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纪实

香港回归纪实

1979年3月24日，麦李浩，英国驻香港第25任总督访华，会见了邓小平。回到香港后，他并没有透露此次访华的细节，他只转告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让香港的投资者们放心。此次来访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地各个媒体捕捉到了麦李浩此行的目的，那就是为香港归属问题投石问路，试探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就此开始，一场中英外交较量的世纪谈判即将开始。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当初香港是如何被一点点挖走的。1842年，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面积约78平方公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又失败了，再次签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九龙岛界限街及以南地区，面积约25平方公里。1898，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界限街以北地区，称为新界，总面积达975平方公里，租期99年，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1979年英国朝野各派意见五花八门，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可谓机关算尽。比较激进的一派认为，英国根本不应该做出任何让步，香港就应该完全拥有对香港的主权。更有异想天开者荒谬地以为，英国可以让香港独立，国际舆论一定会同意，即使中国再强硬，也不可能一意孤行，顶着国际舆论，“不撞南墙不回头”吧？英国人讨论得不亦乐乎，当然中国这边也绝没有闲着。在英国人讨论对华策略之际，中国领导人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出台了方针及政策，即“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提出，最早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方法，成为九条方针。主旨就是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中国政府与麦李浩会面后，结合香港实际情况，拟定了十二条方针政策。

当时香港的归属问题可以说人人皆知，并且这是很多老百姓饭桌上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很多投资者，他们也在密切关注香港未来的走向：不稳定的地区投资风险大，香港不稳，哪里敢投资？英国政府愈发担忧了。毕竟，投资者不投资，香港的经济怎么发展？英国政府决定，必须与中国在香港归属问题上来个了断，方式就是举行最高级别的谈判，而且越快越好，时间初步设定在1982年或者1983年。

距离1979年麦李浩访华已经2年了，英国最高领导人依然没有出面洽谈香港问题。

1982年，英国首相，后来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打赢了马岛战争，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目光甩向东方，直视香港。撒切尔凭借她敏锐的政治家判断力，认为到了正式出面的最佳时机，于是迅速准备了出行远东的计划，并开始执行。

终于，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到京。9月24日，两国元首正式在人民大会堂会面。撒切尔在座谈中表示，三个条约是有效的，必须遵守。同时她又近乎威胁地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邓小平针锋相对，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所有不平等条约，包括那三个条约在内的一贯立场。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铿锵有力，其中一句有录音，态度强硬，霸气十足：“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们敬爱的邓爷爷这句话很有意思，按照他的说法，英方必须在承认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前提下再谈香港应该归谁，可是哪有承认人家主权却又赖着人家地皮不走的呢？言外之意就是：少废话，必须还我！

根据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所载，撒切尔夫人曾以“英国希望在1997年之后继续治理香港，若双方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将会极大地提升人们对香港的信心”为由，力图说服中国方面。邓小平岂能买账，据撒切尔夫人回忆录所记，邓小平给她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可以收回香港。”这一句话，说得“铁娘子”愣住了，心说：怎么的？这还真想干一仗不成？

两国元首的这次谈话比原计划延长了50分钟，可见解决香港问题，绝非易事。第一次交手，无果而终。双方只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继续以外交手段解决香港问题，并且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两年内必须谈判出结果，否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我们的决定。尽管撒切尔夫人受到挫折，略显失落，不过在当晚的招待会上，她发表了致辞，认为此次会谈很有价值，令人振奋。然而在她的回忆录中却写道：“此次访华我去了颐和园。颐和园的“颐和”两字在中文里本是“宁静祥和”之意，可是这次访华却无法用这个词来形容。”

在本次会谈中，有两个人全程参与，一位是英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时任英国驻华大使的柯利达，另一位是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文晋。旁听了元首对话的他们俩很快被任命为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负责人，并开始磋商谈判议程。此二人棋逢对手，章文晋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英语水平高不在话下；而柯利达是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能言善辩，是个中国通。第二回合，开始！谈判刚开始，阻力即至：中方认为，英国方面要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前提下再谈判，而英国方面则不愿意把中国收回香港作为前提来谈，认为主权问题要看谈判结果，人家英方本来就是针对主权问题谈，你又不让人家谈，这岂不僵了？结果，半年过去了，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一直围着一个问题绕啊绕，连议程都没定，还怎么谈呢？

1983年的春天转眼就到了，英方可急坏了，最着急者莫过于撒切尔夫人了。如此僵持不是办法，情急之下撒切尔夫人搬援兵去了。结果居然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搬了出来。基辛格是美国“前朝重臣”，和中国打了多年交道，不过他也只是安慰道：“That’s just their way.（他们就是那个路子。）”这搞得撒切尔夫人一头雾水：哪门子路子？撒切尔夫人紧急召见柯利达，甚至召见了国防部长，想来硬的。最终经过讨论，还是决定和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写了一封她自己认为是得意之作的信，内容如下：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和英国议会及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这封信的精当之处在于，它既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又显得可以做出某种让步。中方读了此信，知道新的一页翻开了，即主权问题基本上不再是双方关注的焦点了，主要矛盾切换了。而中方的另一个名将，周南，上阵了，不过只是作为幕后的参谋。周南祖籍山东曲阜，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在联合国工作了十年，英文基础过硬，性格开朗直率，善交友，与柯利达私交甚好。

一日，柯利达请周南到大使馆官邸吃午饭，他知道周南爱喝酒，于是特别准备了上好的白兰地。酒过三巡，柯利达突然说了这么一件事：“其实现在所有问题的焦点其实就在一个冠词上面。”何出此言？原来中方提出的议事日程上面第一条叫主权移交，而用英语则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the”在英文中有特指之意，可以译为“此、这”。柯利达认为这么一写不就表明英国已经承认主权必须移交了吗？于是他建议把“the”改成“a”。千杯不醉的周南灵机一动，说道：“其实在中文里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英语里就有特指和不特指这一区别，干脆把冠词删了不就完了？”结果，议程问题在这样改动了一个词之后就不可思议的解决了。

1983年7月12日，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启动了。当天来自香港的记者一大早就堵在英国大使馆门口。他们备好出租车，一看到大使馆的车队出发，就坐上出租车紧随其后，甚至为了追上车队，有的记者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最终来到了谈判地点，北京东交民巷台基厂头条3号。当时中方代表团团长已经换成了姚广，章文晋被派往了美国。姚广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具有极其丰富的外交经验。英方团长则仍是柯利达。当时小小的会议室被记者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长形会议桌两侧各有6把座椅，除了双方的团长外，双方还各有5名成员。这一桌人那可是相当了得。中方6名成员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英方的官员里面有5个人会讲标准的普通话。12个人中还有两个人会讲流利的粤语。

根据柯利达的回忆，谈判非常正式，很严肃，轮到双方代表发言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是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第一轮谈判主要针对议程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双方只是走个过场，很礼貌，仅是作为一个开场白。可是到了第二轮谈判，气氛骤变，由和谐变得极具火药味。

每次谈判过后双方都会发布公报，各大报纸当然也会将谈判作为头版头条发布。我们可以通过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从侧面看一看谈判的激烈程度。《人民日报》1983年7月13日针对第二阶段中英第一轮谈判发表评论称“双方进行了有益的、具有建设性的会谈”；而第二轮谈判结束后，7月26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变成了“中英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谈判”；等到第三轮谈判第一次会议结束，《人民日报》的评论变成了“中英双方举行了会谈”。形容词数量为何递减？恐怕是因为谈判双方火药味越来越强，双方有理没理都力争说服对面，毫不妥协，才导致谈判进展缓慢，没有显著成效。

1983年9月，第三轮、第四轮谈判进行的很不顺利。这一回后果有点严重。地区的稳定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中英谈不妥，意味着将来稳定性低，这一下直接影响了父母那一代人政治课中学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当然这个说法过时了且不正确）——股票。双方只要谈不拢，香港的股票就会跌。24日，香港出现“黑色星期六”，股市暴跌，港元大幅贬值，物价飞涨，民众抛售港币，购进美元，抢购商品和物资。要知道当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中方从某个角度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香港要是崩了，最先遭殃的是你们英国，况且，我们绝对不会因为经济问题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最后果然还是英方坚持不住了，港元一旦崩溃，将直接影响英镑的地位。英方将港币汇率和美元挂钩，这才稳定住了局势。闹到这个份上，谈判也被迫中止。

早在9月10日，邓小平就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让希思转告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希望英方采取明智的态度和决策，不要把路走绝了。”这一下撒切尔夫人不得不仔细权衡利弊，终于决定改变立场。10月14日，柯利达在英国会见完首相之后回到北京，带来了撒切尔夫人的口信：可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1984年1月25日，中国的春节要到了，中英的第八轮会谈开始了。此时之前一直作为幕后军师的周南接替姚广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英方也换帅，由新上任的驻华大使伊文思担任团长。双方的博弈就此展开。第一个议题是，1997年以后，香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周南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十二条方针”。本来以为英方会反对，想不到对面居然同意了。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据周南回忆，几乎针对每一条方针，英方都准备了几页纸，一上来说：“你们这一条我们同意。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是……”，结果周南一听就发现他们的意思和自己本来的意思几乎完全对立，说白了，本质上还是不同意，“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

有一条方针写道：“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伊文思马上质疑：这条不行，要删掉。这还了得，不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难道还属于你英联邦不成？周南斩钉截铁道：不成，这一条必须保留！在谈到设立领事馆的相关事宜时，伊文思提出，英国在香港不设领事馆，而要设高级专员公署。而这个机构，是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设立的机构。周南一下火冒三丈：“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怎么，你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干脆就是英联邦成员国！？”这一火可是伊文思没有想到的，可谁也没说不让在谈判桌上发火呀！结果他有点毛，赶紧和其他几人商量对策。结果他们给出的答复是：我们在有的国家也有商务专员。周南难道还看不出这点伎俩？他说：“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而商务处隶属大使馆，和高级专员风马牛不相及，你用两个职位名糊弄我们是什么意思？”伊文思没辙了，只好同意在香港设立领事馆。

谈判桌上是对手，谈判桌下是朋友，毕竟不是战争。据周南回忆，双方成员在谈判桌下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双方代表有时互相请吃顿饭。有一次周南在席上就和伊文思开玩笑：“你明知道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中方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可是，你却非要在主权问题上处处与我们作对，并且总是不厌其烦的提出，何必呢？”伊文思很无奈地回答：“唉，你不知道，如果我们不提出来，我们怎么知道一定会被你们反对呢？”

1984年7月到了，距离1984年9月，即邓小平要求的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了。英国人称之为“DEADLINE”，中方人员称之为“死期”。眼看期限将至，中英双方成立专题小组，在国际俱乐部谈判。为了提早谈判出结果，双方都是加紧工作，彻夜奋斗。

中国率先出牌：为了解决过渡时期香港遇到的各种问题，保证香港顺利回归，中方向英方提交了一个草案，提出希望成立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香港。英方收到这个草案，从上倒下所有成员都大吃一惊：中国人居然还有这一手！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经历》中写道：“这真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如果成立这么一个小组，那不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英方坚决不同意。后来中方把名字改成“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当然还是不同意。结果，谈判又僵了。

柯利达很着急，他让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杰弗里.豪来京访问。柯利达准备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时间，这样才能在死期到来之前解决所有问题。与此同时，周南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指示：进驻是必须的！不过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期限也可以延一延嘛！晚两年进驻也没什么！7月28日，杰弗里.豪抵京。中午，周南为杰弗里.豪接风，请柯利达一行人吃饭。柯利达当时对这个邀请有点犹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睡眠不足。从家里出来坐上飞机，我就在飞机后舱里和杰弗里.豪一起为联合联络小组起草各自的职权范围，并反复修改。对能和豪饮茅台的周南共进午餐没有兴趣。”他说自己的时差还没倒过来，还有点迷糊。周南说了一番话，惊醒了柯利达，瞬间帮助柯利达把时差倒了过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4年签署协议，1988年1月1日进驻也可以，到2000年1月1日结束。这是我们的最后方案，如果你们还不同意，我们就准备撤回我们的方案了。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摊底牌了！吃了午饭柯利达马上来到杰弗里.豪住地，对杰弗里.豪进行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咱们到外面说，不要在屋里。”于是乎，英方所有高级代表，包括外交大臣、港督、大使等，就在一棵大树下紧急商讨，讨论的结果就是：这是中国的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搞不好谈判就会破裂，必须马上向伦敦汇报。

接下来的两天里，谈判是极其高效的。英国方面发来电报，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意妥协，基本赞成中国的方案。9月5日，最后一轮谈判开始了。在中国，秋收将至，在英国，庆祝大丰收的节日“米迦勒节”（9月29日）也要到了。谈判，也该收获了。

终于，1984年9月26日中英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至此，历时两年，历经22轮谈判的世纪谈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这个结果，中方很满意，因为英方妥协了，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不得不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英方居然也很满意，杰弗里.豪一行人回到伦敦后，受到了热烈欢迎，撒切尔夫人祝贺道：“It was an excellent result! Progress beyond all expectations!（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结果！进展完全超出了我们所有预期！）”其实是在中英双方谈判的最后阶段，英方认识到了中国的强硬立场和坚决态度，自己降低了预期，这才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后来，撒切尔夫人于12月18日第二次访华，和邓小平会面，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称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就是中方的“一国两制”理论，邓小平则谦虚地表示，这是实践出真知。12月19日下午5点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订。

其实，之所以英国让步，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实力的强大。撒切尔夫人回忆录中所记：这次谈判英国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胜利者。因为我们是在和一个比我们实力远远强大的，同时又不肯做出让步的国家打交道。

12年后，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了，香港终于回归了我们的祖国！

现在一想，当年我们不顾一切抗美援朝，用人口优势打仗，后来治越南，整印度，再后来则有外交大捷，我们的手段总的来说越来越软，可毕竟效果卓著。可现在钓鱼岛、东海诸岛、南海诸岛几近落他人之手，我们却只能干瞪眼，真是可悲！我想，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骨气与勇气，正像邓小平所说所做那样，我们才能让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至少让那些小国不敢再觊觎我们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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