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词文化

古诗词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母体，炎黄子孙的根。古诗文，民族文化的精华，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诵读古诗文，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让古诗文从我们口中琅琅诵起，让传统文化在子孙后代生命中传承。

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 灿烂的明珠。古诗词是中文独有的一种文体，有特殊的格式及韵律。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按内容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等。

中华传统文化，炎黄子孙的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我们的祖先以其无穷的智慧，创造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犹如历史长河的滔滔洪水裹挟的金砂，沉淀，聚集，今天，我们把它称作文化。它世代相传，绵延不绝，成为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中华传统文化经历数千年的积淀，犹如人间仙境，气象万千，风光无限。它包括在思想、学术、哲学、教育、典章、道德、文字、文学、艺术、地理、医药、科技、建筑以及衣食住行、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色，无不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和宏博，堪称一座包罗万象的宝库。

自然，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其糟粕，但更有精华。因其有精华，故能沿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因其糟粕，唤起一代又一代革新者不断梳理，清除垃圾，这就要求我们去大胆地扬弃，批判地接受。全盘否定民族文化无疑是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连同澡盆里的婴儿一同倒掉。我们所要继承的，正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和优秀品质。如古籍中所阐发的自强不息、刚健奋进、威武不屈、好学不倦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民族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

民族传统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内在灵魂，而且是现代中国文化之源，是实现文化再度复兴、繁荣的根基。如果没有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化茁壮成长之苗，更不可能培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继承传统文化是时代的需要。只有认识了昨天，才能真正懂得今天，开创明天。1988年初，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道德智慧。

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和丢失

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成为一条绣满基因密码的金丝带，以其无边的法力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中传承。然而勿庸讳言，令人遗憾的是这条丝带中的基因密码在新生代的身上丢失了。现在的孩子，开口流行歌，闭口广告词，甚至传诵一些“灰色儿歌”。一位女博士在反观自己的成才之路时体会到一种切肤之痛：读了近20年书，心中常有很空很虚的感觉，她认为缺乏中国古典文化的积淀，使自己“心量不宽，涵养不深”，在文凭被拿掉之后自身的东西几乎所剩无几。

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说：“优秀的诗词像种子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破土而出后，和芳香的空气融合，长久地弥漫大地。今天，我们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咀嚼、体会、感悟，心驰神往，仍然能徜徉在美妙的意境之中，嗅到它们散发出来的芳香。”

古诗文对于学生精神的提升、人格的塑造、情感的陶冶、文化素养的形成、语文能力的培养等诸多方面，起着无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学生在一生中受用不尽。

继续传统美德，塑造完美人格

我们从《论语》中懂得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好学之理；读《孟子》，懂得了“舍生取义”之理，懂得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磨难面前意志坚毅之理；读诸葛亮的《诫子书》，懂得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节俭之理；读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认识到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懂得了做人之理和报效国家之理；读杜甫的《望岳》，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体会到一种开阔的胸襟和立志奋勇攀登高峰的精神；读白居易的《赋得原上草送别》，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体会到一种顽强拼搏、百折不回的意志……

古诗文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拥有着无法估量的教育潜能，因为这其中熔铸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精魂。我们教学生诵读古诗文，是用精湛的母语哺育我们的后代，也是在他们心田撒播做人的良种。让学生从诗文中受到启迪，以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中西方文化的渗透

至20世纪20年代左右，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此期出现了一些在欧美产生广泛影响的英译汉诗集。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他一生译介了大量东方古典文学作品，其《汉诗170首》、《中国诗选》、《中文译作续集》、《译自中国文》、《寺庙集》、《诗经》等译本广受欢迎，其印数之多，难以计数，在西方影响至巨。在翻译中，魏理创造性地使用了“跳跃节奏”形式，灵活地把握原诗的节奏，而不强求押韵，形式活泼，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翻译彰显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美深邃之境，深令西方读者心醉神迷。

自20世纪60年代始至现在，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情弥增，无论译介之拓展，还是研究之开掘，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善以诗性的敏感传达古典诗词的幽微要眇之美，为这一古老的文学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他人如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法国汉学家吴德明（Yves Hervouet）、华裔学者程抱一等人不仅倾心于汉诗意境之美，还擅长西学诠释之法，他们的研究对推进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过程中，由于要要跨越文化背景差异的制约，国外汉学家们不够了解复杂精深的古汉语，因此诗词翻译中常出现误译现象。

如李白的《渌水曲》云：“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苹。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此诗中“表现的是江南水乡常见场景，月下荡舟采苹的女子，看见月下荷花，不由感慨秀色难及。整首诗清丽柔美，极富江南情韵。这里“荡舟人”原本是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英国汉学家弗莱彻则将“荡”理解为轻佻之意，于是原本温柔贞静的水乡女子被翻译成嬉闹佻达的“wanton（荡妇）”，与原意相去甚远，令人难以接受。

在英译汉诗集《汉诗170 首》1918 年版的前言中，阿瑟魏理还自以为是的对中国文学的局限大谈特谈，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足够分量的史诗和戏剧文学。小说是存在的，而且有其优点，但却从未成为伟大作家表达思想的工具”。从诗歌表现来说，他认为，欧洲诗人喜爱以“浪漫”姿态出现，甚至以情人自居，中国诗人则通常以朋友的姿态出现。由于朋友不能像夫妻那样长相厮守，免不了要离别，所以中国诗歌中充满了离别之作。如汉乐府名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我们通常认为此诗表现了爱情的忠贞，而魏理则认为此诗是友人别离之作。他将此诗标题译为Oaths of Friendship，并且将头两句译为：“SHANG YA！I want to be your friend。”这无疑是一种对我们中国文化的曲解。好在1962 年重版之时，魏理对前言作了全盘改写，还特别指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是片面唐突的。欧洲诗歌过于强调抽象和说理，重视一般胜过特殊，而中国诗歌恰恰具有一种具体可感性。

除了以上语言及文化之曲读，还有一种属于有意的所谓创造性误读。如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加入了他本人在加州山岭中的生活经历与想象。他在翻译中保留了寒山怪异疯狂之举，故意营造了个人与外界的对峙状态，如此一来，寒山并非历史上遥不可及的有道之士，而变成了美国民众期待视野下“垮掉一代”的“痞子英雄”。 这种行为是我们的文化严重变质，是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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