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七月主旨

《七月》主旨浅谈

内容:本诗叙述农人全年的劳动，全诗共分八章。第一章从岁寒到春耕开始；第二章写妇女桑蚕；第三章写布帛衣料的制造；第四章写猎取野兽；第五章写一年将尽，收拾屋子过冬；第六章写采藏果蔬造酒；第七章写收成完毕后为公家做修屋或室内的工作，而后修理自家的茅屋；最后一章写凿冰的劳动和一年一次的年终燕饮。

主旨：

《诗序》曰: “《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造变，故述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这是说周公遭变后，为陈述后稷、公刘建立王业的艰辛过程，因而作本篇。

孔颖达《毛诗正义》：“民之大命，在温与饱，八章所陈，皆论衣服饮食。首章为其总要，余章广而成之。丝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蚕绩为女功之正，皮裘则其助；黍稷菽麦，饮食之常，故稼穑为男功之正，采果则其助。养蚕时节易过，恐失其时，殷勤言之，故二三章，皆言养蚕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时月之功，民必趋时，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月略言其终，不复说其耕耘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丝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属，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功之教，急于衣食，四章之末，说田猎习戎，卒章之初，说藏冰御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光述先公礼教且备也，关于政事，然后燕飨，卒章说饮酒之事，得其次也。”

程颐《诗新解》中：“《七月》大意，忧深思远，周王盖欲成王知先王致王业之由，民之劳力趋时，稼穑艰难如此，诗中多陈节物，大要言岁序之迁，人事当即时耳，所言或月令异者，月令多举其始，此但言其有时，不必始有也。”

严粲《诗缉》：“《七月》之篇，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节物之变，而修人事之备，皆豫为之谋也。”

朱熹《诗集传》：“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有，使瞽矇朝夕讽诵以教之。”

朱鹤龄《诗经通义》：“周公遭管蔡之变，作此诗以感动成王，故居变风之末，《左转》季礼观乐，为歌豳曰，其周公之

东乎？是居东时所作也”

以上观点基本相劲，乃一脉相承，都是在说《七月》是周公遭管蔡之变后为感动成王，使其知稼穑之难，极言后稷公刘教化之深，周公德泽之厚。

陈子展《诗经直解》：“今按《七月》，为周初概述周代自后稷豳公（公刘）以来关于奴隶制社会之产生关系基础……”他这种观点多见于清末至民国。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至1970年代，观点惊人的一致，多认为此诗是描写

《《七月》——西周农家乐》徐北文：“《七月》在《诗经》中当然是一首优美出色的诗，我们读来也确实会被其诗句诱发而在头脑中产生丰富的想象，使一幅幅农家画面宛如历历在目。”

郭沫若等人则持“诉苦观”，例，蓝开祥：“《豳风·七月》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全面地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奴凄惨生活的光辉诗篇。”

由于时代不同，主流文学的从属的阶级属性也就不同，所有符合当时时代的主流观点都是为其阶级服务，所以思想受到阶级的禁锢，不可能或很难得出真实或接近真实的主旨，某一时代的所谓大家提出某一观点，后来者往往视为圭臬，不是他们没有更好的想法，只是在他们当时看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是第一位的，甚至只抱有此一种目的，文学服务于政治，充其量只是伪文学，想我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学颓败！

言归正传，古时有“学在官府”之说，春秋孔丘推广教育才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和学问的局面，有观点认为，诗经是古代劳动人民集体创作，本人并不苟同，远古时期，奴隶或底层农民，不识字，更别说吟诗作赋，所谓创作，本人认为绝不可能出自真实的劳动体验，若说创造，劳动人民更有可能创造的是诗乐的韵，至于真正的填词成诗，应是上层统治阶级采风于民间，依农人口中所吟韵律，再加之劳动场景所创造。而这些采风作诗者，显然不是本着丰富广大奴隶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而是取之于民，取悦于统治者，统治者若觉得满意，必定以此作为手段再由上而下作为“《七月》精神”教育臣民，以此推之，再次返回民间，在底层传播开来，后又被有心者采集回去，《诗经》一书遂成。

说了这些，就是要否定所谓“现代人理解的农家乐”与“诉苦观”，单从诗面上看，一年的劳作，有苦有乐，苦中有乐，按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衡量，诗中人依然很幸福了，所以比今日虽苦，但比昔日同等人要甜，何苦之诉？为什么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农家乐呢？上文已陈述，那个时代，创作不是服务于底层，统治的需要是颠之不破的真理。那些古儒所说的教化成王可能不甚科学，时代的局限，他们自然难以考证此诗的准确出处，但是他们比我们有优势之处在于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更为接近，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或许更接近那时事物的本源。所以我同意朱熹等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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