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5个艺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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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5个艺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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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艺术的思想开始觉醒，追求个性自由成为最大的特征。经历了时代反思、全球化语境、市场参与的复杂时代变迁之后，中国艺术生态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综合面貌。在2018即将落下帷幕，这对艺术界本非特殊的年份却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变得异常的忙碌，各种琳琅满目的“艺术史”梳理展层出不穷。关于水墨画的，关于摄影的，关于当代艺术的，在一份份展览名单里，我们看到各种熟悉和陌生的名字。人们可能好奇的是，哪些人能够成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艺术代表”？在策展人那里，我们可能得到这样那样的不同名单，有些依然活跃于公众视野，有些可能已经很少曝光，淡出人们的视线。而在艺术家这里，他们追求的只是一种对想象力的不断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面临的只是：是否可以重新成为一张白纸，重新出发。雅昌艺术网随机抽取了几个艺术的“样本”，试图讲述关于40年的故事。

艺术家汪建伟

汪建伟：我们到底有什么可纪念？

1978时的汪建伟，还是个军人，在成都部队当图书管理员。

蔡国强曾开玩笑说，汪建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艺术的活化石”。最初汪建伟以“主流得一塌糊涂”的油画闻名，作品《亲爱的妈妈》获得第6届全国美展金奖。赢得官方最高荣誉后没几年，他放弃了架上绘画。几十年以来，汪建伟尝试在各种综合学科和不同媒介，并没有被定义在某一个艺术思潮和形式门类。而这事实上就是汪建伟所警惕的，拒绝被框架所“绑架”。事情缘由应该追溯到沈阳全国美展油画展览的那一年，他遇到了老师郑胜天，4个小时的讲座让汪建伟记住了“装置”这个名词。

汪建伟油画作品《亲爱的妈妈》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

郑胜天后来在出版的艺文选的其中一篇文章“八五新潮”这样回忆到：“旅馆与我同住一房的是一位年轻军人，说自己在成都部队当图书管理员，名叫汪建伟。我看他文雅谦逊，谈吐不凡，很有发展前途。就极力劝他到浙江美术学院来考研究生……”

2018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汪建伟个展：寒武纪现场

“85新潮美术”如火如荼时，汪建伟并没参与其中，他一头扎进了福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人的著作中。浙江美院油画系修研时的阅读，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期间，他的兴趣突然转向高中时自己最拒绝的科学，在中华书局旧书摊上，他发现了一块多钱待处理的《大脑设计》。“这个题目非常吸引我，在艺术史里没见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果你不回避艺术也是人类全部知识的一部分，那就应该回到另一个逻辑上：为什么不能使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思考艺术问题？这是我一个革命性的原点。”多年来，汪建伟一直坚持早上阅读，阅读那些他不知道的“知识”，下午才开始工作室的工作，而晚上也坚决不“加班”。这两年，他经常说的一句是：我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2018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汪建伟个展：寒武纪现场

“我们到底有什么可纪念的？”汪建伟式的回答。“我们把一些‘真的’和‘假的’历史筛进价值系统立一个渠道，好像纪念就会唤起记忆、就会唤起经验、唤起一种所有人共同的乡愁。这个东西是用道德劫持了今天和未来，而且是很合理合法的。”在面临去年工作室无端险被关停检查之后，汪建伟说艺术家身份的合法性依然面临着挑战，这个挑战也许是40年的积累。“我得面对这个东西。”

2015长征空间汪建伟个展《脏物》现场

就像40年前，汪建伟面对他的周遭一样，油画成名作也是来自他真实的故事。18岁当兵第一次演练，下午挖的战壕，凌晨3点开始演练，这期间在战壕里根本不能动，汪建伟唯一的世界就是看天数星星，回去就跟家人写信，“那个时候就是熬！当时的标准是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源于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那幅画里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写信，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迅速地把某一种经验历史化，我非常警惕这个东西。我宁愿我们去想象一下40年到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唯一可以纪念的是：你是不是可以重新成为一张白纸？而不是说已经有了足够的东西可去建立一种庙堂，绝对没有庙堂，也没有牌楼……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到图书馆里被凭吊。”汪建伟说到。

艺术家徐冰

徐冰：制造一个不属于任何系统，只属于自己的闭合系统

1978时的徐冰，还在中央美术学院，享受在画室画欧洲古典石膏的时期。那是文革以后，刚允许画欧洲石膏不久。

当时的艺术氛围和全国的文化氛围很像，徐冰说大家都很想伸胳膊伸腿，但是文革这个罐子把我们已经养成了不会伸胳膊伸腿。“我当时对艺术的认识，就是延安鲁艺过来的先生带来的艺术理念：艺术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艺术回馈于生活。那时我一有时间就往穷困的、偏远的地方跑，但后来才发现，越往这些地方跑离这个时代的生活就越远。”

《天书》1987—1991综合媒材装置、手工刻板、印刷及传统书籍装订

在徐冰看来，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艺术界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当代艺术，当然还包括出现了艺术市场。从一开始追随“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理念，到想离开这个理念；再从追随西方当代艺术的方法，到反思这个手法和这个系统；徐冰说他在制造一个不属于任何系统的，只属于自己的闭合系统。“我开始懂得，艺术创作的能量来自于社会现场的能量。而其实，从社会现场中获取创作能量，这与“艺术源于生活”其实是一回事。”

在今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徐冰最新回顾展“思想与方法”上，周一至周五每天12点，都会放映徐冰最新电影作品：《蜻蜓之眼》。这是一个剧情片，讲述名为“蜻蜓”的女人和爱她的男人彼此之间“寻找-迷失-寻找”的过程。

徐冰《蜻蜓之眼》截图，2017，彩色，有声，81分钟。

原本在寺庙带发修行的女孩“蜻蜓”，进入社会后因普通容貌屡屡受挫，最终通过整容成为一位网红主播“潇潇”，却遭遇网络暴力导致死亡；疯狂爱着“蜻蜓”的技术男友“柯凡”为其入狱，出狱后遭遇蜻蜓的死亡，无意间看到蜻蜓整容前后的照片，决定为自己“换脸”，变成蜻蜓的样子。当他“与蜻蜓的脸合二为一”，并经历了她所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他似乎懂得了蜻蜓的选择。影片结尾，他以“蜻蜓”的样子重新回到了寺院。

作品的特别之处并非这个看似俗套甚至有些狗血的剧情，而是其中每帧都来自于网上公开的真实监控画面。扮演两位主角的是随时出现在监控之下的“路人甲”、“路人乙”。这是徐冰对新媒体时代下无处不在的“监控”现象的直接回应。

2015年，位于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凤凰》

“用以前的人没说过的话回应现实问题”是徐冰一直以来对自己创作的要求，在大型装置作品《凤凰》、“文字”类作品中亦是如此。

回到当下，徐冰认为艺术创作的环境和世界的大环境一样，并不好。“但我懂得，必须学会忍受和穿透这些你不喜欢的东西，试着摸到它背后哪怕只有一点点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再试着如何使用它。中国这地方极具实验性，从而，也就是最应该出现别的地方没有的，最具实验性艺术的地方。”徐冰说到。

艺术家谷文达

谷文达：时代背景决定了我的创作发生

1978年，谷文达正在准备考取浙美陆俨少的研究生。当时谷文达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毕业不久，被分到上海木雕工厂。1979年，谷文达成为文革后浙美陆俨少的第一届国画系研究生。

“我一直在画中国山水画，当时最好的可能性是央美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和浙美陆俨少先生的研究生，两个学校全国各招5个，第一届研究生比较不一样，社会上积累这么多时间没有研究生的，所以报考的人特别多，我总感觉我是幸运儿。”谷文达回忆到。

《李斯特钢琴协奏曲•风雨到来之前》，1980-1981于中国杭州浙江美术学院谷文达工作室

在谷文达研究生的这段时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代美术运动还没有开始，他当时一心想做的是新中国画。“可能北京、上海比较早，我一直认为星星画会是当时的预备期，整个概念和立场是现代意识，没有进入当代。到85年新潮才从概念上，学术角度进入当代，这个和浙江美院那几届学生都有关系，那个时候浙美进了一大批国外的画册和定了100多种国外、国际的杂志，所以学生有机会牵涉到很多现实，当时各个国家发生的当代艺术。但在我报考研究生的那段时期，我的想法里还没有意识到当代艺术，只是想做新中国画。”

《遗失的王朝：我批阅叁男叁女书写的静字》，水墨行为艺术

1985于中国杭州浙江美术学院谷文达工作室

在谷文达看来，当代艺术的发生是由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这个背景决定的，没有改革开放可能当代艺术又会延迟多少年。“当代艺术也只不过30多年，时间很短，现在我们来回顾很多时候都是添油加醋的，实际上当时环境并没有我们现在讲的那么轰轰烈烈，还是有相当局限性的。我一直认为当代艺术在中国仍不是一个主流文化，仍处于一个边缘状态。”

水墨是谷文达的艺术起点，他也因此创下诸多“第一”：1985年，他以漏字、伪字、错字开辟了国内观念水墨的先端；同年，他完成了国内首场水墨行为(《无声演讲》)与水墨装置(《静则生灵》);“85新潮”期间，他也是唯一一位国画专业出身、没有加入任何团体，却活跃于时代核心的当代艺术家。

《联合国——中国纪念碑：天坛》，装置艺术，1997-1998年创作于谷文达上海与纽约的工作室

谷文达成名早，他自称自己是幸运儿。在大多数人还为生计困扰时，他已获加拿大国家外国访问艺术家奖，并在多伦多约克大学举办了首个海外个展。1987年，他赴美深造。在此期间，渐渐养成了第二个方法论——参与性。九十年代，他征集女性的月经血、胎盘粉等备受争议的人体材料，完成一系列引发国际探讨的“重新发现俄底甫斯”系列；也正是那时，他的“联合国”系列走到全国各个城市，每到一处，便向当地人征集头发，完成一座座属于那里的“纪念碑”。经过二十余年，“联合国”已成功收集了500万人的头发，而“参与性”已是谷文达最重要的创作核心之一——2014年，他与1060位学生在现场同时书写《孝经》;2016年，他与1500名孩子同画《青山绿水》;2017年，他呼吁两万名孩子在《天堂红灯》上写下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天象》碑林陆系-a2016年展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在谷文达看来，时代背景决定我们会出现什么东西，它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决定我们的艺术创作方向，“我一直认为时代背景决定了我的创作，这是我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式，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从任何流派、任何方法、任何一种形态都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当代艺术将来会怎么样，实际上取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这个平台。我们经常在谈中国当代艺术是怎样走向国际、怎么样影响世界，怎么样形成自己的独立语言，很多讨论是没有必要的，最关注的一点是你自己认识到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实力的平台在哪里，我们的艺术一定在哪里，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谷文达说到。

艺术家王明明

王明明：中国画的创造接力就像马拉松，最后10公里怎么跑？

1978年的王明明，从一名工厂工人成为一位画院画家。26岁进入北京画院，作为年轻画家的王明明，承担行政工作30年，担任院长15年，再到慢慢卸任职务，回归画家身份，他用了正好40年。谈中国画在40年中的变化与改革，王明明有着切身体会。

“当时我看重北京画院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有那么多老先生在。”北京画院的氛围吸引了王明明，老画家们焕发出他们的新活力，创作上有了思想解放，“像潘洁滋、周思聪这些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宽容，包括几任老院长，崔子范、刘逊、尹瘦石，而且从不同背景调来一大批的年轻人。”王明明回忆。

当时，王明明也看到整个艺术界在反思过去，接受西方观念与新思潮，在中国画方面，周思聪、卢沉也提出对中国画创新的问题，接着就是85思潮的来临，但是关于中国画的“穷途末路”之说，让中国画在学术探讨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再回看那个时代，王明明觉得是一个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了，当一种运动式的思维方式占据了艺术群体的冲动感受，却忘记了诸多20世纪中国画大家，例如李可染的山水画正是在那个时候有了最辉煌的成就。

王明明这一代人的成长，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那就是百年来对于传统文化的屏蔽状态。“我们这一代人，从不认识传统、批判传统、到对传统的再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不像现在，最近刚从上博回来，去看董其昌的年轻人多的不得了，说的头头是道，因为他们第一口奶没有告诉他们要批判。他们选择性的吸收了传统的好，不失为一种进步。”所以当他进入北京画院之后，才一头扎进了传统艺术中，重新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

王明明作品杜甫

在周思聪画那幅著名的《周总理和人民》时，王明明也尝试了一些现实题材，但他觉得自己的风格会和老师雷同，毅然转向历史题材的创作。1980年，他创作了古典人物《杜甫》，81年创作了《招魂》，开始了自己关于历史题材与当代题材的绘画。

如今，王明明逐渐卸任行政职务，他总结自己说40年自己才当了十年画家，可是一辈子想画画，终于到了退休之后，抓紧时间聚焦于创作。他的创作涉及古典题材、手卷册页、花鸟、书法等中国画的各个板块。

回溯改革开放这40年，王明明不无担忧，在他看来，中国画的创造接力就像跑在马拉松路上的选手，其实往往是最后10公里的问题，积淀好的艺术家到晚年深化的时候才有可能冲刺成功，否则的话容易半途而废。“中国画画家更多的是补不同的课。从中国画规律来说写不好字永远画不好，因为你用笔的丰富性直接牵扯到对中国画的理解，包括国学的修养，文学的修养，还有对传统的再认识；你得看进去，看进去还不行，看进去以后怎么融进你的作品之中，怎么样能够在你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需要是养的，这种养需要很多的时间和沉下心来。”王明明说到。

艺术家崔振宽

崔振宽：永不满意而又随遇而安吧！

1978时的崔振宽，还在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工作。崔振宽说“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又值中年时期，精力充沛，特别是1981年初，调入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结束了长达十九年的“下放”工厂生活，重新回归专业单位，对未来无限憧憬。

在此前的二十余年间，崔振宽的山水画主要受长安画派影响，把“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奉为圭臬。“当时想得比较简单，‘传统’主要想的是‘笔墨’、‘生活’，主要指的是‘写生’，特别崇尚长安画派的创新精神。当年方济众先生已调回西安筹备恢复陕西省美协工作，西安地区青年画家都很活跃，在方济众先生支持鼓励下，我和叶坚、赵振川、江文湛、王子武、李世南等十八位青年画家成立了‘春潮画会’，当年举办了‘春潮画会画展’，接着又参与了粉碎“四人帮”后陕西省第一次山水花鸟画展。”崔振宽回忆到。

崔振宽华山道中之四138cm×70.3cm2018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美术界不断有新的事件发生，继《美术》复刊后，又有《美术研究》、《世界美术》、《中国画》、《美术丛刊》、《美术思潮》、《江苏画刊》先后创刊。《美术》发表吴冠中的《绘画的形式美》，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出现了女裸体，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星星美展”，引发了文化艺术界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出版界相继引进了大量西方近现代艺术文论和作品，对美术界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接促成了持续数年的“八五美术思潮”。

西方近现代艺术一下子涌入中国后出现了美术界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思潮，以及继而形成多元化格局。崔振宽说“八五美术思潮”对他们当时那些“中年人”影响很大，“有人说‘中年人是腌熟了的蛋’变不了了，既不能走老画家的传统之路，也不能走年轻画家的现代之路。1986年，我在给中国美协‘会员百字笔会’征文提供的短文《困惑在多元中解脱》中说：艺术大讨论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形成多元化的艺术格局，中年人应该在困惑和徘徊中寻求自己的位置，走自己的路，在多元发展中求得解脱。”

崔振宽老窑之二121.8×246cm2017

1986年初夏，“中国画传统问题学术讨论会”在陕西杨凌召开，崔振宽又写了一篇论文《中国画传统笔墨的现代价值》，主要论述了文人画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重要位置，中国画现代转型和“笔墨”在中国画现代转型中的文化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崔振宽一直在沿着山水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子摸索前行。一方面学习黄赛虹，进一步加强传统笔墨精神的学习，一方面借鉴西方印象派和近现代绘画，加强山水画当代性的探索。近二十多年，又通过对焦墨的研究，以期形成更有个体自主意识和自己独特面貌的山水画。

在谈到当代绘画时，崔振宽依然坚持个体性应该大于趋同性，“在自己探索的领域里能做好就行了。我没有什么计划，永不满意而又随遇而安吧。”

崔振宽秦岭山溪之四245×120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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