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轶事

柳永轶事

　　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51岁时，柳永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屡遭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对此，不予置评。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出殡时，东京满城名妓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谢玉英为他披麻戴重孝，两月后因痛思柳永而去世。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亦称为“群妓合金葬柳七”。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宏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而且还把他的风流生活写进词里：“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罗绮丛中，笙歌筵上，有个人人可意。”“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仍携手，眷恋香衾绣被。”（《长寿乐》）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此行考中进士的目标，只是他“自负风流才调”，自信“艺足才高”，“多才多艺善词赋”（《击梧桐》），没把考试当回事，以为考中进士、做个状元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曾经向可以的心上人夸口说，即使是皇帝临轩亲试，也“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不料事与愿违，放榜时名落孙山。他沮丧愤激之余，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你皇帝老儿不让我进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词坛上叱咤风云，难道不是一样的辉煌？正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功名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再度的失败，柳永真的有些愤怒了，他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柳永创作的新声曲子词，有很多是跟教坊乐工、歌妓合作的结果。柳永为教坊乐工和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凭借通俗文艺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开始萌芽，为后来“职业”地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才人开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这段人生中，他并没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还是想要功名的，他还是希望走上一条通达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或是去漫游，或是辗转于改官的途中。漫长的道路，漫长的希望与寂寞中，柳永写下了大量的羁旅行役之词。这类作品向来是受历代学者称赞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载：晁无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 《八声甘州》就是一首羁旅行役之词。清人陈廷焯《词坛丛话》也曾说：“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柳永的羁旅行词约为60首，占全词的近四分之一。羁旅题材常用于表现文士追求功名不果后的心情与思绪，因而柳永的羁旅行役词也透着浓厚的文人气质，这种气质多表现为或用羁旅词书法怀古之志，如《双声子》（晚天萧索），或用羁旅词表现追求功名的封建士大夫的失志之悲和飘零的孤独，如《归朝欢》（别岸扁舟）和《轮台子》（一枕青宵）。然细细品读柳永的羁旅词，却会发现这类词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夹着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调，一方面剪不断与歌妓的相思和缠绵的回忆。试看《雪梅香》一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词一开篇就写萧瑟的秋景引发了自己的悲秋情绪，而这种情绪，和当时的宋玉应是相同的。以开创悲秋情结的鼻祖宋玉来写这种悲，更体现出满腔才华的人走向衰老时对年华已逝无可挽回而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完成时的那种悲凉和悲痛。柳永科举屡次失败，到头来虽做得一个小官，并没有开拓出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加上改官曲折，升迁无望，柳永内心充满了对人生和生命的感叹。“危楼”、“孤烟”、“残叶”、“楚天”和“斜阳”等景物更深刻展现出当时景色的萧索。而这景色却是和作者内心的感情相吻合的。

　　正如叶嘉莹女士在《唐宋词十七讲》中所说，柳永的这类词成功的将词境“从春女善怀过渡到秋士易感”，真正写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悲哀。词的下片即转向了思念。“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柳永在风中思念着他爱的人，同时也想象着对方对自己的思念，她应是愁容满面，眉头深锁。这样的思念写得很真切和诚挚。然而下句立刻就转到了“雨迹云踪”，自宋玉《高唐赋》开创了以“云雨”这个意象隐喻男女的欢爱之后，“云雨”一词也就成了男女之欢的代名词。此处“云雨”即是此意。柳永一思念佳人，就想起当年欢爱的场景，这几乎成了柳永词中的一个通病。

　　另一些羁旅词中，柳永虽未提及云雨，却提起了同样让文人雅士不耻的秦楼楚馆等烟花之地，提起了貌美如花的歌妓。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京师的时候，柳永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和歌妓一起度过的，并且那些歌妓给了他无数欢快的，让他感到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美丽回忆。日后怀想起的事和人总是生命里让自己难忘的，给自己安慰的，在落魄时给自己救助的。柳永也如此，在征途中，他唯一能忆起的，便是那些在他不如意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烟花女子。一个作家的经历决定了他创作的格调，正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给了柳永那样坎坷经历，让他不得不以烟花场所为港湾，因此我们便不能苛求柳永写出如“大江东去”那样具有雄心抱负的句子。他能想起和描绘的，只能是年少时嫣红的记忆和记忆中的人，如《鹊桥仙》（届征途）。

　　出身儒宦家庭，却拥有着一身与之不兼容的浪漫气息和音乐才华的柳永，一生就在这二者之间奔波忙碌。他迷恋情场，却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乐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间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与儿女柔情的结合。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无暇去关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忧患，而是侧重于对自我命运、生存苦闷的深思、体验和对真正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执着于对功名利禄、官能享受的渴望与追求，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命运艰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着拖着一条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柳永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编辑本段趣闻轶事

奉旨填词柳三变

雨霖铃中的晓风残月

柳永中了科举，不曾想到他作的《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一句惹了皇帝，丢了官职。众所周知，进士是要皇帝御笔批准的，然而这词一日传到了宋仁宗耳朵里，宋仁宗很生气，便把柳永的名字从中榜名单中抹去，笑骂：“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落榜后，柳永自称：“奉旨填词。”奉旨填词，何等潇洒！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柳永与青楼名妓的爱情故事

北宋仁宗时，有位名妓谢玉英，色佳才秀，最爱唱柳永的词。柳永才高气傲，恼了仁 宗，不得重用，中科举而只得个馀杭县宰。途经江州，照例流浪妓家，结识谢玉英，见其书房有一册“柳七新词”，都是她用蝇头小楷抄录的。因而与她一读而知心，才情相配。临别时，柳永写新词表示永不变心，谢玉英则发誓从此闭门谢客以待柳郎。

　　柳永在余杭任上三年，又结识了许多江浙名妓，但未忘谢玉英。任满回京，到江州与她相会。不想玉英又接新客，陪人喝酒去了。柳永十分惆怅，在花墙上赋词一首，述三年前恩爱光景，又表今日失约之不快。最后道：“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赋，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谢玉英回来见到柳永词，叹他果然是多情才子，自愧未守前盟，就卖掉家私赶往东京寻柳永。几经周折，谢玉英在东京名妓陈师师家找到了柳永。久别重逢，种种情怀难以诉说，两人再修前好。谢玉英就在陈师师东院住下，与柳永如夫妻一般生活。

　　后来柳永出言不逊，得罪朝官，仁宗罢了他屯田员外郎，圣谕道：“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从此，专出入名妓花楼，衣食都由名妓们供给，都求他赐一词以抬高身价。他也乐得漫游名妓之家以填词为业，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编辑本段柳永后史

众说纷纭

　　由于官方正史《宋史》中没有柳永的传记，当时文人学士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柳永的记载，所以连柳永的生卒年限都没有定论。而现在所有关于他卒葬地的说法都来自宋人和清人的笔记，且是零星记载，传闻各异，要下一个定论，就更难了。这也是词人的悲哀！但换一种想法：这也是词人的一种荣幸，让更多地方的人记住他、关心他！幸与不幸竟在一念之间！

柳永画像(14张)

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但查了一下资料历来文学史家均语焉不详。宋代以后各家记载，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纳起来，其说有四：

一、卒葬湖北襄阳说

　　宋祝穆持此说，祝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也叫“上风流冢”。渐渐形成一种风俗，没有入“吊柳会”、上“风流冢”者，甚至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二、葬湖北枣阳花山说

　　宋曾达臣（敏行）、元陈元靓持此说。曾在《独醒杂志》中记载：“耆卿墓在枣阳县花山，每岁清明词人集其下，为吊柳”。陈在《岁时广记》中亦载：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县花山，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枣阳县志》记载：“宋词人柳耆卿（即柳永）墓在兴隆镇花山”。据说柳永晚年游历到枣阳，与教坊乐工和歌妓为伴，靠作曲填词度日，后来死在枣阳兴隆一带，还是歌妓们凑钱将他安葬在兴隆镇西北3公里外的花山上。

三、葬北固山或银山说

　　宋叶梦得（少蕴）持此说。叶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于何处？叶梦得未提及。据传北固山下有已湮没的柳永墓。但明代正德《丹徒县志》有“屯田郎柳永墓在（丹徒）土山下”，万历《镇江府志》不但有同样记载，而且记载了在土山下发现的柳永墓志铭残碑的部分内容。元代镇江籍学者俞希鲁所撰《至顺镇江志》卷七说：“土山，在县西江口，俗呼竖土山（唐刘禹锡诗：‘土山京口峻’）。旧与蒜山相属，今改名银山。”而北固山，东晋以来就很出名，人们并没有称它为“土山”的。可见，柳永墓所在的“土山”，就是“银山”（今天镇江五十三坡下仍有叫银山门的地方），就是云台山北面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北固山。清代镇江籍词人赵彦俞有一首凭吊柳永墓的《琵琶引》词，上段开头就说：“芳草西津，那堪问，故里清明时节。”中间又有“春去也，荒坟一掬”等语；下段更有“惟有土山深处，记王郎碑碣”（指柳永墓残碑）等语。从中可以看出，柳永墓所在的“土山”，是紧靠“西津”（即西津渡）。这首词，既是柳永墓“在土山下”的旁证，更是“土山”就是“银山” 的明证。清代考据家叶名沣在《桥西杂志》中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的故乡是福建崇安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纪念馆一块与柳永铜像齐肩的长方形石头，上面刻写着：“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几个大字，下面还有几行碑文写着：“公元二〇〇四年九月，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柳永仙冢抔土自镇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载游子今朝还乡，一代词宗魂归故里”。

四、葬仪征说

　　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却提到了：“相传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今仪征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仪征古名真州，柳墓在仪征仙人掌。

　　王士祯在《真州绝句》中还又一次提到：“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诗文相互印证，当不致有误。但有一点存疑，仪征四郊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不知王士祯以柳墓在仙人掌何据？

　　明《隆庆仪真县志·免谈考》载：“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清《嘉庆扬州府志·冢墓》亦载：“屯田员外郎柳耆卿墓在仪征县西七里近胥浦”。据此，柳永墓在仪征胥浦较为可信。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 “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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