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形象分析（完整）

曹操的形象分析大全

曹操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具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曹操是中国文学上，史学上少见的争议巨大的形象。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曹操的形象又经过了那些颠覆性，戏剧性的演变，曹操的历史形象，一方面是由于《三国志》是正史，其书写也更加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三国志》中的曹操机警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具有济世之才。《三国志》中主要张扬其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时开启了尊曹贬刘的先河。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曹操褒贬兼有的时期，也是其文艺形象启蒙的阶段。这时期，南朝记述魏晋时期人物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的曹操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乱世奸雄、谲诈典型、妒贤代表、好色之徒、功业千载。唐代是曹操形象进一步丰厚化的时期。唐代统治者尤其唐太宗虽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出发，对曹操的篡逆行为也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对曹操的“匡正之功”仍评价很高。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唐代士人对曹操的英雄业绩较为崇拜和景仰，尤其对其文采赞叹不已。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关曹操事迹的诗歌，对曹操进行渲染，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是曹操形象由英雄圣主到篡逆奸臣的大转折期。从上层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到民间大众，“尊刘贬曹”渐渐成为主导思潮。元《三国志平话》及众多宋元戏曲作品都极尽贬抑之能事，从相貌描写、军事胜败等各方面，一味贬损、嘲弄曹操，传达了民间大众心目中对仁君的渴望，对暴君的憎恨情绪。此时期曹操的文艺形象与其本来而貌有较大偏离，曹操的奸雄形象基木定型。明清时期，曹操形象由英雄到奸雄彻底颠覆，从英雄豪杰逐步沦落为薄情寡义，乱臣贼子式的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两部三国题材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本三国演义更可以看出明显的尊刘抑曹的倾向。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 尽管《三国演义》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但是，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虽然反对他，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奸雄”）来看的，

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晋）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肯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晋书·习凿齿传》）

显然，习凿齿是欲让晋承汉祧，拥刘反曹。其他如朱熹等反对曹操者，其目的也不是反对曹操本人，而是反对以魏为正统。说透了，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政治需求。但到了《三国演义》，尤其是毛宗岗的评点，情况则大不相同。

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曹操大加挞伐，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并把他与诸葛亮“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相对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小说美学来说，毛宗岗无论对关羽、诸葛亮，还是对曹操的评点，在人物的美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但问题在于，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却使曹操的形象大为改观。评点中，毛宗岗不断以各种语言攻击曹操。如在小说中曹操听了刘邵的话，不怒而喜之后，毛评道：“喜得恶，喜得险，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言，便是奸雄本色。”曹操马踏麦田，割发代首，毛评道：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宗岗之语均引自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下同。）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痛哭郭嘉，认为“若奉孝（郭嘉字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毛评道：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罚。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

毛宗岗的这些点评，是使曹操成为“奸雄”的重要原因，之后的戏曲舞台竞相把曹操固定为“白脸”而使之脸谱化，渐渐由正面历史人物演变为舞台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真实。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罗贯中对前代源于史书、杂传、诗歌、平话、三国戏中的有关曹操的各种文献记载、传说故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能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来服务，便皆取而用之。兼收并蓄的同时势必造成史实的失真，同时，这些民连流产的轶事经过技工作用于曹操这一人物身上。(同样的意思能改成自己的话吧)不仅形成多元的统一，而且明确地表现为不同于任何一个的艺术典型。这一艺术典型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同时也是统一的。[4]

与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来看，毛本《三国演义》有很多与其情节、文字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必然会影响人物形象的表现。就曹操人物形象来说，在情节文字的变化中，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结构逐渐向集中表现其道德丑的方向发展了。试举数例说明：

例如前文所述曹操义释关羽一事，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数次下令沿途关卡不得阻挡关羽；而毛本《三国演义》中，关羽却因为缺少曹操的一纸文凭而遭遇重重困难。这一情节的细微改动使曹操全关羽之义的大度成了阳奉阴违的阻挠。

再以曹操对待刘备为例：曹操引刘备见献帝后，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曹操的部将都认为这件事于曹操不利。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曹操的态度是：“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而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则换了另一副嘴脸：“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言语上的些许变化使一个心胸宽广，有王者之风的曹操变成了一个老谋深算、阴险虚伪的小人。

还有曹操在书中的出场，毛本也与罗氏原本大异其趣。罗氏原本写曹操出场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而毛本中则是“为首闪出一将”。在毛本《三国演义》中，用“英雄”来指代曹操当然太不合适了。无论是在正文还是回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指代曹操的称呼，有很多都是诸如“曹瞒”“老瞒”“奸贼”一类极富贬斥性的语辞。例如罗本中的“曹操勒死董贵妃”，到毛本中是“国贼行凶杀贵妃”；而“祢衡裸衣骂曹操”则成了“祢正平裸衣骂贼”等等。可见，称呼的变化可以使赋予人物的情感取向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曹操的国贼形象在毛本当中基调之深，足以见之。

毛本《三国演义》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毛氏父子的评点。他们以回前批语、文中夹评的形式对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符合其道德及审美倾向的评点，极力地深化曹操奸狠虚伪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对曹操的贬抑之情。例如，在曹操残忍杀害吕伯奢灭口的正文之后，毛氏有一段激愤的评点：“乃翁之结义兄弟也，而既杀其家，复杀其身，咄哉阿瞒!岂堪复与刘、关、张三人作狗彘耶?”毛氏先激烈地控诉曹操“既杀其家，复杀其身”的无情无义之举，又将此举与刘、关、张的结义之情作出比较，以更加突显曹操的奸诈凶残。而在陈宫患曹操之奸狠，拔剑欲杀曹操之文后，毛氏又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该杀!”这两个字虽然简单，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文中本写曹操之奸之残的情节之后贯人这样的评点，更加能引起读者对曹操的反感和对其无义行为的痛恨，并同时在对比中进一步牢固尊刘贬曹的审美倾向。

就是在毛氏父子如此的修改、评点之下，曹操的形象失去了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多层次性、复杂性，而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国贼奸雄的典型。“奸绝”正是这一艺术典型的典型性所在，这一典型性形象经过再塑造之后，人物性格重点突出了，但丰富性相对弱化了。他因为性格中的一绝—— “奸”而同样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艺术印象，但在性格的绝对化中又显得不够真实。然而毛本《三国演义》毕竟是今天离普通大众最近的一个阅读版本，因此，毛本《三国演义》中的这个“奸绝”曹操也是时至今日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中的曹操也许会对这个被艺术化的自己不甚满意，但是，从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说，这种定型化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终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绝版的精彩人物，（你能使用这些材料但是你不能一点不变的用人家的表达方式啊 “因为它终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绝版的精彩人物，”这种表达都不改别人会认为是引用？）

《三国演义》（及毛评）则是在历史真实（或者说是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另立楼阁，完全是一套新的人物概念，人物形象已远远抛开了史实，形成了纯文学化的人物形象。如果说，《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历史事件的话，从作者思想来说，这些事件主要是用来为作者的思想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反映人物的历史面貌。

《三国演义》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说它非常成功，就是因为它塑造了许多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包括曹操。本来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曹操的形象已呈现出了个性特征的复杂化，但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复杂化尤其突出，作者罗贯中把《三国志》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地放大，并运用自己的观点来演绎、深化曹操。这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仅是能文能武、屡建奇功、智勇双全的英雄（这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历史真实），而且也成了阴险狡诈、凶恶残忍、卑鄙无信的奸臣，这也正是毛宗岗动辄斥之为“奸雄”的真正内涵。

作为奸雄的曹操与作为英雄的曹操同样都是成功的。《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的立体塑造，成功地展示了动乱的社会现实中曹操的典型形象。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竭尽全力，思贤若渴；为了战胜对手，他博采众议，择善而从；为了巩固实力，他积极号召发展生产，造福一方，即便是在晚年，他也仍然纵横沙场，征战不休。一生孜孜以求，斗志永不削减。我们看到的曹操是一个胸怀壮志、鞠躬尽瘁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阴森可怕、举动无常、捉摸不透、杀人如草芥的军阀。这就使其性格表现为两面性。

答：在嘉靖本中对曹操形象描写主要表现在“奸”和“雄”两方面，“奸”主要表现在狡诈、多疑、假仁假义上，而“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拥有远大的抱负、熟稔的政治手腕；在军事上富有韬略、治军有道。他的宽宏世无其俦，他的诚挚更能令人叹息弥襟。他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用聂绀弩先生的话说，“曹操是实干家”、“大军事家”、“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总的来说是侧重于肯定和赞美曹操方面。

但是在毛本中，曹操却被骂得一塌糊涂。罗本虽然对曹操有许多批判，却也不乏赞美之词。例如，曹操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是这样介绍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族，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对他的热情赞扬大大超过对他的批判。然而毛氏父子很看不惯，就把这一段文字缩为冷冰冰的三句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又如，罗贯中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不仅引了裴松之的评语和“宋贤”的诗来赞美曹操，而且还进一步加以阐发：“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得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而这一切，又都被毛本删去了。再如，《曹操乌巢烧粮草》写曹操把其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统统烧毁，并引“史官”之诗加以赞美：“史官有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而得天下也。”在毛本中却把“史官”以下删掉了。

罗贯中并不想掩盖曹操的“好处”，对这些“好处”也并不吝惜赞美之词。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同样贯彻了这一原则。凡是史料上所有的、能够显示出曹操“好处”的事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都加以描写，有些并作了艺术夸张处理，甚至有时还以一些虚构的情节来赞扬曹操。而在毛本中，“操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两句被删掉了；“后曹公养其母”等句也被删掉了；“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改为“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不但事情本身与原来所写的颇有区别，连下句“怠慢者斩”的意思也定了样(原意是说，他不仅要把陈宫家属留在自己家中“恩养”，而且不许家中人对他们稍有“怠慢”)。很显然，经过毛本这样一改，罗贯中原来所要表现的曹操的“好处”，有的被根本抹煞，有的被大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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