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孺子牛”？ - 鲁迅的《自嘲》诗与毛泽东的解读解析

发布时间：2018-10-05 05:43:0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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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孺子牛”？ ——鲁迅的《自嘲》诗与毛泽东的解读

[ 08-08-10 09:28:00 ] 作者：刘东编辑：凌月仙仙

　　不管是福是祸，鲁迅作为一种共享的话语，都早已渗进了现代汉语的深处；而且，在这种新兴的话语传统中，语言学和政治学是如此互渗，有时候简直就难以厘清——究竟哪些只是政治家的发明，哪些才是文学家的创造？

（一）

　　回到久违的母校南京大学，见校园里多了一尊青铜雕塑。远远望去，那是一头甩蹄欲奔的驮畜，但因其造型手法写意而粗犷，尚不敢断定是何方神兽。再等走到近前，却感到有点意外：如此狂野不羁的一副造像，竟配上了这般憨态可掬的名字——所谓“孺子牛”是也！

　　名与实之间的此种反差，吸引我驻足多打量了几眼：凭着美学一行的敏感，这尊雕塑的风格，无论如何都是古拙而变形的，你说它更原始也行，说它更现代也罢，反正是毫无俯首帖耳之意，不像农耕文明的犁田工具，尤其是不像可以牵在小孩子手里“过家家”的驯顺玩具。不知道那么多饱学之士，又天天路过这里，何以出现这等趣味差错？

　　更有意思的是，我很快又从当时的校报中得知，原来造成这种文不对题的，并不是雕塑的原作者熊秉明，而是隔着行当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这头牛的动态是失蹄的，又是奋起的。处在极端的困境，又正充满信念，以顽强的意志和磅礴的生命力站起来……杨先生经过巴黎，在我家看到这头牛的原作，脱口而说：“这可以命名为‘孺子牛’。”无疑，他想起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还有一句话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杨振宁看到“孺子牛”是三十年前在巴黎。没有想到今天能放大，铸铜，立在祖国的大地上了，在我所出生的南京，在我父亲曾经服务过的南京大学。真可说是奇异的、神秘的巧合。　　（《南京大学报》，2002年5月30日）

　　于是便掐指推算开了：熊秉明这番话是2002年讲的，如果他的记忆没有出错，那么拿2002减去30，则杨振宁最早在巴黎看到这尊雕塑，应当是在1972年左右，恰值这边国门死死关闭之时。由此一来，真正令人惊异的，就不是杨振宁这位物理学家，竟会不了解“孺子牛”一语的原典出处，他毕竟只是学有专攻的物理学家，而是这位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在与大陆交通很少的情况下，竟会如此本能地熟悉毛话语，让“孺子牛”的革命新解脱口而出！

　　我无意多拿杨振宁说事儿，特别在娱乐版上已然太过热闹的时刻。然而，他这种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却可以作为某种突出的表征，帮我们咂摸出好多滋味。比如，就本文关注的要点而言，它相当突出地显明了：不管是福是祸，鲁迅作为一种共享的话语，都早已渗进了现代汉语的深处；而且，在这种新兴的话语传统中，语言学和政治学是如此互渗，有时候简直就难以厘清——究竟哪些只是政治家的发明，哪些才是文学家的创造？

　　由此又联想起另一件事。上学期最后一堂课过后，尽管我刚刚对鲁迅的悲剧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仍有一位同学怯生生地走到讲台前，大概是鉴于我方才同样这么“脱口而出”地背诵过鲁迅，而天真烂漫地问了这么一句：“老师……小时候还是很爱读鲁迅的吧？”

　　怎么回答这恍如隔世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代人，尴尬就尴尬在，哪有不是读着鲁迅的作品长大的？往好里说，在那个批量生产“齿轮和螺丝钉”的年代，这种受到例外恩赦的阅读，总还能为个性发育保留些许空间，甚至刺激得脑后长反骨处暗自发痒。往坏里说，那年代再不读鲁迅，还能有别的什么书可读？到哪里去寻找至少还讲究一点笔法意趣的文字？到何处去获得哪怕只是能教你多识几个中国字的书本？

　　只是，恐怕针对鲁迅的复杂心结，也是早从那时起便已种下根苗了。正因为全都熟读过他，甚至可以下意识地背诵他，人们才这么真心诚意地在乎他——不信再过一两代人看看，还会不会有一大群人天天拥到网上，真心诚意地为了他而动气上火？可话说回来，又正因为即使在鲁迅拥有最多读者的岁月，也说不清那阅读行为究竟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灌输，所以人们在提到这位最有影响的作家时，内心深处也肯定潜藏着不谐和音。

　　而无巧不巧，杨振宁当年脱口道出的“孺子牛”三字，正可作为一个突出的案例，来说明从鲁迅身上升腾的迷雾，当年是怎样循着政治诠释的进程，层层加码地衍生和推广开来。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自己的下述努力，可以帮助稍微摆脱目前这种单纯表态式的争论——那无非标示着智力上的绝望罢了！

（二）

　　很显然，杨振宁所以能脱口讲出“孺子牛”来，并不是因为有了左丘明，而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因此，本文接下来的考察，就要先从毛泽东的相关言论入手。在我看来，这位政治人物给出其独特解释的历史语境，由于受到他自身巨大卡里斯玛的蔽障，并没有得到设身处地的理解。

　　不管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对鲁迅作品的个人爱好，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姑且只从他在中央苏区落魄时（1933年底至1934年初）跟冯雪峰讲定“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算起，那么，到他临终前不久（1975年8月）在专为他特制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上写下“吃烂苹果”字样为止，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趣味爱好，也是至少持续了四十余年，而且真真正正是终生不渝。

　　本来对于任何别人，都可以高高挂起地说——“提到趣味无争辩”。唯独对于高居于公共舞台的政治领袖而言，特别是对于这么一位具有这等个性的政治领袖而言，却必须警觉地意识到，他的个人趣味实在是很难限定在私人领域。事实上，仅仅在几年之后，随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他对于鲁迅的这种热衷就开始被推广成为公共判断，并逐渐演变成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只有理解了上述原委，才可以历史地领会到，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所讲的那番话，虽然那样的出人意表，亦不无强作解人之嫌，却并非出于一时之心血来潮：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毛泽东：《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

　　在毛泽东本人的字汇库里，肯定是找不出更高的评价了。可认真分析起来，政治思维和文学思维在这里却搅到了一起。就其“出语惊人”的效果而言，毛泽东俨然是在做一首悼亡诗，由此无论是本着他本人的诗人天性，还是鉴于被追悼者的文豪地位，都使他不由遵循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遣词规则。然而，从他那“斩钉截铁”的口气来体会，这位政治家对一位文学家的高度评价，却又并非建基于文本细读和生平研究的基础之上，也并非建基于对于整个文坛的了解和对比之上，而是不容分说地代入了自家的政治方程。由此就可能出现这样的佯谬：如果毛泽东在讲演中对于鲁迅这株“独立支持的大树”的判定是正确的，那么针对此一判断本身，当年恐怕就惟有一个人敢跟他进行商榷；可惜此人早在一年前便已过世了，而且我们也不难想见，假如他依然健在的话，亦未必就会被这么敞开了拔高。

　　但毕竟君无戏言，这个惊世骇俗的“鲁迅主题”就只有接着往下发挥了。于是，到了写于两年多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顺应着承继五四新文化之运祚的要求，对于鲁迅的赞誉也从“圣人说”发展到了“主将说”：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0月）

　　从语感上细细体味，这段略嫌欧化的全无保留的颂扬，恐怕是先由哪位更熟悉外来句式的秘书代为起草的。但不管怎么说，既已获得了毛泽东的签名认可，它那排比句式便狂飙般地横扫过来，迫使整个文坛的生态都要为之丕变。做过鲁迅论敌的人们就不必说了：他们要么铁了心去恨乌及屋，也用同样简单的政治方程来化约鲁迅；要么则心惊胆战懊恼不迭，悔不该因一时口角或意气而打上了终生的政治污点，那污点就像植入体内暗中作响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炸得魂飞魄散。

　　另一方面，似乎不无意外的是，那些有幸引鲁迅为同好的人，居然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甚至很可能是更加严峻的——角色调整和风格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近来爆出的那个据说曾向毛泽东当面追问过的“假如鲁迅还活着”的问题，应当早在四十年代初便已尖锐地提出了，而且就其根源而论，真正提出此种疑难者亦并非旁人，正乃大政治家毛泽东自己。其间原委不便在此详谈，我们仅限于指出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仅仅在不到两年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他那篇影响至巨的《讲话》中，针对着从《三八节有感》到《野百合花》的种种犯规，尝试着回答这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了：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毛泽东语锋一转地答道：解放区的天既已是“明朗的天”，那么就算“鲁迅还活着”，他也照样乐于改变自己的文风，而且在“风格就是人”的意义上，他也照样乐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不会再那么冷嘲热讽、执拗负气，更不会一味地灰暗抑郁、刻薄孤愤，而只会满腔热情、大声疾呼、平易近人、喜闻乐见。平心而论，《讲话》原本就发表在延安整风时期，原本就是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上述言论亦属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原本针对鲁迅之特立独行格调的高度赞誉，从此便只能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

　　事实上，只有深入到上述两难语境，平衡地感受到在毛泽东本人的趣味偏好和革命战争的集体要求之间的微妙张力，才能真正体味到当时某一番具体言说的复杂动机。而讽刺的是，那些动辄用“孺子牛”一语来感动或自我感动的人们，要么忘记了，要么从未晓得过，对于“孺子牛”一语的创造性解释，同样是在延安整风的氛围中、而且是在同一篇《讲话》的结尾处，被毛泽东信手拈来的一段华彩的自由发挥——只要稍微恢复一下上下文就可以嗅出，这段自由发挥跟他前面讲的那番话，在文气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从毛泽东必须推行的政治逻辑来判断，上述解释虽属信口开河，亦不无妙手偶得之处。它率性截取了鲁迅的两行诗，既使之与原有的上下文分割开来，又把它嵌入到革命集体主义的话语之中，而且看上去拼合得简直天衣无缝。由此一来，他就一方面藉此加强了自己原先的趣味判断，继续维护了鲁迅令他心仪的特立独行个性，另一方面，却又向那些欲步鲁迅后尘的人们，重申了革命集体的严明纪律。这正是标准的毛式“辩证法”！在这种“辩证的”诠释之下，鲁迅原本就突出和罕见的个性，愈发地具有惟一性了，因而也愈发地望尘难及了。

（三）

　　没有理由去低估毛泽东。所以只能合乎逻辑地推断：当他把这两行诗从鲁迅文本中断取出来的时候，本不过是在有意为之和借题发挥，以便在通篇《讲话》的最后，以“赋诗言志”的传统手法再来活跃一下凝重的气氛，也再度总结调和一下自己那两种看上去有些抵触的论点。就冲毛泽东的国学底子，实在是难以相信，在他把这两行文字从那首绝不难懂的打油诗中摘引出来之前，还能当真看不懂它们。然而，捉弄人的历史玩笑却在于：由于这位政治人物的巨大个人分量，鲁迅这首诗经他这么随口一解释，反倒从此果真疑团重重了——就算此后不会没有明眼人，怕也只能掖着明白装糊涂了。

　　于是就只好破点功夫从头析读。应该说明的是，若不是偶然被毛泽东引用过，鲁迅这首牢骚满腹的打油诗，就像他的类似涂鸦之作一样——比如他写于同一年的那一组《教授杂咏四首》——原不值得这般郑重其事，花的功夫竟比把它戏作出来还要大许多！

　　三尺小童皆知，这首打油诗的标题是《自嘲》。然而“自嘲”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往也是并不深究的。其实，哪怕只从这个题目的字面，也可以立刻明确下来以下两点：第一，且不管鲁迅来到解放区后文风会发生什么变化，这首诗毕竟是写于1932年的上海，仍然反映了他惯用的笔法，即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换句话说，除非这位文学家犯了“小儿科”的错误，那么在这样的标题下，则所有的诗句都势必冷冷地含有嘲讽之意，而不会像他早年的“血荐轩辕”那般灼烈烫人。第二，然则这一回他的嘲弄对象又有所不同——比如不像上面提到的《教授杂咏四首》那样，去挨着个儿讥讽钱玄同、赵景深等人——相反，选择以“自嘲”二字为题这本身就决定了，不管作者骨子里是否以退为进正话反说，他在表面上总不会针对别人。换句话说，除非这位文学家犯了“小儿科”的错误，那么这首诗至少在字面上的挖苦对象，便只能是作者自己。

　　破题以后，再来重读这首虽已家喻户晓却未必真被读懂过的七言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自嘲》）

　　平心就其总体格调而论，不管作者有没有注明，这都算不上什么精心之作，充其量不过是顺嘴调侃而已。甚至，除了诗中的第三联之外，也并无必要煞有介事地加什么注释，因为字面本身就一览无余。不过，这种情形随即就提示了我们：要说真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那也恰恰在这刺眼的第三联——正是后来被毛泽东截取的那两句——它们在文字风格上不无突兀，忽然变得庄重和工稳起来，还正襟危坐地掉起书袋来，读上去总嫌不那么“打油”。

　　那么，这种风格上的不连贯是如何造成的呢？对此，鲁迅早在其《日记》中为此预留了解释线索：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

　　在上文的小引中，“达夫赏饭”即郁达夫请众人吃饭，“闲人打油”即鲁迅即席戏作小诗，这些都向无异议；至于“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云云，究竟是“偷”了什么，又跟什么“凑”在一起呢？依我看来，相对可信的记述，还要数《“孺子牛”的初笔》一文所披露的席间情景：

　　鲁迅到时，达夫向他开了样玩笑，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

　　“嗯，”鲁迅微笑着应答，“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两句联语回答你，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达夫继续这样打趣。

　　“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鲁迅说。（按：鲁迅所言偷得半联即由此得首句“运交华盖欲何求”。）到席散，达夫取出了一幅素色的绢要在席的各人题词留念。鲁迅所题的就是上面所说起的两句。

　　（魏殷：《“孺子牛”的初笔》，《新民报?晚刊》，1956年12月6日）

　　依上文之解释，所谓“偷得”的半联，便是“运交华盖欲何求”之句。由此就不难想见，正是席间诸如此类的闲言碎语，加上早已憋在心头的两句联语，随机地“凑”出了这么首打油诗。由这个拼合过程又可推知，当时的写作过程确实是相当随意的文字游戏；或正因乎此，《日记》中的记录才跟公开的文本有所出入，漫不经心地把“破帽”记成了“旧帽”、把“漏船”记成了“破船”。进而，我们也就有理由猜度，在尚未由着谈兴把这些句子“凑”到一起之前，很可能就连鲁迅自己也未曾料到，自己最终竟会以“打油诗”的形式，来发表憋在心头很久了的、由两个冷僻典故组成的对联。唯其如此，全诗的格调才留下了抹不平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