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

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在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中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历史进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的统一、抵抗侵略与向外国学习的统一、炽烈的报国之志同冷静探索强国之路的统一的历史特点。

　　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的统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推向了沉沦和毁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就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主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的一些爱国主义者,无不具有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悲愤地指出:“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

　　近代的爱国主义者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的忧患意识同炽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紧密地交融在一起。梁启超的一段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二者的联系与统一:“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

　　前些年,有人也曾大肆鼓吹过所谓的“忧患意识”,不过,他们同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们不同,实际是在“忧患意识”的旗号下散布民族虚无主义。他们扬言,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性,只有奴性”,因此只能“全面否定”,他们抱定的只是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的诋毁。

　　二、抵抗侵略与向外国学习的统一

　　大力提倡爱国主义,会不会导致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民族虚骄心理的复归,甚至重新走闭关锁国的老路,影响改革开放?这个问题,近代爱国主义历史发展的具体实践,已经作了清楚明确的否定回答。

　　林则徐对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谱写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第一曲乐章;同时,他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深信为了有效地抵抗侵略,必须知己知彼,了解西方。他通过同外国人的直接接触和阅读西方书报,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史地等方面的知识,并辑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资料。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在林则徐的启发、影响下,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个主张简洁明了地表述了抵制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长技”的相互关系。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在上世纪的最初10年中,逐渐成为爱国运动的时代主流。爱国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的一个最主要也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曾经郑重宣称:“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他们针对有些人认为既讲爱国,就不应该向自己的民族敌人学习,“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的论调,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反驳。如著名爱国宣传家陈天华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住他吗?”

　　应该承认,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把抵抗侵略同学习外国截然对立起来的历史现象,如与戊戌维新运动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曾经为了对抗“洋鬼子”的侵略而否定、排斥一切外国传来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这种情况,不过是近代爱国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段插曲,并不代表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和主流。

　　如果说近代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爱国主义者,都能正确地处理和对待抵抗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政治、科学文化的关系,那么,对一直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然就更应当把弘扬爱国主义同坚持改革开放辩证地统一起来。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实现这个空前伟业,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注意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敢于和善于吸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这也正是一个民族具有自信心的表现。

　　三、炽烈的“报国之志”同冷静探索“强国之路”的统一

　　具有炽烈的“报国之志”的爱国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果以单个的个人来说,不论其事业有多大的成就,从“救亡”这个近代爱国主义的主题来衡量,似乎都是“无力回天”的悲壮的失败者。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在近代社会,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始终同对于“强国之路”的艰难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的一步步提高,爱国主义的内容也一步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19世纪末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曾经尖锐地批评洋务派,说他们虽然在学习西方、推行变法中起过“革路开山”的历史作用,但他们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尖锐地批评成为立宪派中坚的康、梁等人,指出:清政府是卖国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对待这样一个政府是什么态度,是推翻它还是维护它,正是真爱国与假爱国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康、梁等人一面讲爱国,一面又支持清政权,“尚作立宪幻梦,爱国盲谈”,这种矛盾灭裂的行径,“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康、梁从指责别人高唱“爱国”实则“害国”到被别人指责为高唱“爱国”实则“害国”,这种急剧的变化,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爱国主义必须同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方向结合和统一起来。

　　到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们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在历史上第一次从革命立场阐明了爱国与“忠君”的区别,旗帜鲜明地提出是“爱大清国”还是爱“中华国”的问题,把爱国与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统一起来。

　　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却并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正确道路。经过伟大的“五四”运动,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唯一能够救中国的历史道路。从那以后,随着革命性质的变化,爱国主义也发生了新的升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部中国近代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创业目标,在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中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升华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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