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董事长的励志故事

　　华为董事长的励志故事1：

　　1988年，深圳。同样是从国营单位离职的王石，已经靠倒卖玉米，科教仪器发了大财。1988年，王石把自己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更名为“万科”，正式洗白。同年12月，万科发行中国大陆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正式涉足房地产行业。此时的王石不会想到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另一位中年创业者才刚刚搭起两间简易房舍。

　　历史有着惊人的戏剧性，与万科第一批上市不同，后面这家公司后来也成长为千亿规模，但至今未上市。而另一个截然不同是，跟万科吃定国内市场不同，这家企业是典型的“出口转内销”。他们从开始就没享受到什么特别的“政策红利”。这名后起创业者叫做任正非，而这个公司叫做华为。

　　1988年，王石37岁，已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而只十几公里之外的简易房里，刚筹集了两万一千元的任正非正准备创业，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

　　英雄莫问出处。话虽这样说，但迟暮真是英雄的天敌。44岁，任正非不但老了，而且被开除，被离婚，从部队转业干部到国企高管，最后到一撸到底，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历史总是要通过这样决绝的悲情成就一段佳话，后来无数的传记这样记载那段故事，“1987年，任正非因为工作失误离开南油公司，被逼着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1987年，也是一个草莽英雄起家的年代。1987年，宗庆后靠借来的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海校办企业经销部，并开始蹬三轮卖冰棍。1945年出生的宗庆后，这一年刚好42岁。

　　去MIT的张朝阳遇见了尼葛洛庞帝，他们是最早投资中国互联网的人。杭州师范毕业的马云创办了海博翻译社，开始了曲折的试错过程。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被迫辞职，离开了转业后分配到的南油公司。是下面这段文字激发我研究1987年的深圳，1988年的中国和这两年的任正非。“一个44岁老男人，经营中被骗了200万，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曾求留任遭拒绝，还背负还清200万债。妻子又离婚，他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借钱创立了华为公司。已过了冲锋势头，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看谁都比他强的一个人，逆袭成功。用27年把华为带到通讯行业世界第一位置。如果是你也有类似，今天你在哪里呢。”

　　翻阅目前市面上的任正非传，基本上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有根据的。但后半部分有刻意曲解的成分。任正非当时是有一点

点资本的，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也并非孤家寡人，他从南油退出时已经官至副总经理。而且他处在管制最为宽松的深圳，当时他跟王石一样，靠倒卖产品差价获得第一桶金。而且他们都赶上深圳最适合创业的年代，1988年，那不过是中国的“五月花号”把全中国最不安分的人都带到了这个国境线最南端的小渔港的时候。

　　为了说明一个人的传奇其实并不必附会他的苦难过去，并非苦难越多越能衬托一个人的成功意义。44岁的任正非，并不比70多的褚时健缺乏励志性，那些触底反弹的故事只要让人们明白触底不一定会跟着反弹就够了，而不用一直强调底有多深多长。

　　任何人，如果灾难足够长，困难足够多，命运足够惨一定是可以被打倒的，所谓活下来的人，三分之一靠努力，三分之一靠人品，三分之一靠运气，概莫能外，缺一不可。后代人写历史，不应老盯着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这会教坏年轻人，因为大部分走投无路的成功说到底不过是靠了运气之手在背后推了一把而已。

　　一个和谐的社会，要靠制造历史并活跃在当下的上一代来鼓励，比如林肯最好的鼓舞对象是1800年代的年轻人，而任正非，王石，宗庆后，马云，鼓舞的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曲折离奇且经过了足够的时间考验，远比你看到现在任何互联网+的一夜暴富的传奇有参考价值的多。

　　若成功太容易，它的深刻性和参考性就可能不足。同样是成功者，陈天桥和史玉柱可能恰好只是在对的时间抓住了对的行业。“恰好”是统计学里的概率问题，不可能人人学会。

　　倒是任正非这种不屈服和不放弃能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动力。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每一个有追求但身陷囹圄的年轻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想想任正非，你应该还没有他那么惨吧，至少你还有青春，还有宽松的社会环境，还有再来一次的可能。

　　相信历史总不缺乏再一次的巧合，只是到那个时候，能不能问自己一句，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份，当时的你在哪里?跟谁风云际会?

　　华为董事长的励志故事2：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头的任正非没有想到，好运气即将降临到自己和这个国家身上。

　　改革开放已近10年，全国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就在那一年，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变得十分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

比较富裕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计划，但是似乎和任正非还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一年他43岁，从部队以团副的身份转业，来到成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在这里，先他而来的妻子成为南油集团的高管，却最终结束了两人的婚姻关系。任正非自己还只是南油集团下属的一个电子公司的经理，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而言，接下来的人生似乎只有可以想见的平淡无波。然而和所有始于那个年代的创业故事一样，机会从天而降，任正非的人生道路从此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给1987这个本来相对平淡的年份，加上了一点重量。

　　故事的开始方式很深圳。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深圳华为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凭借特区一些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任正非本人也是通信技术的门外汉，他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父母是普通教师，他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专业是暖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可能使他成为中国比较早用上电话的人，却远不足以令他对这个产业有深入了解。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天上掉下一块东西，人们觉得只要是馅饼就已经喜出望外了，实际上天上掉下的是块金子。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熊秉群先生在总结中国电信产业30年历程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的电信产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这个阶段里各个企业以购买国外的设备或者是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进行发展。正是有了这些合资企业，才使国内的制造企业数量有了一定的增加。第二个阶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就是在程控交换机方面的突破。“虽然程控交换机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的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通过六五计划、七五计划研发出了中小容量的程控交换机，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些成果，要转化为产业，特别是成为商用化的设备，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第三阶段，就是进入21世纪的通信产业突飞猛进发展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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