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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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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谈翻译。

关于傅雷，多的是感动。联想到他与钱钟书夫妇的好交情，即是后天之耕耘与先天之资质。很多译稿一改再改，终极版确是回归了最初的译本。雕琢之工，终不敌直觉之准。语言本身，在乎习惯与感觉，而文法次之。
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达到迻译。
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
艺术为本，技巧只是手段。没有技巧，提高不了作品的艺术性；有了技巧，卖弄文笔，喧宾夺主，也会破坏艺术的完整。
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
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了解是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尺度是我们的艺术眼光，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只是一厢情愿。
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在于重心的安排。
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译成"心灵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正伟大的心灵"不可。
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

煦良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0，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0。
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不失为中文，
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的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作，我敢保证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
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
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我们翻译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人真是"经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鲁迅
魏文帝曹丕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翻译也是如此，"意"即内容，意思，"气"即语气连贯，文字流畅，结构严密。
阅读巴尔扎克《奥诺丽娜》，并以此为诫，不要重蹈书中人感情纠葛的覆辙。
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家是孤寂的，往往身不由己，在冥冥中受制于一种任性的力量。
杨绛讨论翻译的文章：《失败的经验》。
凡是idiom,倘不能在译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出来。因为照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译者百分
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变成intolerable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
在翻译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例如某一些形容词是某位作家所常用的，但是由于原文与译文两种语言的差异，在原文中形容词与名词之间顺理成章的搭配，一到译文就不伦不类了。经验丰富的译者，必须用丰富的词汇作为后盾，来应付原文的词语搭配。
这里重点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反复阅读与体验，化他人作品之实为我体验之虚---思想、情感、气氛、情调等等，也就是克服译者与作者，译者与作品之间的时空差、智能差、风格差以及情感差。
罗曼罗兰《超乎混乱之上》。
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始就奴颜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止的扩张下去。
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之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的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
哪个孩子缠于烦恼，做父亲的便建议"多听听贝多芬第五，多念念克里斯朵夫里几段艰苦的事迹，可以增加你的勇气。
文学欣赏、文学评价只不过是从各种各样立足点出发在审美上的各取所需、各取所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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