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知识要点及能力检测
一、作者介绍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阳人（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他曾任吏部侍郎，常被称为“韩吏部”，死后谥号“文”，世又称“韩文公”。韩愈是唐代中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简历
韩愈（768～824）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辞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
2．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
3．古文运动
主要主张：其一，是“文以明道”。其二，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
对象：即向当时一些准备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青年读书人宣传不要写骈体文，要用散体文去阐明孔、孟之道。
古文：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取法先秦两汉文体，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抒写真情实感的散文。
古文运动在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但遭到上层统治集团中当权的官僚地主的诽谤与讪笑，阻力很大。
4．韩愈的文章
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等；另一类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因而值得重视。在这类论说文中，《师说》最有代表性。
韩愈是一位善辩之士，而善辩又主要来源于他的胆壮气盛，二者结合在一起，遂使得他的议论文字往往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判的佳作，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排宕顿挫、感情激烈是其共同特点。
有为而发，不平则鸣，本无意于塑造形象，而其自我形象在波涛翻卷的情感激流和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中得以自然展现，这是韩愈论说文的一大特点。
文章举隅
例１：《讳辩》是为李贺鸣不平的文字。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李贺必须避父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一事，韩愈以极大的义愤尖锐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如果说，《讳辩》重在讥俗，那么《论佛骨表》便重在刺上，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力量，相异处则在于后者有被杀头的危险，因而蕴含着常人绝难达到的勇力和胆魄。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这是就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大内奉养一事而上的谏表，当满朝上下如醉如狂，奉佛骨如神明之际，韩愈敢于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并对宪宗亲临观之的行为表示“耻之”，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量！
5．诗词举隅《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以文为诗”。他常常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用于诗歌写作中，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又喜欢在诗中横生议论，有的通篇以议论为诗；还喜欢用赋的铺张雕绘方法，洋洋洒洒直陈其事。这些表现手法产生了一些风格独特的佳作。韩诗的另一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
6．梁衡对韩愈的评价：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
二、写作背景
《师说》作于公元８０２年，即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这一年韩愈４３岁，正是他锐意求进，致力于“古文运动”的时候。
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重视门第观念，只认得功名富贵，威权势力，不尊师重道，不看重有学问的人。《师说》就是为了指责唐代上层社会这些不良风气而作。《师说》的问世也是韩愈被贬阳山的原因之一。
三、内容分析
“说”是论说文的一种，“师说”即“说师”、“论师”，更详细一点就是“论从师求学”。本文着重论述了师的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择师的原则，大胆提出了恢复师道的主张，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全文共四段。第一段开头提出观点，“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概括而又明确的点出了师的性质、作用。接下来阐明择师的原则：以“道”的有无为标准，而不应有贵贱、长幼之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第二段以第一段立论为基础，以事实为论据，从反面展开批驳。连用三个对比对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进行针砭。一是把“古之圣人”的“从师之问”与“今之众人”的“耻学于师”作对比，指出造成圣愚的原因是从师与否。二是把为子择师与自己不从师对比，讽刺了士大夫在从师问题上学小遗大。三是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的耻于从师对比，进一步讥讽了士大夫之流虚荣自误、迂腐可笑的思想行为。这样层层对比，深刻揭露了当时耻于学师的社会陋习，并具有强烈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