;“狐狸的淫亵是可宽恕的”;“道行浅的狐狸终究只是林间野物，而得道的狐仙，则可幻化为人形”。于是，这些魅人而善变的狐狸，为修炼得道，或欺凌掠夺，或乐善好施，为凡人带来灾害或福祉。
本卷所收录的篇目中，29则故事是与狐仙有关的恶作剧，这些故事对蒲松龄而言有一种修辞性的功能（figurative function）。如若我们意识到，蒲松龄为狐仙的活动所设置的孤独的“书斋”（the lonely studies？蛐studio of scholars）与官员的“衙署”（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这两个场景，这一功能则会显而易见——书生正是以科举考试为跳板，而得以金榜题名与平步青云。虽然蒲松龄屡困科场，仕途无望，但却穷其大半生寒窗苦读，志在功名。1680-1711年间，蒲松龄在淄川西铺毕际有家坐馆三十年。这一身份，赋予了其敏锐的观察力，形成了描写书生人生际遇的独特视角，而在蒲松龄坐馆的早些年中，《聊斋志异》的绝大部分故事便以创作完成。这些狐仙的故事不仅用以描述人世与仙界的交接，而且还寓言式地传达了蒲松龄对官场贪污腐败和搜刮民脂民膏现象的无奈，而这些无疑是与一心求取科举功名而相关的。故此，蒲松龄的志怪故事似乎特别具有针对性，这一方面体现为批判了德不配位的官员（结果证明，这些官员易于受到狐仙的攻击，抑或是做出了涉及狐仙的不当决定），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迫使年轻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社会环境，书生们为科考倾注了毕生的时间和心血，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中，这是其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唯一重要机会。
为了让笔下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发挥教化作用，蒲松龄借助狐仙的角色以施道德教喻，这显然遵循了公元前四世纪哲学家墨子所创立的原则。墨子为鬼神的存在加以辩护，举例论证说，凡杀不辜者、诸不敬慎祭祀者、请品先不以其请者，鬼神都会来至人间将其诛杀掉。十世纪的高僧永明延寿大师则认为，妖通者，狐狸多变，木石精化，附傍人神，聪慧奇异，“若非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法眼精明，难可辩了。是以俗间多信邪伪”（《宗镜录·卷十五》）。蒲松龄将不称职而忝列其位的人置于特定情境中，以迫使其与狐狸互动交流，以此暴露其道德方面的瑕疵，而这往往是由扭曲的个人权益意识所导致的。这些情况确实为当政者展现外交手腕、个人智谋以及实行仁政提供了良机;然而，无法施展这些才华，又成为对赋予其权力的这一制度的某种集体控诉。 《九山王》中，有位李生，家中素饶。狐叟以百金租赁其舍后荒园，全族搬入。李生不由分说，竟“阴怀杀心”，暗布硝硫，放火烧死了整个狐族。幸存的狐叟意识到李生刚愎自用，于是化身南山翁游说其为真命天子，劝其集结山中群盗自立为王。后遭朝廷围剿，山破被擒，李生终遭灭门之祸。蒲松龄在篇后的“异史氏曰”中为狐叟的复仇加以辩护，宣称狐叟不过是巧借李生内心早已存在的“盗根”而已：“彼其杀狐之残，方寸已有盗根，故狐得长其萌而施之报。”还有另外一则与此相类似的、缘起于狐仙的復仇故事，即《红玉》篇（尽管针对的是人对人、而非人对于狐狸所犯下的罪行），最终残暴的宋御史为侠客所杀。
狐仙对这些贪官污吏的惩罚并非总是致命性的，通常不过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抑或当众羞辱而已。在蒲松龄的故事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母题，即衙署往往招致寻衅滋事的狐狸，衙署被视为最易滋生腐败之地。① 如在《遵化署狐》篇中，官署中多狐，常祟人，但蒲松龄在故事末尾的“异史氏曰”中却揭橥了其中的道义问题：“狐之祟人，可诛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邱公莅任，狐畏公刚烈，允诺三日之内必定搬离。但邱公不容议和，举炮并发，将狐狸所居之楼摧为平地，一举歼灭祟人之狐，但有一只狐狸却侥幸脱逃。后邱公私自克扣军粮，贿赂朝中权贵以求升迁，却被人告发，于是意识到此乃逃狐之报复。而在《潍水狐》中，有一县令因前身为驴，粗俗不堪。其曾阿谀奉承，意欲结交狐仙。最终，蒲松龄谴责其为官暴而无恩，“乃饮？而亦醉者也”，希望读者以故事中的驴为戒，而求齿于狐。
目睹无德才之人竟加官进爵，而居高位者多是碌碌之辈，蒲松龄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此外，书生们数载寒窗苦读，遍览儒家经典和其他思想家的著述，只为汲取智慧做出一篇得意的八股文，面对读书人为科考功名而走的这条独木桥，自身有着赶考和坐馆经历的蒲松龄也不禁心生怜悯。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只有与世家大族联姻或是由朝中大臣举荐，方可有望金榜题名。而没有这些“门路”的穷苦书生只能寄希望于科考，而这也可能意味着无缘结识女性或无钱迎娶。在蒲松龄之前数百年来的志怪小说传统中，狐仙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们经常化身为绝色女子来魅惑男性，而蒲松龄视此为考验书生勇气的机会，设想一位真正有德之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艳遇时会如何应对。① 蒲松龄也借此有所暗示，似乎道德品行才应是决定官员任免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康笑菲（Kang Xiaofei）曾经指出，在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志怪小说中，狐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从个人、家庭、社会、文化等多重层面划分出象征性对立面（symbolic oppositions）之间的界限。自八至九世纪的唐代以降，人们便援用与狐仙有关的故事来“为其所栖居的世界建立秩序”。在蒲松龄所写的故事中，人与狐之间的交往也恰好是为了“建立秩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序”，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做出诸种或正或邪的举动，以刺激人的反应。虽然蒲松龄并未做出明确的评论，但是这些狐仙题材故事中隐含着道德、哲学和精神方面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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