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学、社会学角度看“贵族学校”的弊端
龚 炜
（黔南民族师院中文系副教授 贵州都匀 邮编558000）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中心城市许多高收入家庭逐渐失去家庭的功能，三世或四世同堂的盛况已很稀罕，父母没有时间照看孩子。于是，全封闭、高收费、全方位服务的“寄宿制学校”（俗称“贵族学校”）首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它一出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议论，其中批评者居多。到了后来，教育部明令不准各地国立学校办“贵族学校”或变相办“贵族学校”，至此，关于“贵族学校”的争论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
但是，最近几年来，在经济、文化、科技一直比东部要落后一截的西部有些城市地区，打着“全封闭式寄宿制学校”旗号的变相“贵族学校”却“热”了起来。这一方面反映出西部一些城市已经逐渐摆脱了贫困、日益走向现代化，不少城市家庭收入达到了承担高学费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对教育的扭曲，无论是“贵族学校”的举办者还是学生家长，都没有过多考虑孩子的健康成长问题，没有更多从教育本身的规律、从社会学角度很好地考虑怎样才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本文所指的所谓“贵族学校”是指这样一类学校：学生每周都至少要在校住宿五天，有老师陪同食、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外出一律由老师带队；教学设施现代化、实行自负盈亏的办学体制；学费高昂。总而言之，“贵族学校”是一种脱离目前我国社会实际状况的、人为的社会“小环境”，而非自然的社会生态环境。
从对孩子的利弊角度考虑，不可否认，这类学校对于革除当代“小皇帝”们的娇、骄二气，培养其独立生活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类学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是违背教育规律和人的身、心成长规律的，其主要弊端有五：
一．“贵族学校”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成人、而不是青少年学生。
表面上看，贵族学校的主办者和教师每天都在为学生的学习、生活忙碌，从这些学校多如牛毛的规章制度中即可见一斑。但实际上，这类学校举办之初，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并非针对孩子成长的需要而创办，而是为了减轻一些高收入家庭父母没有时间、精力照看孩子而举办。“贵族学校”实际上是为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支付得起高昂学费的大人服务的，它从一开始就并不是为孩子们着想的。
在这里，高收入的父母一方是买方，办学一方是卖方，交易的中介是学生。也许有的家长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每年为孩子支付了几万元，谁能说我们不关心孩子的成长？我们太忙了，又想让孩子健康成长，不送到这种学校又能送到哪里去？”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由于过去长期没有更多地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大多数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设施陈旧、教学跟不上时代、管理落后，一方面也反映了高收入家庭的隐忧。
二．“贵族学校”的封闭式教学方法并不能使孩子学到鲜活的东西。
这些学校的教学虽然与普通中、小学同步，但要求更严更细。由于收了人家高昂的学费，学生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很迫切，所以在这类学校中，升学压力也很大。于是，瞄着升学考试实施教学，必然成为举办者的主要思路。在“贵族学校”里，应试教育找到了坚定的知音。
由于“贵族学校”一般都有实力雄厚的投资者背景，这类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条件比普通学校要好得多，开展琴棋书画、体育锻炼的条件不错。但由于是全封闭式教
学，使学生不能真切地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所以这些美育、体育方面的训练并不能起到应用的作用。中国古代小说早已经给我们描述了那些自幼饱读诗书、足不出户的名门闺秀、公子哥儿们的怨愁和烦恼，难道我们还想让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吗？我们发现，在作文、绘画、音乐、科技制作等这样一些很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科目内，“贵族学校”的学生表现明显不如普通学校的学生。
三．“贵族学校”的准军事管理方法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现在，大、中学生都要进行一些国防、军事教育训练，训练期间，学生的衣食住行都要向军人看齐，但这也只是暂时的、非长期性的。然而，以招收中小学生为主的“贵族学校”为了招徕顾客，让顾客满意，却把这种“准军事化”的管理方法沿用到教育管理的始终，这就违背了少年儿童的成长规律。
这些学校都订立了细密的规章制度（当然，有些普通学校在繁文缛节方面丝毫不亚于“贵族学校”），与普通学校不同的是，“贵族学校”有条件、有能力严格监督这些规章制度的实施情况，因此，“贵族学校”对儿童天性甚至人性的压制也是首屈一指的。不时在报纸上见到有孩子在“贵族学校”不堪凌辱而自杀、或备受摧残的消息。
少年儿童毕竟只是少年儿童，我们今天对小孩子的要求也太多太严了一些，“已所不为，勿施于人”，自己都做不到的，却要求小孩子条条做到。纵览城乡小学，悬在小孩子头顶的清规戒律之多，令人咋舌。“贵族学校”就更上一层楼了，在这方面做得无以复加。概括起来，这些清规戒律都是在教孩子们怎样与理想中的“人”打交道、而不是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打交道。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人无完人”，但我们却在要求孩子们做“完人”。
过于严格的管理，会不会扼杀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会不会有违于儿童的天真烂漫？这么早就让孩子用成人化的戒律来约束自己，是否都有好处？按照我们的一些“贵族学校”和“非贵族学校”订立的戒律来看，德国著名的火箭专家冯·布朗、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我国的郭沫若先生等人老早就是“问题少年”了，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动、不安份，爱思考、爱探索，但经常惹祸。
正如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种庄稼的办法一样（化肥用得太多也不是办法，最近有人又在提倡“绿色食品”），我们人类是否至今仍然没有很好地找到培养下一代的办法？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蔡元培教育文选》，第49页）可能对我们还有启发作用。
四．“贵族学校”的全程式监控管理，对儿童身心健康有极大的侵害性
在“贵族学校”里，孩子吃饭、睡觉、外出都有老师或管理人员陪同，表面上看，这是学校认真负责，它的确也可以保证孩子的安全（现在社会治安不太好）。但是，这种管理办法，已经严重地侵犯了儿童的很多个人权利，甚至侵犯了儿童的隐私权。孩子虽然不是成人，但也总会有自己的一些隐私的，至少有自己的一些主宰权吧？在“贵族学校”里，就不允许你有这些“权”了：你的喜怒哀乐都在别人的眼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随时会有人出来对你说：这样能做、那样不能做，你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主性。久而久之，可能还会导致师生之间的潜在对立情绪，孩子们会尽力遮掩自己的真实内心活动、形成表面欢快、骨子里孤独的性格，甚至造成孩子长大后的反社会倾向。
鲁迅先生把那种只许学生埋头读书、不许过问窗外事，只许唯唯诺诺服从、不许
稍有反抗的教育称为“兔子式的教育”，他尖锐地批评道：“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的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唯有兔子式的逃跑而已。”（《论“赴难”和“逃难”》，《鲁迅全集》第四卷，361页）
五．“贵族学校”淡化了孩子的家庭观念和骨肉亲情
在一个孩子长成为大人以前，父母仍然是家庭的主宰者、主导者，同时又是孩子的精神感情依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老师。长期让孩子在寄宿制“贵族学校”里独居，并不符合人的天性，再好的老师也取代不了父母的知寒知暖，激发不起孩子对亲人的那种感情波澜，让一个孩子五、六岁起就离开父母而到装潢考究的“贵族学校”去，是得不偿失的：这个孩子会因从小就没有得到充足的父母关爱而变得郁郁寡欢、过于刚强，不知有父母、更不知友情亲情，他本质上和一头孤独的小兽没有太大的区别，性格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异。这显然不符合送他们到“贵族学校”上学的家长的意愿。
综上所述，从违反教育规律、心理健康规律等方面来看，“贵族学校”存在着先天的误区，作为自愿者参加教育实验的手段之一暂时还说得过去，但实在是不适合推而广之。
另外，在考虑“贵族学校”为什么会颇有市场时，除去经济因素，有一点也必须考虑进去：那就是：我们作父母的，是不是做了一些“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事？也许，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让孩子感到在家里和在“贵族学校”差不多？或者，我们对孩子不闻不问，使孩子觉得不如到“贵族学校”去还有意思一些？
有一本谈美国人对待孩子的书，说到美国很多成人对孩子有一种“原罪”心理，总认为没有事先和孩子好好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孩子愿意不愿意，就把孩子带到人间来了，所以总是想法在孩子小时让他多品尝到快乐和自由；而我们则不然，我们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使孩子来到人间的恩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自己支配、恣意约束。中国的家长大多处于“溺爱型”与“放任型”这两个极端，能把二者统一得比较好的，不多见。送孩子上“贵族学校”并不是生意忙、工作忙而对孩子的一种补偿，说不定还是一种损害；办“贵族学校”也并不是体现教育事业价值的好办法，还有其它很多更好、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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