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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稼轩词用典

发布时间：2019-03-0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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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稼轩词的用典

熊笃

辛词用典之丰富及自然巧妙，历代词人无出其右。《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评曰：“稼轩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也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刘熙载《艺概》也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资是何敻异？”辛词中究竟用了多少典故？分布比例如何？又分别源出何人何书？似无人做过详细的分类统计。笔者不厌其烦，以邓广铭先生《辛稼轩词编年笺注》为本，甄别属于典故者，并稍作增补，逐条录出，然后分类统计，作定量定性分析。这对于研究其用典特色，证明其词风渊源，探索其用典与思想倾向、审美倾向之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共辑词626首，其中未用典故的有83首，占总数13·3％；用一典者105首，占16·8％；用两典者107首，占17％；用三典者91首，占14·5％；用四典者75首，占12％；用五典者48首，占7·7％；用六典者35首，占5·6％；用七典者34首，占5·4％；用八典者22首，占3·4％；用九典者11首，占·8％；用十典者8首，占1·3％；用十一典者5首，占0·8％；用十三典者2首，占0·3％。总计543首共用2016次典故，其中源出集部共1095次，占总数54·3％；史部共500次占24·9％；子部276次占3·7％；经部145次占7·1％。
典故来源的前30名为：苏轼147次，杜甫142次，《史记》和《世说新语》各110次，《庄子》84次，《汉书》79次，韩愈75次,《楚辞》73次，《晋书》63次，《诗经》57次，陶渊明47次，《唐书》46次，白居易34次，李白33次，《论语》31次，《南史》27次，《后汉书》26次，《三国志》25次，杜牧和黄庭坚各23次，欧阳修22次，《列子》21次，《左传》19次，《战国策》和王安石各15次，《孟子》14次，刘禹锡和王羲之各13次，孔稚珪10次。此外尚有《书》、《易》、《礼》、《宋书》、《南齐书》、《汉官仪》、《吴越春秋》、佛道书、《淮南子》、《老子》、司马相如、扬雄、孟郊、李商隐、柳宗元、元稹、王勃、三曹、二谢等，均在9次以下。
由此可见，第一、辛词用典出处，是他世界观、人生观倾向的自然流露。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杜甫屈原的忧国忧民，司马迁的发奋著书寄托悲愤，韩愈的“道济天下之溺”……除《庄》、《列》、陶潜之外，皆属儒家思想为主者，这与词人“民为国本”、“惠养元元”的仁政思想，屯田积粮、节用宽民的理财思想，广开言路、重贤用能的开明主张，积极备战、【】。收复中原的爱国思想，严惩贪污、抑制豪强的批判精神等，均息息相关1。第二、与其人生际遇有关。他南归以后因抑制权贵豪强和积财备战、准备北伐而遭弹劾，曾两度罢官，在带湖、瓢泉投闲置散长达20年之久，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压抑、苦闷，需要排遣忧愤、平衡心态；而道家愤世嫉俗和庄、列的逍遥自适、陶渊明的田园恬淡等思想，自然成为他在仕途受挫、内心矛盾、寻求解脱时的灵魂归宿。这是他好用庄、列、陶典故的思想原因。他用《晋书》、《南史》、《世说新语》典故较多，则因为这些书多记南朝人事，而正与南宋偏安江左的情势相类。第三、从文风上看，苏轼的豪放旷达，杜甫的沉郁顿挫，《史记》饱含血泪的激情，《庄子》的奇想夸张，《楚辞》的忠而见谤而以芳草美人寄托美政理想，韩愈的奇1

崛险壮和戛戛独造，《诗经》的风雅比兴，陶渊明的自然率真和“豪放得使人不觉”，以及《世说新语》的幽默雅量风度等等，这一切都具有阳刚、深沉、奇壮等崇高美的共性，正与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2的英雄品格，“大声鞺鞑，小声铿訇，横绝六合，扫空万【3】古”的豪情壮志，默契暗合。正如朱熹《答稼轩启》对辛弃疾的评价：“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脍炙士林之口”4。风格即是人格，辛词好用上述作家作品中的典故，正是受他英雄人格胸襟的那种自然选择倾向的支配。他那豪放沉郁的词风，与他英伟磊落的襟抱，博览强记的学识，不主故常的用典，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
如何评价诗词的用典？固不可一概而论。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谓用典“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但要“取事贵约，校练务精”，“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钟嵘《诗品》则云：“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认为议论国家政事的文章，述颂功德的驳议奏章才应当用典，而吟咏情性则大可不必。但他所举例句全都是借景抒情的句子。而写景如王国维所说贵在“语语如在目前”，若用典用代字则易造成“隔”。钟嵘针对南朝“文章殆同书抄”的文风有感而发是对的；但对于抒发较为复杂的家国人生之情，而郁结怨悱深重，有不得不吐又不能尽吐或不便明言之时，用典则十分必要。《诗人玉屑》卷7“使事不为事使”条引王安石语：“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即强调“自出己意”：用意与典故原义不同。苏轼的见解也相同而更精湛详明：
东坡在儋耳时，……坡尝诲以作文之法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5
『』所谓“得意”亦即王安石说的“自出己意”，作者必须有那种身世遭遇的真情实感，不得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灵感冲动的需要，才能役使典故为我所用，如出我口一般自然贴切。稼轩词中用典，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情况。试举用典较多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为例：
绿树听鹈鴃，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首句三种鸟叫兴起良时丧失、美人迟暮，看似无典，实暗用《离骚》：“恐鹈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杜鹃声切”暗用《华阳国志》蜀王杜宇失国魂化杜鹃啼血典故。“芳菲都歇”典出《广韵》：“是鸟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马上琵琶”二句分别用石崇《王明君辞序》和陈阿娇失宠幽闭长门宫二事。“看燕燕”二句用《诗·邶风·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之子于归……泣涕如雨”事。“将军”三句用李陵战败匈奴事和陵《与苏武诗》河梁送别意。“易水”三句用《史记》燕太子丹送荆轲至易水饯别悲歌事。以上七典，都是极悲痛的别恨。从行者而言，茂嘉乃作者堂弟，也曾“入幕来南，筹边如北，翻覆手高来去『』棋”6。手足之情，志同道合，不难想见。此词作于飘泉时期，稼轩南归已20多年，仍未实现收复中原和回到故乡的愿望，而仕途偃蹇，壮志难申，投闲置弃，亲朋零落，……这一切与词中“别恨”都有关涉。从国势上看，靖康之变，徽、钦及后宫皆被掳离阙北去，饱受凌辱；南北宋之交，也有大批豪杰志士或身处异邦，或赍志以殁。这三个方面的别恨，激荡于词人胸中之悲感，此即荆公、东坡所谓摄诸典之“意”，故能役使诸典如出其口。周济《宋四家词选》评此词：“前半阕北都旧恨，后半阕南渡新恨。”意即上片三典皆女性之别，近似2

北宋后妃；下片二典男性之别，近似南宋豪杰（包括作者自己）。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反对用代字典故造成意境之“隔”，但对此词却赞扬“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