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被认为是不缺钱的中国银行，在今年6月却露出了破绽。
首先中枪的是两家中型银行的翘楚——兴业银行和光大银行。6日当天，两家银行间高达千亿交割违约传闻袭来，当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全线飙升。6月20日，市场上曝出央行向工商银行注资500亿元，及另一国有银行由于流动性紧张发生资金违约等诸多传闻，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幅上升至13.44%，而银行间债券的隔夜回购利率也一度触及30%的历史高点，而通常这两种利率均在2%-3%左右。
从表面上看，这次钱荒的发生完全是一场“意外”。四、五月份是企业纳税的高峰期，加上银行准备六月底的存贷比检查，以及6月初端午节假期，这些都加大了现金需求。在资金供给方面，外汇流入规模大幅放缓。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5月份结售汇顺差为人民币660亿元，低于今年前四个月3,770亿元的平均水平。但是，难道以前就没有遇到过这些“意外”吗？不，不能用这些市场的意外波动来解释这次波及到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六廿惨案”。
按照专家的观点，现在是不缺钱的。5月末，我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104.21亿元，位居世界第一；存款准备金约为1.5万亿，据说也远远超过了正常清算支付所需。但是现实却是6月20日当夜无人能眠，各银行之间疯狂抬高隔夜拆借利率，最终酿成了这场“六廿惨案”。现实给了专家一个响亮的耳光，可见市场的判断并不是以资金是否充裕为标志。事实上，尽管银行手中握有大把的存款，但是这些资金从来都没有沉睡在仓库中，而是以信贷、理财产品等各种金融产品的形式存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其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获得利润。从2006年到2012年，信贷总量从22.52万亿增长到62.88万亿，增长了1.79倍，是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1倍。2012年，仅个人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就达到了24.7万亿元，是2006年0.4万亿元的61.8倍，这部分资金又通过信托、债券等渠道进入投资领域。不管是信贷还是理财产品，终究是要获得利息的，如果没有利息，放出去的贷款就彻底成为了银行的坏账，而理财产品则将无法销售出去而实现聚集资金。但是利息又从哪里来呢？
答案很明显，所有这些利息只能来源于非金融行业的生产利润，来自于社会化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随着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理财产品的急速扩张，资金的利润压力也在不断积累。从2006年到2012年，信贷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6%，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更分别达到31.7%和19.9%。这些信贷资本最终都被投放到了生产行业中以获取利润，2007-2011年，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保持在12%以上，其中2009年甚至高达30%。然而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断下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最高峰12.1%一路下跌到2013年第二季度的7.6%。与此相伴的是利润增长速度的放缓，沪深股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利润的增加速度在2010年达到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点，为51.7%，随后则不断下滑，到2012年则只有3.2%，而非金融保险行业的2012年利润则是负增长6.3%。在投资增长速度超过利润增长速度后，资本的利润率必然下降。统计了2007-2012年沪深股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资本税前利润率，2010年达到金融危机以后的最高点14.6%，随后就一路下滑到2012年的12.4%，而扣除金融和保险行业后的平均资产税前利润率的最高点也不过7.9%，2012年更只有5.9%，甚至比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还低。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信贷和投资出现了一轮热潮，这一方面得益于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的企业破产为市场腾出了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当时政府主导的信贷扩张政策。2009年，国内的信贷规模增长了31.7%，货币供应总量（M2）增长了28.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从2003年到2009年的7年中，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在23%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86万亿元，是1996年到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9倍，投资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02年的37.52%一跃升至2011年的65.98%，7年的投资增速高达27.9%。然而，固定资产本身是不能创造任何利润的，只有当固定资产吸收了工人的劳动之后，才能生产出新的产品，创造新的利润。固定资产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高，意味着用于雇佣工人的资本比例就越小，尽管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利润的增长，但是依然无法抵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下限，例如接近和低于贷款的利率时，资本进行投资的动力就消失了，扩大再生产甚至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整个生产体系的产能过剩突然从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部分资本沉淀在固定资产中而无法动弹，钱消失了！
既然钱荒的本质是利润率的下降，那么老板对此的直接反应就是要提高利润率嘛。利润率怎么提高？一般而言就是一边让工人加班干活一边裁员和降低工资。
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劳资纠纷正处于高发态势，每年发生的30人以上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约300宗。广州市人社局副局长陈建龙承认，“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不得不降低待遇、甚至裁员”。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刊载的富士康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素材。深圳富士康从去年开始严格控制工人的加班以控制工资，今年一线工人的工资更是一分钱也没有上调，而且还扣发了年终奖金和绩效奖，这些可都是工人的饭钱哦。按富士康的公开计算方法，一线工人只有2350元的底薪，再扣除社保190元，住房公积金120元，住宿费110元，只剩下1930元，根本不够在深圳生存。在控制工人工作时间的同时，则是通过轮岗以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据富士康工人的描述描述，富士康从去年开始要更高效的利用生产线，一部分员工需要面对跨部门的分流。“哪个部门业绩下滑，有多余的人力，就把这些多余的人力调配到其他部门进行支援，不再是某条生产线的员工，而是变得更加机动了。”以往富士康的工人在加班突击一段时间后还能稍微喘息一下，现在则是一个突击连着一个突击，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当然，对于个别落魄的老板而言，即使加强工资管理和提高劳动强度也不见得能增加多少利润，因为个别企业的利润实现与其在整个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利润能否分到手中不仅仅看创造价值的多少。在此情形下，停工甚至破产是老板无奈的选择。最近，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二季度末所有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6%，也就是21.4%的产能处于闲置停工状态。根据财政部的统计，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67%左右；水泥和平板玻璃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船舶工业全年产能利用率为50%左右。停工当然会让固定资产白白折损，当然会让资本沉淀而无法创造利润，但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停工总好过开工生产后却积压占款而实现不了利润。停工时间一长，个别企业在生产体系中不但不提供利润，反而还占用了其他企业的资金，则会被其他老板群起而攻之，这时往往只好关门破产，将资产拱手让人，为别人腾出一片天空。今年，“中国第一民营造船厂”熔盛重工造船厂全面停工，浙江台州最大的出口船舶企业向法院提交破产申请，美国电子产品排名前五的高飞电讯在华工厂全面停工，珠三角出现大量“僵尸工厂”。
而对于其他财大气粗的老板来说，钱荒就是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良机。近日，广汽集团、中兴汽车、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时东风汽车也与福建汽车达成了框架协议。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并购案件达到782起，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购并市场共涉及交易金额403.42亿美元，同比提高24.1%，环比涨幅高达121%，是中国购并市场有史以来交易总额最高的半年。在机械领域，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吞并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而在金融领域，四大银行则通过入股保险公司向更广阔的领域进军。
毫无疑问，在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在资本更加渴望利润的背景下，工人必然与老板之间要展开更加激烈的搏斗。2008年，南海工人在斗争中喊出了“重组工会”的口号，斗争目标不再仅仅局限在讨薪和涨工资上。而在2013年，工人则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生产体系本身，而不在乎什么合法非法。
2013年初，去年经过选举上台的欧姆工会主席遭到了工人责难，这成为了今年工人斗争的风向标。2012年3月，深圳欧姆公司工人以罢工静坐的方式提出加薪、提高福利待遇、调整休假机制以及重新改选工会等12条要求，而后在一场合法的工会选举中，欧姆公司制造部科长赵绍波走马上任。但是新上任的工会主席很快就让工人失望了，“工会成立的最初数月，工会的委员会忙于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而工人则认为，工会就是要“为工人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工会看来，“欧姆工会已经是一个合法的组织，我们不能随便去做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事情”，但是在工人眼中，这样的工会就是“跟资方亲如兄弟，不帮工人说话”。当然，工人的斗争从来都是以实际矛盾的发展而不是以合法非法与否为标准的。2013年2月，10多普通工人被欧姆公司裁员，选择了用“上楼”的方式表达抗议，而另外40多名工人的续约合同也被欧姆公司一改再改，矛盾一触即发。这些工人将矛头指向了合法选举出来的工会，向工人们散发了《罢免欧姆工会主席建议书》，争取其他工人的支持，共有106人在建议书上签字，这在近500人的欧姆公司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如果说欧姆工人对工会的责难还仅仅是“文攻”，所针对的还仅仅是生产体系的外围保障，那么北京和惠州的工人行动则可以称之为“武卫”。
2013年6月末，杰普莱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的工人将工厂围堵起来，连老板也一并被困在了厂中。由于“工厂一段时间以来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设备已经全部被老板打包，进行资产评估，公司也不再购进生产原材料，也没有现金进账了”，工人感觉事态不妙，恐怕公司要关门大吉了，那么拖欠的工资怎么办，失业后的经济补偿谁来承担？要是“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权”，恐怕十有八九是要打水漂了。工人的行动是直接而有效的，就是掐断公司的生产运行，堵住厂门，将老板“留在厂内谈判”。仅仅六天，公司就乖乖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无独有偶，惠州中技桩业公司的200名工人也自觉地将高管留在厂内解决问题，迫使中技桩业公司口头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
毫无疑问，这次钱荒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必然还将持续发酵，但是缓解的药方在哪里呢？
有人说，中国需要一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当然能够将若干固定资本化为灰烬，将资本集中起来，从而降低整个生产体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为其他强大的资本提供周转的空间。从这个意义来说，最近政府所采取的放开金融管制和拒绝财政刺激的措施，恰恰正是为了触发这样的一场经济危机。但是，这不过是将低层次的现实危机转化为了更高层次的潜在危机，资本实力的增强丝毫改变不了问题的本质，只不过将矛盾积累到了下一次危机中。
有人说，中国的城镇化是将来最大的红利。是的，尽管农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70%降到2011年的大约35%，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还处于非雇佣的地位，而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土地还没有成为资本。每一个农民成为工人，都意味着利润来源的增加，都意味着若干生产资料化为了资本，也意味着消费能力的提高。《金融时报》就正确指出，2012年2.2亿农民工的消费支出达到4.2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印尼和土耳其。而城镇化本身也意味着进一步将小所有者分化为少数的种粮大户和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将危机的本质进一步凸显出来。因此，城镇化本身并没有提供解决矛盾的方案，只不过为解决矛盾准备了基础。
最后，还有人将危机的解决希望寄托在海外扩张之上。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912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6亿美元，同比增长29%，其中有30%是通过并购方式完成，31%是由地方企业完成。资本的跨国流动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做大做强的中国公司也一样玩的风生水起。然而，频频出击的中国公司已经遇到了国外工人的抗击。2012年，投资赞比亚科蓝煤矿的老板被当地愤怒的工人围攻。资本转移到哪里，工人的斗争就延续到哪里，何况还有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同台竞争，危机扩展到了全球的每个角落。
算来算去，在目前的生产体系下，危机的缓解总是为下一次危机提供更充足的弹药。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60a26ad8b8f67c1cfad6b87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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