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养生思想

发布时间：2014-05-07 21:50:4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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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养生思想

刘文婷

中医药大学语言文化学院2012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天津300073

摘要：医生为“儒医”，儒也，读书人也。所以历代文人与中医药关系十分密切。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同时他酷爱中医药学，尤其在养生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在儒，道，释三种思想的影响下，苏轼形成了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人生态度也得益于苏轼的养生思想。

关键词：苏轼养生思想

苏轼可谓少年得志，可是官运不济，他一生从政约四十年，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坎凛起伏地度过的。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支持王安石变法。由于苏轼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元丰三年（1080），御史官员从他的诗文中搜索材料，牵强附会，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次年被贬谪，“安置黄州”（今湖北黄冈）。此后，苏轼又几经沉浮，先后被贬于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今海南省）。苏轼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不断地贬谪中度过的，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可是他传递给我们的仍是旷达乐观的心态，不屈不挠的精神。正向东坡先生在北归时对岭上老人说“鹤骨霜鬓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人回？”豪情溢于言表，我们不得不惊叹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点和他的养生思想密不可分。

苏轼的养生思想是成体系的，也是比较全面的。著《养生论》、《问养生》等。他认为养生有三戒：一戒急躁。急躁是修身养性之大敌，急躁则心烦，心烦则意乱，意乱则神散。躁则多怒，怒则伤肝。急躁者，坐不宁，立不安，难以养性。所以，欲养生者，切忌急躁。须知，静则得之．躁则失之。二戒阴险。阳奉阴违，口蜜腹剑，心狠手毒之人，难以养性修身，修身应以德为先，养性要以善为本。阴险之人，权欲过盛，世事烦扰，心不能静，神不得安，怎能静心养生?三戒贪欲。人有七情六欲，无可非议。欲要有节而不可纵也，纵欲乃为养生之大戒。人之欲．无尽无休，如不节制则百病丛生。古人曾云：“膏粱之变，足生大丁。”意思是说，如果嗜食肥美厚味则容易引起大的疾病。后人为其编纂的12卷《东坡养生集》详细记载了他的养生经验。

一、思想乐观，潜心养性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情绪不仅对人的心理健康有影响，且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有直接的影响。一个人若是心情愉快、舒畅，生活态度乐观、豁达，则人体免疫功能活跃、旺盛，可减少疾病感染的机会。前苏联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巴甫洛夫说：“愉快可以使你对生命的每一跳动，对于生活的每一印象易于感受，不论躯体和精神上的愉悦都是如此，可使身体发展、健康。”然而在900多年前的苏轼早就认识到了心理疗法的重要性。在《问养生》中，通过“问养生于吴子”来论述了“和”与“安”的养生方法，这是一种以内因为主，重视精神情志的调节。主张“论八珍而不咽，言粪秽而不唾” 的自我调摄方法。这与《内经》“恬淡虚无”的养生观实是一脉相承的。在《论修养寄子由》中，苏轼强调养生必须无思无念，悠游自得，顺应机缘，使自己的性格更加开朗。只要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养生的目的就能达到。这无疑具有明显的超脱世俗的佛家养生思想。晚年，在流放海南期间，他在身处“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恶劣境地中，仍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对待，保持愉悦心境，乐观地生活着。苏轼以此精神对待人生的一切不如意。遭遇挫折时，他告诉自己不要流泪，悲伤弥补不了遗憾，要坚强，要迎难而上。

二、积极锻炼，练习气功

苏东坡还非常重视身体锻炼，强调要动静相结合，才能养生长寿，他主张动 “能逸而能劳。苏东坡对动作了分析：为什么达官贵人很容易生病，而平民百姓很健壮呢？他是这样认为的：“夫风雨寒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贵人深居简出，行则坐轿，寒则厚衣，养之太过，所以易受寒暑；农夫小民，不问严寒酷暑，劳作于田间，劳动的锻炼使得他们祛病延年。正是因为他对动的重视，所以他经常登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为后人传诵的佳句。由于他对劳动的重视，一生勤于劳作，即使在63岁被贬琼州，也还亲自开荒种地。留有“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诗句，对后人启迪颇大。

　　在重视动的同时，苏东坡还推崇静。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心静，不要胡思乱想，自然就能“心平气和”。在《东坡养生集》中有记载：说他每天天刚亮，就立即起身，盘腿而坐，练我国传统的保健功：先叩齿数十下，随后吐故纳新，待气满腹，再徐徐吐出。然后按摩涌泉穴、眼面及耳项，直至发热，最后梳发百余次。他在一文中写道：“此法甚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胜之服药百倍。”并推崇静坐养生法，有诗为证：“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他的静坐养生法要求坐姿端正、头颈正直、下颏微收、含胸拔背、垂帘，全身放松，排除杂气，自然呼吸，守神静志，意守下丹田。这和现代的静坐要求一致，是一种良好的休息养生方法。苏轼对气功也颇有研究。他认为，练气功首先要心静，不要胡思乱想，要心平气和。他极力推崇静坐养生法，在诗中写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在《苏沈良方》一书中，记载有苏轼编创的一套以闭息内视、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静功养生法。《上张安道养生诀》是苏轼炼气养生文章中，最为重要和具体的一篇。所介绍练气方法，要点有四：一，持之以恒; 二, 闭息，扫灭杂念；三，纳心丹田；四，力戒“急躁、阴险、食欲” 三疾。这些经验和方法是苏轼对医学气功学说的重要贡献。不外静心、调气、定势，以达到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精神无养的目的。并从佛学、医学的角度，阐述了这种练功的道理及具体作法。具有较高的医疗保健价值。此外，还有《续养生论》是苏轼综合春秋末期的郑子产及汉。翼奉《论六情十二律》中有关养生之论。用道家铅汞龙虎说、孔子“思无邪”说及一些佛家理论进行阐发，进一步用医学中人体五脏的五行生克乘侮关系，从理论上论证练气养生的机制，对学习气功疗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注意饮食，服食导引

苏轼对饮食方法也非常讲究，他在《养生说》中谈到：“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苏轼认为，饥饿以后再进食，即便是粗茶淡饭，其香甜可口会胜过山珍海味。吃饭时不要吃得太饱，如果吃饱了还勉强进食，即使美味佳肴放在眼前也难以下咽。过饥过饱都会使人生病。饭后一定要散步，要始终让肚子是空的。正确的饮食方法不仅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还可以延年益寿。

苏东坡主张少吃肉，说“甘腻肥浓”是“腐肠之药”，并使人肥胖：认为用少量的肉与蔬菜同炒，吃了会使人不胖不瘦，保持健美体形。同时，他还认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比吃肉更重要，从而主张在他住的周围要广植竹木。民间广为流传一首他饮食长寿的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苏东坡认为饮茶可“除烦去腻”，对人体大有裨益。故他提倡“每食已，即用浓茶漱口”。他认为：“食后用浓茶漱口，一是烦腻即出，而脾不知；二是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剔。”苏东坡对酒的养生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他说：“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大意是说酒只要饮得适量，是可以养生的。苏东坡除了饮名酒之外，还精心酿制、经常饮用药酒，以祛病健体。在惠州，他用木桂、菌桂、牡桂之类药材浸泡成桂酒，还在《桂酒颂》中博引历代本草和医学家关于“桂”药的药用功能的论述，确信常喝“桂”酒能“御障”。正是因为他对各种养生酒有不解之缘，所以他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的艰苦环境中，能免时疫、拒障伤。由此可见，酒确有通血络、温脾胃、润肌肤的养生之功。服丹养生之风由来甚古，直至宋代仍很盛行。如《太平圣惠方》就记述了四十余种丹药的制法和服法。苏轼亦深受影响，并深信服石养生及神仙之说而于叱道用心甚多。他的同代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即言：“苏子瞻亦喜言神仙”，还记载一则故事：某方士自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术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苏轼不觉其妄，而“书帖且荐其有术”。苏轼的有关著术有《神仙补益》、《谷子煎法》、《书辟谷说》、《记丹砂》、《记松丹砂》等。在神仙补益一文中，记述了王仉丹砂富含传奇色彩的治疗验案，并详述此丹的制作过程；在《谷子煎法》中，认为赤谷子熟时绞汁，煎如稠汤，和丹砂服用，有益气补元之功。《记丹砂》是苏轼“读《本草》偶记”之文。对唐代尔朱道士成仙之说津津乐道。《书辟谷说》却是苏轼借晋武帝时的一则传说即每日早晨引首东望，吸吮初升之阳光清气，从而达到辟谷的目的。并说要与幼子苏过“共行此法”。但考苏轼一生，并未练成“辟谷之术”。此外，苏轼对食疗、药膳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强身养生之法亦有不少诗文记述，并也时能身体力行。如常为人所称道的：“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 不可居无竹”、“ 不可食无鱼”，“ 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以及睡眠的“姿当、按摩、定心、准时”八字诀等等。

四、医学知识丰富

据《宋史》记载苏轼“比冠，博通经史”，他对“脏腑” 有较深的观察研究，为驳正当时谬说，著《论脏腑》一文，谓：“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 “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分入二喉哉？人讵有咽，有喉二者而巳，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其论述与现代解剖生理学相符合。苏氏在八百多年前能有此认识，堪称难能可贵。就其文坛巨子的影响，也是一般医家及文人学子不能比拟的。此外，苏轼还在本论中纠正了古方书中关于服某些药后直接附着某脏某腑的说法：“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皆不可食，食之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认为饮食兹物进入胃肠之后，经气化，其气味透达人体各部组织器官，发挥其作用，而糟粕经二便排除体外。“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骨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其质岂能到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此论精到正确。对于脉学，苏轼在《求医诊脉说》一文中言道：“脉之难明，古今所病也。。。。。。。医之明脉者，天下盖一二数”。极言诊脉之难。但“和扁不世出，病者终不徒死”何也？他认为必有“因其长而护其短耳”。反对一病人“多秘所患以求珍，以验医之能否”。这种迷信脉珍并把脉珍作为考验医者工拙的做法，使医者“索病于冥漠之中，辩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其结果往往是轻则不效，重则不救，殊不可取，认为有疾求医，“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吾求疾愈而己。岂以困医为事哉”？苏轼这种不以困医为事，不把切脉绝对化的观点，正符合《素问。征四失论》所言：“诊病不问其始犹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叱，卒持寸口，何病能中”？苏轼的认识，正是他对医经理论有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