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吾国吾民》感悟

读林语堂《吾国吾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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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 1012

中国人的基本精神

---读林语堂《吾国吾民》感悟

“只有一个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这是一个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结果，他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剖析残酷的现实，为的是替他的国家寻找更多辨护的理由。在《吾国吾民》中，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先生想使中国变得“伟大”的所谓爱国意志，但作品却明显地透出想让自已的民族能够尽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虑之心。

《吾国吾民》是林语堂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希望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赛珍珠在序中说此书"是关于中国最完美、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有关中国的杰作，全书渗透着中国人的基本精神"。而林语堂在自序中声称："本书不是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西方的'爱国者'而作，只是为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而写。"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林语堂发挥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优势，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在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

《吾国与吾民》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这是林语堂写《吾国吾民》的最终目的。   林语堂把鲁迅眼中的“黑暗”看成了“麻烦”，这与其说是他比鲁迅更宽容，还不如说这个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他们能做到这点，因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能洞察而明了中国者，恐将等于凤毛麟角。”这是林语堂《吾国吾民》“闲话开场”的原话。说起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联想一个词：“中庸”。中庸之道是孔家的招牌菜之一，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化作数学的解释，应该是：“A 是对的，B 也不一定错”。他说：“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中庸之道复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可以说在古人直至现在仍有部分的人依然置信不疑，即使是“海阔凭鱼跃”，但是面对身边的环境，不免“中庸”。

在林语堂看来，当世界文明以一种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发展时，他的国家却陶醉在文明与原始之间，所以，他困惑地说：“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发现一种颇觉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为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在对宇宙规律的把握、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上都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们有四大发明、有儒道哲学。我们的发明使我们有了生活能力，我们的哲学使我们的生活找到了稳定和安全感，我们以聪明和洞察力率先跨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甚至“曾经是征服者”。带着这种优越感，我们从心底里蔑视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后来对任何拯救自己于苦难中的思想和行为都抱着冷漠不屑的态度。所以，当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时候，这个曾经先进的民族仍是一只脚在文明的门槛之内，而另一只脚却高傲地留在原始状态。这种现状被西方人视为落后，这种心态被他们认作神秘，“落后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全部印象，连自己也感叹到“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

除了同化力之外，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另一种惊人的力量就是生存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化苦难为幸福，使自己永远生活在苦难与幸福之间。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

在《吾国吾民》中，林语堂还用了许多笔墨剖析中国人是怎样面对政治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在经术与权术之间的。中国人把西方称为“方法”的东西叫做“术”，于是哲学成了经术，政治成了权术。这两者本应是相向的“道”，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而人们却常常是用权术来解构经术，其结果是：娱己被当作是束己，放纵被理解为禁欲，贪婪被认为廉洁，从而导致一个缺乏制度的庞大政府和没有纪律的亿万国民的出现。

中国的经术不论是儒家的“入”还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残酷。但中国人所做的不是消灭或修改经术来消解这种残酷性，而是力图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认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这种国民心态使得“变通”一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而它的行为者首当其冲是为官者，于是，权力成了以“变通”为能的权术。“克己利他”的经术经过权术一消解，为官者改公开抢夺为暗中盗窃，贪官出现了；经术中的“礼治”被权术理解成“人治”，官民关系变成了私人关系。而官德毁则民德降，当这些体现了最高伦理的经术再回到百姓中时，就变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此，林语堂解释中国人喜欢儒家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韩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对一个贪官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仿贪官之道为自己生存之道。

《吾国与吾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太大的意思。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吾国与吾民》让西方人知道何谓“中国文明”。事实上，西方一直流行着一种来自想象与真实掺杂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观”认为中国是完全堕落的“另类”，是文明畸形，“中国人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吾国与吾民》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总之，林语堂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国，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爱与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与恶；他会心地去理解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无情地去批判社会黑暗；他既能否定又能欣赏。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已陷入麻烦的中国，但也看出了这个民族有解决这些麻烦的能力，这才是林语堂所担忧的。

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日生于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

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 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

林语堂婚前曾有两位恋人。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而当二人拟订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却有异议，说：“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却坚决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一锤定音，成就了林语堂与她的婚姻。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示了他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婚后不久，林语堂和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在哈佛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鲁大学攻读，获得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

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终其一生，林语堂在操守上也是绝对纯洁的。美色当前，欣赏一番，幽他一默，亦不讳其所好，惟不及乱耳。

与妻相处之道，如果廖翠凤在生气，林语堂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1969年1月9日，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点燃，林语堂夫妇悄悄庆祝结婚五十周年。林语堂认为廖翠凤属于接纳万物、造福人类的“水”，而自己却是凿穿万物的“金”。

林语堂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

有人问他们半个世纪“金玉缘”的秘诀。老夫妇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天里，他们相互之间，尽量多地给予对方，而不计较接受对方的多少。林语堂说：“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逝世于香港，灵柩运回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廖翠凤仍与他终日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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