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韩琦御边思想及事业之比较

范仲淹与韩琦御边思想及事业之比较

摘要：范仲淹与韩琦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时人“韩范”并称，名重一时。但在经略西事的战略与具体行动上，二人并不相同，比如，曾发生御夏战略攻守之争、是否修筑水洛城之争、是否调拔军马钱粮随巡陕西之争，但二人亦有大量的相同品性与相近之见，如范、韩都具有勇于担当、不计荣辱的政治品格；政治上屡有相互支持之举；常有不谋而合的政治措置，等等，且其相契相助的关系更是延及庆历新政之后，留下了千古佳话。文章即从上述异同之处，对范韩御边思想与事业进行了比较探讨，认为范、韩关系，体现了庆历政坛“和而不同”的士人风范。

关键词：范仲淹 韩琦 御边思想 异同 攻守之争 合而不同

宋人韩范并称，名重一时，其事功为后人景仰，其交谊亦留下千古佳话。前人对韩范多有平议，似有定论；近年学界对韩范关系及思想功业，也有不少进行比较研究的论作，如台湾学者梁天赐在其论文《韩范执政兼宣抚史考》中经比较认为“范不如韩”，大陆学者方健在其所著《范仲淹评传》一书中，专节逐条对梁说进行辨析与反驳，认为“范仲淹不失为开一代士风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所以应推范公为首了。大陆学者相关论文还有焕　力的《宝元至庆历年间的范仲淹与韩琦》，文中对范韩异同进行了比较评论，李迪在《范仲淹交游考略》、屠青在《韩琦交游考略》中也分别以“范仲淹与韩琦”和“韩琦与范仲淹”为题，记述了韩范交游始末。笔者作为范学初涉者，又处身于当年韩、范戍边故地环庆、泾原（今甘肃陇东）一带，寓目古今，缅怀二公，以为二人御边思路，虽有认识之歧异与争执，然多有契合、相通之见；其御边事业也多有互补互助之处。本文仅就能力所及、搜罗前史，爰就二公思想、事业之异同，再作比较，以期增进对二贤之认知与研究。不当之处，愿方家指正。

一、不同点

1、关于御夏战略的攻守之争。

范仲淹对西夏的战略专重于守，认为朝廷低估了西夏的力量，大举进攻的主张不是建立在对敌情客观冷静分析的基础上的。庆历元年(1041年)十一月，范仲淹向朝廷上攻守二策曰:“臣谓诸路进讨，则兵分将寡，气不完盛，绝漠风沙，迷失南北，馈运辎重，动有钞掠。”并说:“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谋，系难治之虏，臣以谓国之安危，未可知也。”早在康定元年末，朝廷就决定出兵讨伐元昊，范仲淹闻知后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向朝廷上奏表示反对:“正月内起兵，兵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范仲淹此时想到的是战事会戕害士兵与百姓的生命。“战事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因之，他提出:“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如寇至边城，清野不兴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他提议:“愿朝廷敦天地包容之量，存此一路，令诸侯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他期冀于通过招纳、谈判而与西夏议和，从而避免战事，让凋敝、困厄的西北边塞获得喘息之机。

而韩琦对宋夏战争的战略认识则是敌弱我强:“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而宋军则“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战术上，他认为宋军的失败在于“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因此，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应集中鄜延、泾原两路兵力全力进讨，寻敌主力决战，以求速战速胜。韩琦认为宋军只要“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朝廷批准其计划，定于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出兵。主帅夏竦派遣尹洙到延州说服范仲淹，而范仲淹坚持其严冬不能轻易出兵的主张，按兵不动。故尹沫无奈地感叹说:“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

韩、范二人在对夏战略上毫不苟同，甚至争论得几欲不欢而散。《北窗炙輠录》中对此曾有生动的记载:

韩魏公与范文正公议西事不合，文正径拂衣而去，魏公自后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气满面，希文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间，消融几同异！魏公所以能当大事者正以此也。

康定元年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立即巡边，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集合军队数万，由大将任福统率指挥出击，进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陷入西夏主力的包围之中。宋军遭到左右夹击，溃不成军，任福阵亡，将士死伤达6000余人。败归途中，见“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韩公掩泣，驻马不能前。”好水川之败，说明了韩琦从战略与战术层面上对宋夏战争及其规律的把握还不够全面和深入。自好水川败后，韩、范二人同心协力，共商军务，协调谋划，互相声援，宋朝西北边防日益巩固，扭转了宋军一直失利的战场态势。

2、关于是否修筑水洛城之争。庆历三年范仲淹主张修筑水洛城，而韩琦则上疏反对。当宋、夏交战之际，水洛地处边境地区，是渭州（今甘肃平凉市）至秦州（甘肃天水市）的联络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宋史》里这样写到：“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曹玮在秦州，尝经营不能得。”仅就军事地理来看，水洛是有利于宋的。水洛城之争的两个直接当事人是刘沪和尹洙。时为陕西四路都部署的郑戬支持刘沪城水洛的主张。但兴工不久，郑戬却被罢去陕西四路经略之职，而他却仍以前任经略的身份，移文刘沪、董士廉等，督令修城不辍；而知渭州兼管勾泾原路安抚都部署司事的尹洙，作为刘沪当时的直接主管、顶头上司，以为刘沪属于本路军官，本来他就不支持修城，此时下便责令其停工，而刘沪却拒不执行，继续筑城。郑戬虽然有许多理由支持城水洛，但此时直接插手泾原路的事务，是谓“侵官”，即越位越权指挥，这在官场中是颇为忌讳的。刘沪和董士廉都对尹洙的命令和书信置之不理。这使尹洙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遂“命（狄）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好在狄青只是械二人送德顺军狱，并没有痛下杀手。虽然如此，刘沪和董士廉二人的被拘还是在当地引起了混乱，“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等到范仲淹推荐的鱼周询等奉命前来调查“修水洛城利害”时，刘、董二人已成了二十多天的阶下囚了。对此，尹洙与郑戬向朝廷互有劾奏。遂引发边臣群体兴起了一场关于“争水洛城事”的激烈论争。在是否修水洛城的问题上，范仲淹与韩琦却有着严重的分歧，范支持修城，韩反对修城，这种分歧的根源是对西夏战略思想的差异。即主守和主攻的歧异，就是在当时的情境下，要守，就必然要有可据之城堡，因此，范仲淹支持兴建基础性的军事设施；要攻，则最怕分兵，又担心因建城而损耗人力物力，因此，主张积极进攻策略的韩琦就反对分兵守土。这也是发生水洛城之争的最根本原因。

3、关于是否调拔军马钱粮随巡陕西之争。庆历四年元月，宋、夏己经议和，契丹联合元昊讨伐呆儿族，路经河东境外，宋朝不能不有所防备。仲范淹在朝堂迫于新政带来的压力，自动请求巡边，于是宣抚河东、陕西。尚未前往，仲淹即请求从京师和陕西调拨军马钱粮随行，而韩琦认为大可不必。为此，两人在皇帝面前争论了一番，退于侧殿后继续辩论。当时，韩琦三十六岁，正值壮年气盛又秉性直率，脱口即说:“若尔，则臣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骑。”范仲淹已经五十五岁了，听到韩琦竟如此说话，“色忿，欲再请对，以道公语。” 韩琦则笑语制止之。当时杜衍、富弼也赞成韩琦的意见，最终没有发兵，范仲淹也不以此为忤。

总之，韩、范二人在军国大事上互不苟同，以耿直相对，以坦诚相待，如在“争水洛城事”过程中，韩、范及庆历士人共同表现出守正不阿、公而无私的风范，欧阳修曾为辩朋党事而上书仁宗皇帝曰:“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在这件事上，韩、范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毫无党同伐异之念，体现出庆历政坛“和而不同”的士人风格和对自主精神的追求。

二、相同点

虽然范仲淹、韩琦在御边策略举措、思虑识见上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更有大量相同、相近之见，在谋国之忠、办事之明上互不相逊，有许多共同与共通之处，值得明辨。以下略作概括。

首先，范、韩都具有勇于担当、不计荣辱的政治品格。范仲淹为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庆历议和，朝廷反对声浪涌起，主张议和的人被指为“不忠”之人。在庆历三年正月，元昊谴使臣六宅使贺从勖来到延州，向宋提出了言和的要求。此议一出，朝堂内反对声浪顿时高涨起来，仁宗下不了决心。庆历四年十月，时已任枢密副使和参政知事的范仲淹向朝廷上奏，主张在元昊愿意称臣“名体已顺”的前提下，就不必索还已失之地，和西夏缔结和约。他说:“国力强盛，将帅得人，则长驱破敌，以雪天下之耻，”而当时的现际情况是，朝廷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以致数年用兵均不能奏效。既然如此，就需把国计民生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应该“退移兵马，减省粮草，苏我生民，勤我稼穑，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反之，“如欲与戎狄理曲直，决胜负，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语之则易，行之则难。”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当时，言和主张受到很多人的指责，但是范仲淹不计个人得失，指出:“臣备位二府，当思安危大计，不敢避人谤议。” 坚持了和议主张。

韩琦则在宋夏交恶之时，勇挑重担，奔赴陕西御边。当宋夏关系紧张，北宋西北边防吃紧之时，韩琦正在四川赈灾。其时朝廷上下，士大夫“久不知战，人心颇怨，士大夫多避西行。”韩琦自四川回到京城后，宋仁宗便诏见他，同他讨论西北边防形势，而韩琦“论西兵形势甚悉”。康定元年二月，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赴任以后，韩琦“受命引道，径趋西陲，昼则奔走长途，夜则评遣局事。”随即向朝廷上了一奏折，谈了对御边形势的看法，提出了布阵、遣将和用兵的建议。奏上，“上皆纳之”。他把这些忧国忧民举动看成是自己理所应做之事，个人进退、安危全然不在考虑之列。这正如范仲淹所称赞：“（韩琦）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一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第二，范韩政治上屡有相互支持之举。康定元年知延州的范雍因三川口之战被朝廷罢官，韩琦即向仁宗建言:“若谓雍节制无状，势当必易，则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 正是由于韩琦力荐，范仲淹不久即复天章阁侍制，知永兴军。五月，范仲淹又为陕西都转运使。庆历二年十一月，范仲俺建议朝廷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边招讨使，由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按照范仲俺的设想，他与韩琦并驻泾州(今甘肃泾川)，韩兼秦凤、范兼环庆，若泾原有警，则韩、范合秦凤、环庆之兵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则可率泾原之师为援。此议被采纳后，范、韩等人便在陕西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巩固和加强了西北的边防、构筑了一道防御西夏的坚固防线。两人为政多有鼎力相助之举。这在庆历年间尤为显明。但是这种援引与呼应的出发点都是为国筹谋，无丝毫私情搀杂其间。正是由于韩、范二人同心协力、共商军务、互相声援，才扭转了宝元以来宋朝一直不顺的边疆局势。以致当时西部边境上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第三，范韩常有不谋而合的政治措置。范仲淹治边，致力于从作战方法上和军员的构成上改变宋军作战不力的局面，如改变僵化的作战方法和提高军士的战斗力，等等。其中，充分调动蕃人的对夏战争的积极性是范仲淹治边的一大贡献。范仲淹看到御边这样的大事，仅有汉军官民是不够的，必须调动起边地蕃人的积极性，汲引参与。所以，范仲淹在出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后，立即奏请巡边。他不顾鞍马劳顿，到羌人部落巡行，宣读记书，犒赏民众，以示朝廷恩惠。由于范仲淹及其部属对羌人采取“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的方针，于是诸羌归心，乐为其用，使宋军增加了抵御西夏的民间力量。元昊之兵，数年不敢侵扰环州。使边地羌、汉居民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当时，泾原路的羌族明珠、灭藏、康奴三个部落与西夏关系密切，朝廷意图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范仲淹反对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主张对他们进行安抚，将其诱导发展成为守边防御的积极力量。指出:“（对羌人）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胡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范仲淹就地修筑了细腰、胡芦等寨堡，然后招募羌民“熟户”为弓箭手驻守，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富足自立。于是，明珠等部落羌民把原来向着夏人的心转为向着宋朝，使原来为朝廷所忧的羌民转而成为御边的有生力量。这对于当时的御边事业影响极大。史称:“范文正公以龙图阁直学士帅邠、延、泾、庆四郡，威德著闻，夷夏耸服，属户蕃部率称龙图老子。”范仲淹自谓:“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欣慰之情溢于言表。韩琦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虽然不及仲淹，但他对此同样有所关注，重视发挥“土兵”在御边中的作用，“公奏土兵以抗贼，而稍减屯戌”。庆历二年“知秦州韩琦请降枢密院空名宣头五十道，以赏属羌之有功者，从之。”由此可见，韩琦对于蕃人的御边作用也是十分重视的。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上疏曰:“臣近与韩琦上言陕西边事，略陈八事”, 这八件事都是范仲淹经略边地的基本主张。此奏是以韩、范二人的名义上的，所奏之事当为二人共识。

从宋代的各种历史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到范、韩二人品性及政治举动的类同之处，表明他们在政治识见、道德品行乃至施政风格上都有高度的相近性与相通性。

三、结语

通过前述议论可以看到，范、韩二人主要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宋夏交战之初，对西夏趋战趋守的认识各自不同。而这些认识自不能不受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韩、范各持攻守之策，虽取势不同，但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御边安民。就其立意用心而言，二者并无对错之区别，只有一个谁更切合当时实际的问题。

事际上，范仲淹对于御边事业，所思所虑没有任何个人功利色彩，更无党同伐异的举动，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有利于国家为最高追求。以“争水洛城事”为例，庆历年间屡有党争之议，而水洛城之事实与党争无关，虽然后世治史者经常把二者放到一起来谈。在整个事件中，韩琦是范仲淹多年的老政治伙伴，尹洙则在景祐年间就以范仲淹的“朋党”自居。但范仲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政见。他与郑戬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多有诗书往来，甚至在给别人写的墓志中，还要引郑戬来佐证。对最终受水洛城事件所累的尹洙，范仲淹也是百般呵护。但这更是出于对朋友的关怀，与政治上的朋党无涉，而是以国事为重，即如何使边地长治久安，故史称:“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欧阳修也说:“琦与仲淹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才识俱勘信用，然仲淹於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服。”谏官蔡襄言:“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这种评价应该是宋人对范、韩二人的基本持论。

范韩二人相契甚深，交往延及庆历新政时期。当时，保守势力以“朋党”为名，诬陷范仲淹、杜衍、富弼等，阻挠改革，并作伪书，声称是石介替富弼所撰的废立诏书，企图置革新派于死地。仁宗虽有所不信，而范仲淹终难自安，托故巡边，于庆历四年六月离朝外任，而“朋党”之说愈演愈烈。这期间，韩琦虽不像欧阳修那样冲动激昂之中做《朋党论》以自辩，而在当年的十二月呈上了《乞别白朋党奏》的札子。韩琦在这道札子中说:“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贤，有奸邪；有好公之人，有挟私之党。既为性之不同，则各以类而相附……惟在于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听者，真所谓朋党也。在圣君审而察之，决而行之。”保守势力曾企图将韩琦拉入他们的阵营，《韩魏公家传》、《韩忠献公遗事》都记载了御史中丞王拱辰曾亲自游说韩琦之事，而韩琦不为之所动。在富弼宣抚河北归来尚未朝见便贬任他州时，韩琦借此直论：“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此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韩琦的举动不免招来排挤、打击，庆历五年三月，他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范仲淹于庆历五年元月罢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从这一年起直到范仲淹去世的七年时间内，韩、范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在《文正公尺牍》卷中保存了他写给韩琦的三十余封信；而韩琦《安阳集》也保存有与仲淹的书信一封，赠诗二首。在这些书信中，两个畅所欲言，无所不谈，包括个人的生活起居、修身养性、平生的抱负操守、同僚朋友的迁谪亡逝等，生动反映了这两位忘年交之间音问频仍、情同手足的友谊。二人也不时地表现出对同镇西北往事的深切回忆与对时下边务的关切。

庆历八年，在韩琦知定州时，范仲淹称赞他说:“明公天禀忠义，进退以吾道，所以伏膺也。今镇静北面，练兵养民，是亦为政矣。君子之道如阳春白日，于照临生育之意，岂择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尔。”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改知杭州，韩琦仍在定州，范在信中再次表示了他希望韩琦早归枢任的心愿。皇祐三年，范仲淹知青州，韩琦任河北，范仲淹依然热切瞩目于韩琦早得大用。很明显，范仲淹引琦为人生知己、政治同道，把平生未竟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寄托在了这位后来者身上。这不仅仅是范仲淹对韩琦的殷切期望，也是在新政夭折、革新派遭受打击的政治气候下对韩琦的鼓励和鞭策。韩琦在定州一任即三年有余，而军中又无大事，显然他和范仲淹一样被朝廷闲置起来了。于此，韩琦一度感到失落，曾有请退闲郡之念。范仲淹在复信护劝慰他说:“在镇三期，必朝夕有命，惟安仁乐道，无所陈请，此为高也。如今便乞闲郡，必不以为诚，或言避权，亦不见信。但委顺静处为妙，天下自有公议。未大用间，亦处处有仁义可行”。

庆历八年夏，韩琦知定州时，葺修旧亭，建成“阅古堂”，向范仲淹、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等寄书请诗。范仲淹所作《阅古堂诗》是他在读了韩琦及诸人所做《阅古堂诗》后动笔写成的。在这首诗中，范仲淹回顾了他和韩琦并肩御边的戎马生活，表达了由于议和而功败垂成的遗憾，并希望韩琦日后不因循苟安，而能夺四夷之气、寻汉唐之功。

以上事例表明，并不是如有的论者所指，范、韩在庆历四年后“成见日深，表和而实忤。”韩、范尽管时有不同意见，但总的目标、方向毫无二致。他们的分歧只在局部的个别问题上，合作和支持却贯穿于经略西事及庆历新政的全过程，韩、范结下了老而弥笃的亲密情谊。而他们的分歧与争议，正好表现了庆历士人自信正直、追求人格与思想独立的“和而不同”的风尚，而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很难见到的。

皇祐四年正月，范仲淹改知颖州，带病启程。他在信中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韩琦。韩琦此前已知范仲淹腹疾常常发作，屡有问候。当他得知范仲淹五月中至徐州而不得不暂留治疗时，就派人带药前去探望，人还未归而忽然得孙沔信知仲淹己与世长辞，韩琦惊恸，数日不能饮食。乃作《祭文正范公文》，文中记述了他听到讣讯时“手足俱废，气填满膺，食不知味”的情形；又回顾了他与范仲淹相交已来在军事并肩战斗，在政事上亲密合作及在朋党论起、宦海浮沉中有难同当、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谊。还表达了他对范仲淹功业未竟的沉痛惋惜之情。文曰:“上天生公，固为吾宋。以尧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国。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众。升赞枢宰，孰云不用？殿抚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噪而不得施兮，委经纶于一梦！此一人所震磋，而天下之所深痛。岂止乎平生之交，得讣音而长恸!”韩琦并没有以庆历新政的成败苛求于范仲淹，而直以“前无愧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赞誉。韩琦真可谓是范仲淹平生难得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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