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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扬运河城镇发展的驱动因素探析

发布时间：2020-08-02 01:18:2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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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扬运河城镇发展的驱动因素探析*

李德楠

【摘要】城镇发展是多种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清淮扬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以“通漕保运”为中心的河工治理与河漕管理，以及借助运道的食盐转运，是拉动明清淮扬运河城镇发展的三驾马车。河工、漕运、盐务都是国家财政的重要内容，反映了运河城镇发展与王朝政治的密切联系。

【期刊名称】《中国名城》

【年(卷),期】2019(000)009

【总页数】5

【关键词】运河城镇；河工；漕运；盐务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明代以来洪泽湖归江入海格局的演变与苏北区域社会”（编号：16LSB002）。

深入了解和把握城镇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京杭运河作为古代交通大动脉，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有关运河城镇的历史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尤其关注典型城镇的历史变迁过程、城镇商业发展、城镇文化遗存等问题，个案研究居多，对于区域城镇群体及发展驱动因素的分析稍显不足。淮安至扬州段运河，又称淮扬运河、里运河，北起淮阴清口，南至扬州瓜洲，全长330余里，沿线湖泊众多，历史上有“湖漕”之称。“长期以来，里运河对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联系我国南北交通以及在漕运、盐运方面均起有重要作用”[1]。明清淮扬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包括淮安府、扬州府两个政区，北界黄河，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有京杭运河贯穿南北。境内湖泊水系众多，水系复杂，与长江、黄河、淮河、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等都有密切关系，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工治理中心、漕运管理中心和淮盐转运中心。那么在这样一个区域内，影响城镇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本文立足淮扬运河区域的特色，从河工、漕运、盐务三个方面分析城镇发展的驱动因素，以期有助于加深对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

1 河工治理与淮扬运河城镇

河工是指治理江河等水利工程的总称，包括河道开挖、闸坝设置、堤防修建等内容。淮安至扬州段运河地处江淮平原地区，历史悠久，其河工是在古邗沟的基础上开展的，名称多有变化，有山阳渎、淮南运河、淮扬运河、里运河等称谓。为确保漕运畅通，及时安全地把粮食运送到北京，明清时期的“分黄导淮”“蓄清刷黄”等工程频频兴举，但由于“河即兼运，治河必先保运，故治之较难”[1]。

具体实施过程中，既有明代与清代的变化，也有治运、治黄工程的不同，也有挑浅、修闸、筑坝、治堤的差别。[2]河工治理使部分地区的水环境条件得以改善，奠定了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1.1 运道开挖改善了偏僻地区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新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这以清江浦城、板闸镇、河下镇、仙女镇、马棚湾镇、瓜洲镇、仪征镇等为代表。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平江伯陈瑄为避末口入淮风涛之险而开挖清江浦河，促进了沿线清江浦城、板闸镇、河下镇的发展。清江浦由最初一个河边小聚落，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康熙《晚集淮阴》诗描写了清江浦的繁华，称“淮水笼烟夜色横，栖鸦不定树头鸣。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声”。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江浦成为清河县城后，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城镇进一步发展，享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美誉。

板闸镇位于淮安城西北十五里处，地处淮安府城与清江浦城之间。明初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河，置板闸、清江、福兴、新庄等闸。板闸因临时用木板搭建而得名，一年后改为石闸。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户部钞关于此，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并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清朝设户部钞关于此，专收商品货物税，康熙九年（1670年），将清江闸户部储粮关和工部抽水关并入板闸钞关，更加促进了板闸镇的繁荣。光绪《淮安府志·漕运》记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沿运河北运，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淮安板闸，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板闸实咽喉要地也。”

河下镇位于淮安城西北三里处，是距离淮安最近的大城镇。明初，河下因清江浦新河道的开凿而居于运河与黄河之间，濒临大运河与萧湖，位置更加重要。明代淮北盐运分司署迁至河下，这里成为造船物资的集散地以及盐商的聚集地，河下镇与清江浦镇、板闸镇并称明代山阳县三大镇。清代形成了东西约五里，南北约二里的城镇规模。借助交通之便前来的商人贩夫数以万计，河下镇成为当时造船物资的集散地。河下镇外来人口众多，饮食医药业发达，文化事业昌盛，是“山阳医流”发源地，医书《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以及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便出生于河下镇，至今留有《淮雨丛谈》《山阳河下园亭记》《河下志》《梓里待征录》等记载河下的志书。

扬州境内宝带新河、白塔河和马棚湾的开挖，分别促成了扬州城、仙女镇、马棚湾镇的发展。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因扬州城南运河河道顺直，水势直泄难蓄，漕船、盐舟常遭浅阻，知府郭光遂开城南宝带新河。新河自城南二里桥河口起，西向折而南，又折而东，迂回六七里，形成“运河二湾”。河线延长，加大了河流降比，河水下泄缓慢，上游水位得以抬高，解决了浅阻问题[3]，为扬州城市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白塔河重开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当时平江伯陈瑄重开河并建造了新开、大桥、潘家、江口四闸，从此江南粮船从武进县梦渎河过江，经白塔河至湾头进运河，不仅改变了漕路，还省去了瓜洲盘坝之费，又使邗沟在扬州以东多了一个新的入江口[4]，白塔河的重开促进了仙女镇的发展。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督靳辅在清水潭附近采取避深就浅的治河措施，重开新河道，使局部河道兜了一个大弯，称之为马棚湾。马棚湾逐渐发展成为运河线上的重要集镇之一，“街区沿运河南北延伸”[5]。

古代运河入长江口有两处，一处是瓜洲，一处是仪征。瓜洲是著名古渡口和漕运咽喉。早在唐代，扬子镇以南开伊娄河，经瓜洲入江，将瓜洲运口与仪征运口并用，便利交通促进了瓜洲镇的发展。明清以后运河漕运更加促进了瓜洲镇的发展，清《嘉庆瓜洲志》载：“瓜洲虽弹丸，然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全扬保障也。且每岁漕舟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徙之人，往返络绎，必停于是。其为南北之利，讵可忽哉？”仪征自明初实施河道疏浚工程后，自扬子桥至黄泥滩开挖河道九千余丈，运河入江运道畅通，促进了仪征城市的繁荣。清代厉惕斋《真州竹枝词》称，“津通扬子，盐商辐辏，估客骈阗，俗尚繁华”。仪征县城东南的十二圩镇，道光间重新开挖闸河后，成为运河入江的重要码头，此后两淮海盐皆由此入江，再转运东南六省。

1.2 运口改移或闸坝修建，使荒僻村落成为河工重点区域，人口聚集，渐成集镇

淮安清江浦城、杨庄镇、王营镇以及扬州湾头镇、仙女镇、邵伯镇、瓜洲镇等可谓典型。明初开挖清江浦河后，运河入淮河口由末口迁移到清口，大大提升了清江浦镇的地位，逐渐取代了末口的转运中心地位。明中叶以后，清江浦成为“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地，南来北往的过客不再绕道杨庄运口，而是北上王营，改陆路北上。

杨庄的兴起源于运口改移，杨庄西小盐河闸为中运河入黄要道，每当夏秋水涨，中运河分由旧黄河东下入海，堰西即为中运入黄处。为减少黄河对中运河口的影响，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改移仲庄运口于杨庄，冬春水小，筑坝堵闭，蓄中河之水以济运；伏秋水盛，分中河之水以保堤。杨庄成为漕运和盐运的必经通道，村落逐渐繁盛，“游手觅食者既日益滋多，远地大商，亦闻而走集”[6]。清代，中河主簿、清安汛千总等驻扎杨庄，嘉道间沿河居住千余家，客商众多，出现了会馆、庙宇等，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大镇。

黄河北岸的王营镇因乾隆五十年（1785年）黄水倒灌，清口淤平，于是建王营减坝，使自然环境大为改善，王营成为驿站所在地和通京交通要道，是“南船北马”重要的换乘地。据《王家营志》记载，清朝中叶王营镇商业繁盛，“为北道雄镇”，客民2000余家，粮行36家，布肆、酒栈、旅店、大车厂、骡厂林立[7]。

明代，在江都邵伯镇以南建造了金湾、凤凰桥等建水闸，使洪泽湖下泄之水由人字河、芒稻河、廖家沟、沙河等入长江。在此基础上，道光年间形成了归江十坝。随着闸坝的建造，水利节点所在地湾头镇、仙女镇逐渐人口聚集，发展成为重要市镇。

1.3 运河支河或月河的开凿改善了航运条件，减少了城镇水患，利于城镇发展

在这方面，代表性城镇有河下镇、高邮城、宝应城等。淮安河下镇，原靠近黄河南侧河堤的山阳湾，地势相对低洼。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开挖草湾河后，使黄河主流由草湾河入海，靠近河下镇的原黄河主河道废弃，“及庙湾徙道，河下无黄河工程”[8]，黄河远离减少了水患影响，有利于河下镇的建设与发展。

扬州府高邮州，州城西面为高邮湖，因湖内行船威胁漕船安全，明前期侍郎白昂实施河湖分离工程，开高邮越河，北起高邮以北三里的杭家嘴，南至张家沟，两岸筑堤，皇帝赐名“康济河”。从此运道紧贴高邮城西，可避高邮、邵伯等湖之险，城与运河仅一堤之隔，“易风涛为坦途，以康济往来”[9]，船只人员往来频繁，促进了高邮城的发展。明后期澄子河、运盐河的开挖，使高邮城避开了洪水的直接冲击，有利于运道畅通，二河与运河相交地带发展成为粮食和食盐集散地，城内出现了运粮巷、盐仓巷等专门的街巷。

宝应县城西面为宝应湖、氾光湖，因运河借湖行运，不仅“雨霪风厉，辄冲决，阻坏运舟”，而且“盐城、兴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10]。正德十六年（1521年），工部都水郎中杨最请求仿照康济河的做法，开凿宝应越河，以避开氾光湖之险。万历十二年（1584年），漕抚王廷瞻在氾光湖东岸修筑弘济河，开越河36里，筑堤9000余丈，子堤5000余丈，置越河南北二闸，建长沙沟、朱马湾、刘家堡三处减水闸，次年竣工。从此运道不再经过氾光湖，避开了槐角楼之险，利于漕船的通行，赐名“弘济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刘东星开挖了界首月河，长1889丈，南北建闸，运道与界首湖分离。弘济月河、界首月河的开挖，实现了河湖分离，促进了宝应城及周边城镇的发展，“而氾水诸镇则开廛列肆、通闤带闠，商贾繈至而辐辏，诸方之货鸟集鳞萃，尤足以聚百族兴八宝之利”[11]。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鉴于邵伯湖接纳以北诸湖之水，下游入江口仅20余丈，水大时横溢为害，于是江都知县张宁建议开挖邵伯越河。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避开邵伯湖风涛之险，总漕刘东星正式下令疏浚邵伯越河，长18里，南北建闸，并建减水石闸一座，将运河主航道与湖泊分开，促进了邵伯城镇的发展。

2 河漕管理与淮扬运河城镇

漕运是古代国家的经济命脉，为确保漕运顺利进行，在沿线城镇设立了河道、漕运、仓储、税关等管理机构，驻扎大批官员，沿线城镇被赋予了国家管理功能。或者说，是否被赋予了国家管理功能，很大程度决定着运河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2.1 河漕机构设置及人员驻扎，增加了城镇人口，活跃了城镇商业，扩大了城镇规模

这在淮安府城、清江浦城、扬州城、高邮城、邵伯镇等均有明显表现。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淮安府城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事。景泰二年（1451年）总漕成为定职，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除漕运事务外，同时兼具河道治理、巡抚地方、镇守淮安、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防盗贼等职责。“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漕督盘查，依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12]。清代，设漕运总督一员，驻扎淮安，“凡漕运总督一人，督粮道七人，粮储道以巡道守道兼者五人，监粮兼管者一人。”[13]

清江浦城，雍正七年（1729年）设河道总督署于清江浦，下设道、厅等机构。此外还设有清江督造船厂、常盈仓、工部分司、户部分司等机构，常住人口增加，促进了城镇的繁荣。乾隆《淮安府志》载曰：“国朝河院又移驻于此，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此，数十里不绝。北负大河，南临运道，淮南扼塞，以此为最。”[14]

扬州城、高邮城和邵伯镇，成化八年（1472年）设管河通判驻扎扬州府城，管理江、宝、高、仪四州县运河。弘治三年（1490年）命扬州管河通判驻瓜洲，管理闸坝。正德元年（1506年）设南河郎中驻高邮，负责辖区内河道堤防的管理。康熙间设八个河兵营，其中扬州河营驻高邮，下辖宝应、氾水、永安、高邮、江都五汛，各汛设千总或把总一员。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移扬州府管河通判驻高邮，专管高、宝、江三段运河。雍正时将扬州河营分上下河营，其中上营驻扎高邮州。乾隆时规定河道分为道、厅、汛三级管理，在扬州设扬河厅、扬粮厅和江防同知。乾隆时将驻扎泰州的扬粮厅扬粮通判迁往邵伯镇，扬粮厅下辖甘江汛，主簿1员，把总l员，驻扎邵伯镇。

2.2 漕运仓储和运河榷关的设置，提升了城镇经济地位

明初设德州、临清、徐州、淮安四大水次仓，由军船接运漕粮入京通二仓。其中淮安常盈仓位于清江浦河南岸，是四大水次仓中规模最大的，仓廒81座，周长1500多步[15]。常盈仓的设置使清江浦成为漕运重地，提升了城镇经济地位。

淮安关和扬州关为明代全国七大钞关中的两个。淮安钞关所在的板闸镇，驻扎大批税收人员，南来北往船只前来缴税，逐渐促成了板闸镇的崛起。《山阳县志》记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沿运河北运，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淮安板闸，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板闸实咽喉要地也。”《淮关小志》诗曰：“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又还”。扬州钞关聚集了南来北往的船只，增加了政府财源，提高了城镇经济地位。到明代后期，“繁忙的钞关就成了游人欣赏扬州景物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钞关之夜堪称彼时扬州繁华绮丽展示最为集中的地方”[16]。扬州俗语“一关二盐务”，即说明了钞关、盐务收入之多。

2.3 漕船往来及人员流动促进了运河城镇的发展

运河开通的目的是漕运，每年有上万艘漕船往来，同时也允许运军和水手随漕船携带土宜产品沿途进行贸易，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易，吸引众多商人汇集到运河沿岸城镇码头，给沿线城镇带来商机。在传统封建社会，水运交通是较为舒适的交通方式，上至皇亲国戚、政府官员，下至士绅、商人以及普通百姓，往往取道运河，这在现存的官员士人“旅行日记”中可见一斑。康熙六次下江南，往返取道运河，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也是乘船顺运河南下。

3 两淮盐务与淮扬运河城镇

盐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经济的命脉，明清天下盐课以两淮最多，有“淮盐居天下之半”[17]的说法。明清淮扬地区坐拥盐场之利和运河交通之便，吸引大批商人前来定居业盐，食盐转运、淮盐集散促进了明清扬州、淮安一些运河城镇的发展，著名的有河下、西坝、十二圩等地。

扬州在明代为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驻地，当时两淮盐运司下辖通州、泰州、淮安三个分司，还设有两个批验盐引所，辖有30个盐场17个巡检司。两淮食盐由盐商经运河运到扬州，这使得沿运河的河下街、东关街一带出现了大量盐商会馆、住宅仓库，促进了城镇繁荣。清代两淮盐政驻扎扬州，负责巡视两淮盐课，督查盐务群臣。乾嘉庆时是扬州盐业的鼎盛期，扬州南河下街是最繁华的地段，因位于运河大堤之下，故称河下。河下街长约四里，东西走向，分为南、中、北三段。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载：“钞关东沿内城脚至东关为河下街。自钞关至徐宁门为南河下，徐宁门至阙口门为中河下，阙口门至东关为北河下。”其中，南河下街东接康山街，西至钞关，是盐商的聚集地，集中了安徽、浙绍、岭南、江西等十余家会馆。宗元鼎《游康山草堂记》描述此地“殷商巨族，高楼宅第，通衢夹道，圜圚市桥”。盐商对扬州城市建设以及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前者表现为园林建造、市政建设方面的行动，后者体现在对饮食、服饰等生活习俗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扬州和盐商是互为影响的两个层面，两者在不断地交互中共同得到发展”[18]。

位于扬州仪征的十二圩是清末淮盐储存、中转枢纽，其发展与长江坍江以及沙洲变化有关，盐栈经历了由仪征到瓜洲再到十二圩的变迁。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两淮盐务总栈于十二圩镇，最繁华时有九街十八巷。据《论食盐船文》记载，该镇鼎盛时有码头30多座，商铺400多家，人口20多万，船舶2000余艘，船夫水手上万，盐工5万余。

位于淮安府城西北的河下镇，是淮盐转运枢纽。明中叶开中法的实施，吸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19]，尤以徽商、晋商为主，徽商中的程氏曾长期担任盐务总商，此外还有福建、浙江、江西及江苏本地商人[20]。河下镇发展成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城镇，有街22条，巷91条，坊13处，街衢巷陌十分繁密[21]。《淮安河下志》中生动地描述其繁华场景，称“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22]。

淮阴西坝镇因黄河大坝而得名，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督靳辅于蒋家坊、王家营间修筑拦水大坝100余丈，坝分东西两座，各宽12丈多，其中西面的称“西坝”。淮阴西坝南临故黄河，与清江浦相望。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实行盐政改革，废纲改票，打破了官商对食盐的垄断经营，将淮北掣验盐引所由河下迁至西坝。西坝代替了河下镇，一时间商铺林立，一派繁荣景象，聚集了18家盐栈、72家盐局，街道纵横，商铺林立，偏僻郊野渐为闹市，其繁富之名冠于淮上。地方志评价说，“西坝区区数里之地，管钥噤喉岂不重矣”。

总之，明清淮扬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自明至清，运河河道呈逐渐与自然河道以及湖泊相分离的趋势，最后除清口一隅为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交汇外，其余几乎全部变为人工河道。特殊的自然地理背景以及河工建设方略，以运河为主干的交通网络便利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城镇发展。明清淮扬运河城镇因商业、交通发展起来，与水系关系密切，城镇发展沿运河走向，因水而兴的特征明显。优越的水环境、便捷的运河交通网络以及国家漕运、盐务政策的实施等，推动了淮扬运河城镇的发展。运河交通是城镇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因素，以“通漕保运”为中心的河工治理与河漕管理以及借助运道的食盐转运，是拉动明清淮扬运河城镇发展的三驾马车。河工、漕运、盐务都是国家财政的重要内容，都由国家的政策所决定，反映了运河城镇发展与王朝政治的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

[1]叶方恒.山东全河备考（四库存目丛书·史部）[M].济南：齐鲁书社，1996：425.

[2]李如圭.济宁治水行台记[M]//杨宏，谢纯.漕运通志.荀德麟，何振华，点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314.

[3]徐从法.京杭运河志（苏北段）[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71-72.

[4]徐炳顺.扬州运河[M].扬州：广陵书社，2011：15.

[5]单树模.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7.

[6]张煦侯.淮阴风土记[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485.

[7]张煦侯.王家营志[M].荀德麟，点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221.

[8]王光柏，程景韩.淮安河下志[M].荀德麟，等，点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23.

[9]刘健.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M]//谢纯.漕运通志.荀德麟，何振华，点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302.

[1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515.

[11]吴敏道.新开宏济河诸公生祠祭[M]//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台北：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84：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