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东方化”的批评尺度看后殖民主体建构问题作者:邓伟来源:《江汉论坛》2017年第12期
摘要:如何把握“自我东方化”的批评尺度问题,是后殖民批评面对的难题之一。通过对萨伊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和德曼等人相关理论的“对位批评”,结合对新移民文学批评个案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以往的后殖民批评中,后殖民主体存在被忽视甚至抹煞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间权力关系的简单化层面上。具有“混杂性”特征的后殖民主体可以采用“模拟”、“文化翻译”和对民族文化的“挪用”与改造等策略,借助“第三空间”完成自身的建构。
关键词:后殖民主体;自我东方化;对位批评;新移民文学;第三空间
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134-06
后殖民批评面对的难题之一是对“自我东方化”批评尺度的把握问题。何为“自我东方化”?德里克称其为“东方人的东方主义”①,即东方人将东方主义的视角加以内化,从这个视角来看待自己。在批评实践中,“自我东方化”出现被滥用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尝试通过对萨伊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和德曼等人的相关理论进行“对位批评”,尝试引入适当的理论资源作为批评的指导原则。
一、被忽视和抹煞的“后殖民主体”
在新移民文学批评中,一些批评家不做具体的文本分析,将凡是暴露了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落后与丑陋一面的作品统统斥为“自我东方化”和“向西方献媚”。比如张颐武曾将巫宁坤的《一滴泪》贬斥为“流行小说”,并称其为“中国政治被纳入‘冷战后’全球化体系之中”的典型案例。严歌苓的《扶桑》和虹影的《英国情人》等作品也被指责为向“东方主义”献媚。
以张颐武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主义批评家在其批评中预设了一个无所不在、充满敌意的西方“他者”。这个西方“他者”使本土主义批评家拥有了一种政治上的正确性和维护本民族文化纯真性的正当性。他们占据了意识形态和道德高地,居高临下地套用某种单一性的标准去衡量周围一切的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这些批评家笔下的“西方更使得它能够把中国人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在海外所进行的文艺和理论活动判定为向西方的本土告密和取宠,并把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却又无法在国内找到存在空间的人们排斥在一个比第三世界的中国更次等的边缘(边缘的边缘)位置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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