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浅谈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主要是论革命和改良对于近代 社会历史的发展哪一个更重要，革命与改良各有千秋，革命相对来说比较暴力，血腥，但辛亥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却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改良相对比较温和，给民众带来的苦难较小，但历史上的维新主义者也犯过一些根本上的错误。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使近代中国革命更偏向于革命的道路，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但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总而言之，近代中国革命真正需要的是有效地改革。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改良，社会运行

正文：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它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事实上，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近代社会开启以来，中国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腐朽势力愈益抬头，并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革命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相比于革命而言，改良更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毛主席曾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举两个近代中国史上典型的实例。

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与时代条件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认识有关。他们没有把挽救民族危亡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以为自强了就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不反帝，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么能够自强起来?他们希望用维新运动、发布新政谕令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认识封建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桎梏，以为靠一个皇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改革；又不认识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害怕革命。

但是对于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一般人们总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8年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他指出：“戊戌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戌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也曾指出，“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要求挽救民族危亡，明显地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又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富强先进的中国，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这些，能说我们不是肯定改良吗?但是，当中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时候，当中国革命派正在掀起革命运动的时候，改良派出来加以反对，坚持保皇立场，坚持认为只有改良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错误的了，就是不能肯定的了。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但不能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且缺乏坚决的反帝精神，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南京临时政府，都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帝的主张，甚至其对外政策都公然宣称要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胜利果实最终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攫取了，终不免失败的命运。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一般来说，当政者只欢迎改良，不欢迎革命。如果当政者自己发动革命，只会把自己的阵脚搞乱，把社会发展结构搞乱，达不到发动革命的初衷。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其实，革命的即时效果就是推翻了一个政权，但只有在新政权有力推行改革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革命和改良两者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都需要有效的改革。

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改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也称戊戌变法）

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生）

改良一般是自上而下发起的，而革命则是自下而上推翻当权者的统治

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场变法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导致该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具体表现为）①势力过于弱小，而顽固势力十分强大；②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③维新派没有势力，又不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④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变法失败的教训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其影响包括以下几点：（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第四，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第五，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与时代条件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认识有关。他们没有把挽救民族危亡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以为自强了就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这是幼稚的幻想。不反帝，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么能够自强起来?他们希望用维新运动、发布新政谕令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认识封建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桎梏，以为靠一个皇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改革，这也是一个幻想；又不认识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害怕革命。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改革，则“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①后来，当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1897年11月)，康有为立刻感到亡国瓜分如在眼前。他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冒死陈辞：如果不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皇帝虽然没有看到，但抄件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中间传开，报纸也发表了。一是担心金田之役再起，二是担心列强侵略加剧。用什么办法预防?就是把皇帝捧出来，希望皇帝变法，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皇帝以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继续歌舞湖山。这样，维新派就把自己的维新事业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完全对立起来。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维新派找不到根本的支持力量，其事业走向失败，是肯定的。但是他担心金田之役和列强侵略，却朦胧地意识到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两项历史任务，这是其聪明之处。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于，把预防的办法寄托于皇帝，完全把方向搞错了。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即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为了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保皇派，革命派主要是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基地，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基地的改良派、保皇派进行了思想大论战。思想论战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告终。革命派能够取胜，并不一定因为他们的理论多么完美无缺；相反，梁启超们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口]能显得比他们更高明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派是在为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历史的趋势作辩护，而梁启超等改良派是在为一种没落的势力、一种行将被推翻的旧的社会制度喝彩。谁正确地适应了历史的潮流，历史潮流就会选择谁。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思想理论论争的同时，革命运动与改良运动也在实践中互争雄长。革命派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坚决地以革命的手段对付业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统治势力，掀起了反清革命的浪潮，给予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以立宪派面目出现的改良派则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促动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立宪运动一时高涨起来。然而，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展缓慢，立宪派很快就陷于失望之中。在立宪派看来，清廷的宪政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不是实行宪政体制，而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立宪派对清廷的“仿行立宪”明显地表示失望，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立宪请愿活动，企图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促使清廷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但清政府却是一面敷衍应对，一面加紧中央集权，结果甚至弄出一个集权的满洲皇族亲贵的“皇族内阁”，举国舆论哗然。立宪派在失望中终于弃清廷而去，在武昌起义后转而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历史终究选择了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但不能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且缺乏坚决的反帝精神，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南京临时政府，都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帝的主张，甚至其对外政策都公然宣称要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胜利果实最终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攫取了，终不免失败的命运。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也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唱了挽歌。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逐渐把辛亥革命的成果抛到脑后，形成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军阀混战，政治失序，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国近代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向下沉沦的局面，这时候到了谷底。直到五四运动发生，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才出现向上发展的转机。五四运动的基本诉求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就模糊地提出了近代中国的主题：反帝反封建问题。可以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改良与革命可以等量齐观。有一种见解说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讨论。何谓双轮?好比一辆车子，两个车轮同时向前滚动，才能带动车厢向前运动。革命与改良，是否是这样的两个轮子，同时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呢?这还需要根据事实和理论作出具体的分析。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惟～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拿戊戌维新时期来说，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是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已经出现，并且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这样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在国内不能立足，在国内外的影响都还不大。如果拿车轮打比方，这时候只有维新派一只车轮子。尽管维新派极力推动这只车轮前进，但是，维新派的努力却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是依靠光绪皇帝“乾纲独断”，并不想推翻清朝廷的统治。而且，维新派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防范革命派、防范“乱党”的成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维新派的努力。同时也应该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双轮，而是单轮。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后移，看看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就更明白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研究人员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用得上双轮的观点了。其实也不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与立宪派的努力有关，但主要是革命派武装斗争或者说暴力革命的结果。无论是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还是立宪派在国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都限制在体制内。如果体制内的运作成功，无非是君主立宪，还能够把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吗?况且，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派正是通过大辩论，克服了立宪派、保皇派不能革命、不敢革命、不许革命的思想，才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因此，在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没有革命就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在不批判改良派、立宪派就不能推动革命的时候，难道能够迁就改良派而放弃革命的努力吗?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起着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主要是革命派这只轮子。显然，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说，在这个时期也是不存在的。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调整也是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大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解。一般来说，当政者只欢迎改良，不欢迎革命。如果当政者自己发动革命，只会把自己的阵脚搞乱，把社会发展结构搞乱，达不到发动革命的初衷。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做抽象的价值评判。对于社会进步来说，革命和改良的手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起过积极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冲突。但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或者说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是要发生冲突的。前面举过辛亥革命的例子。在欧洲，l9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到来时，那时的资产阶级主张用社会改良来对付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改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列宁说过：“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3]这就是说，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反对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反对在革命成功以前的社会改良，当然，更不会反对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改良措施。讨论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也要指出这一点。

简而言之革命是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统治。如：辛亥革命（封建-资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封建-资本）

改良是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如：罗斯福新政、中国的三大改造

改良派的维新运动以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1.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2.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由此，我们又可以清楚的看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早期深受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当温和的改良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甚至遭到扼杀时，革命变成为主流——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3.抗战胜利后的改革与革命之争——国体之争

抗战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联合各党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意与各政党联合建国，不久便悍然撕毁了重庆谈判的纪要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内战，企图迅速把共产党和全国的民主力量打入血泊之中。与国民党的主观愿望相反，人民大众支持了共产党，第三势力转向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不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不得不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率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退到台湾。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又一次的改良和革命之争。

总的来说，改良与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每次激烈的变革甚至革命发生之前都有改良的思想启蒙，改良运动甚至间接为革命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准备。革命者的革命活动，又促使当权者必须以改良来压制革命。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是有着深刻矛盾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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