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短篇散文精选

冰心短篇散文精选

篇一：冰心的散文特点

冰心的文章特点

冰心的文章有散文：《寄小读者》《山中杂记》《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我参加了一次动人的会见》《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中野绿子和小慧》《老舍和孩子们》《腊八粥》《我的童年》《童年杂记》《灯光》《我的中学时代》等等；诗：《可爱的》《纪事》《一条红领巾》《六一节在拉萨》《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庆龄奶奶》等等；小说：《一个兵丁》《离家的一年》《冬儿姑娘》《好妈妈》《小桔灯》《回过以前》《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等等。

冰心，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从小喜欢读书识字，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这为她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18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这一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开始了以社会、家庭、妇女为主题的“问题小说”创作。1919年9月发表第一篇小说早期的冰心受出身和家庭的教养及基督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的影响，把“爱”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在“爱”的思想指导下，其作品歌颂母爱、童真、自然、

人类爱。文笔清新秀丽，委婉柔美，但题材较狭隘，时代气息不够强烈。建国后，冰心散文创作呈现了新的思想风貌，歌颂劳动人民，歌颂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祖国，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如《印度之行》、《樱花颂》等。在风格上既保持了过去委婉含蓄，清新优美的特点又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呈现出明朗欢快的基调。冰心散文的语言“清丽”、“典雅”。她善于提炼口语，使之成为文学语言，她能把古典文学中的辞章、语汇吸收融化，注入到现代语言中去。远在“五四”初期，冰心就以语体白话文从事创作。在行云流水般的行文里，在引诗援典或遣词造句中时而出现某些文言词语。然而，并非文白相加，而是经过精心提炼、加工，使之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语言艺术：既凝练明快清新婉丽。或色彩鲜明，或素缟淡雅，都带有浓重的抒情性，给人以如诗似画的美感。其错落有致的长短相间的句式以及排比、对句等的切当穿插，更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广大读者对这种语言交口称赞，以致把后来的既表现出白话文的流畅、明晰，又有文言文的洗炼、华美的语言，统称之为“冰心体”语言。

在冰心笔下，大自然具有人的灵性。景因情之融入而更美，而蕴含有丰富的情感内涵。这种融情入景，情景相生的艺术特点，使作品具有抒情诗的韵味和风景画的情致；而笔调的轻倩灵巧，语言的清隽流丽，既有白话通俗流畅的特点，又有古典文言精练雅致的长处，形成了冰心散文与众不同的特点。

她的作品有的倒是对祖国、故乡、家人的怀念。也是集母爱，童真，自然为一体。清新，隽丽，富含哲理性。其中母爱、童真之类内容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但色调有了一些改变：增多了幻想破灭后的失望，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以及追忆童年生活时带有的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

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赞叹。这种情况预示了作者在较多地接触社会人生实际、破除空想、经历长期曲折道路之后可能会有的某种转变(后来写下的《姑姑》集里的《分》，《关于女人》集里的《张嫂》等小说，就多少露出了这种端倪)。从艺术上说，冰心的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既发挥了白话文流利晓畅的特点，又吸收了文言文凝炼简洁的长处；它们显露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也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独有的风格。

篇二：冰心的文章

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3)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无论冰心是怎样接受基督教影响接受西方新知教育，或者泰戈尔或者卢梭等等的影响，只不过是把潜藏在冰心心灵深处的精神岩浆有效地开启。其少年记忆、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乃至历史记忆才是支撑她全部创作的精神源泉。尤其是童年记忆殊关重要，它往往会不可思议地贯穿着一个作家的一生。由于冰心的家庭出身和家庭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她精神的高贵及气质的高雅，品位更是超凡，以她80年的个人文学话语实践的现实情形看，我以为其个人真实性以及美学感性的根基基本不容怀疑。我们知道，所谓汉语乐感诗学，基本上就是瞒和骗文学的活的源头。不说儒学经学化之后怎样，光是隋唐科举以来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会了口是心非，一心读那圣贤书无非就是为了获得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而已，文章可能锦绣灿烂，为人是非不分，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说的就是他们。因此在“白话文中注入了古典汉语诗学”时至今日仍然是个严重无比的误区。即便是导源于庄子的心灵自由的种种艺术情致，往往也就成了那些失意文人寻求解脱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古典汉语的语义环境、语言思维以及语言事实都需要重新漂洗，而且必得经过现代性洗礼，注入真正健康的现代人情趣，似乎才是现代汉语写作的正经之途。哪怕是冰心先生所主张的“西文中国化、古文现代化”以丰富我们的现代文学，也需要重新检验，因为：无论是古文还是西文，都需要翻译——前者好比今日欧洲人之于拉丁文，后者甚至存在着可翻译与不可翻译可共感与不可共感等等，即便是精通西语的冰心本人，跟我们的古汉语精神一脉相承，跟西语的具体语境就不能不隔着厚厚的一层。因此她的“爱的哲学”源头哪怕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具体教义，可在具体精神上确实严重貌合神离，除了前面说过的“思想驳杂”，更重要的是基督精神的苦难意识，几乎在冰心的所有文学话语之中不见丝毫痕迹，更遑论个体在世承担呢？假如我们的个体是圆融的个体自足的个体，而不是也绝不肯是有缺陷的个体，那么个体在世与上帝虚无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在冰心那里，其所强调的显然不是个体与存在的紧张冲突关系，而是处处显示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亲和谐调的关系，而只有在民族危难之时才会爆发出其完全是“天使般”的愤怒（如《我爱，归来吧，我爱！》《鸽子》等），只有在面临彻底的“界限状况”时才会具备上一点点的苦难意识（如《南归》），因此：与其说其是基督精神，毋宁说是儒学原精神的有意宗教化、哲学化，而其核心便是“孝悌”之家庭伦理规范的形象表达。这，不仅可以在冰心把母爱的描写推向极致的写于1931年6月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看出——在中国人看来，“每一夜的寒冷，每一次的咳嗽，每一回的探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心”（王炳根语）⑻，可在西方人看来可能就未必，在我看来那种感情就是极端私人的，虽然能读下去也很感人但还得耐着点性子——而且，还可以在冰心晚年的小说写作的佳作之一《空巢》中看出，表达的一样是中国人特有的家庭伦理精神及其相关道德诉求（这同时也是冰心把“爱的哲学”坚持到了最后的明证），其对中国人的阅读肯定会有触动，而对老外的阅读来说却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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