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中国之行曾遭遇反对声泰戈尔
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生日，而这次生日恰巧是在北京度过，这对中国的欢迎者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喜讯和荣幸，所以他们也早早地做好了安排，其中尤以徐志摩所主的新月社特别热心，而他们为诗哲所准备的最大的礼物是在泰戈尔生日这天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
泰戈尔在中国度过的这个生日使他终身难忘。
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即5月9日，上午11点30分至12点35分，应讲学社邀请，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给北京青年作了第一次公开演讲。演讲前，先由梁启超简单介绍，随后才是泰氏用英语演讲，演讲结束后的十几分钟，由徐志摩翻译成汉语。泰戈尔在自己的演讲中简单介绍了自己青年时代在孟加拉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他说：“余虽年老，但是余并非一腐朽时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犹如昼夜不息之流水。余不为不知老之将至，抑且自视为一活泼之幼童焉。”这次泰戈尔之所以在演讲之初就讲了这样一段类似自我表白的话，实际上是大有深意和背景的。早在泰戈尔在雩坛演讲时，就已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传单，反对泰戈尔在演讲中宣传什么“博爱和和平主义，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主张以静制动，反对以暴力驱逐暴力”。反对者认为泰戈尔这是在宣传投降主义。这次在真光影戏院的演讲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在泰戈尔到达会场之前，已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传单，名为“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其中内容与在雩坛相似，无非就是针对泰戈尔在演讲中所宣传的主张进行抨击，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不是泰戈尔所宣传的，而是正好相反，因此泰戈尔的到来，对中国的革命实在是一副消极的催化剂，所以有志于中国将来前途者应该尽到自己作为有为中国青年的责任，反对泰戈尔。梁启超在泰戈尔演讲前所作的介绍中也谈到这一点，他替泰
戈尔辩解说：“新与旧非年岁问题，乃精神问题，亦非皮相问题，乃骨髓问题，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这些为泰戈尔正名的话，都表明当时这股反对泰戈尔的力量并不算小。因而泰戈尔这次演讲也就自然带有一种为自己辩解的意味，他通过回忆自己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过程说明自己实际上并非一个守旧腐朽的代表，而是一直有革命精神的。他说：“吾以为一人可析而为三，一曰肉，二曰心，三曰灵魂。肉为最无关紧要者，心次之，灵魂则为吾人生命之源。生命之在地球，恰如流水之奔江河。流水之奔江河，过去之水，非今日之水，今日之水，又非明日之水，固源源而不息，固亘万古而常新。生命亦然，乃进化的，非呆滞的，故吾人必须有革命，必须日日新，又日新，然后此生命才成为活泼之生命。惟吾之所谓新，非新其羽毛之谓，乃探吾灵窟，抉出可以永久存在之新生命，使之趋于神明之路之谓。盖徒新其羽毛，则为肤浅之新，暂时之新，仅能成一现之昙花，与吾人灵魂之永久存在问题初不相关也。于此有为吾人所必须注意者，则为舍旧维新之方向是也。”他说自己曾经到过欧洲，欧洲人穿短衣，而亚洲人则穿长衣，欧洲人不知道衣之长短与人生之永久和暂时无关，所以就把穿着与他们不一样的服装的亚洲人看作野蛮人，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所需要的，乃灵魂上的修养，而非肉体上之供给，而欧洲人所谓的文明野蛮，乃以机械之精良与否为标准。他接着反问道：“试问日下之机械专制时代，果适合于吾人之要求乎？吾敢断言之曰：是不然。文明之发展，绝非到此即为止境者，吾且窥见一较深较广之世界，已显于吾人之眼历中，此世界即所谓神明的境界，其光明较今兹机械专制之世界，且不能以度量计之。”而要想到达这种境界，必须努力培养牺牲的道德。欧洲人现在只处于人类发展的第二时期，即体力智力征服时代（第一个时期为体力征服时代），尚未到达第三时代，
即道德的时代，但他们不但不知道反省，反而以此为满足，真是执迷不悟。
在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泰戈尔所谓的革命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在内涵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中国当时所需要的，也是很多有志者所追求的革命，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而泰戈尔所主张的革命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革新或维新，是局部改良，渐进革命，而事实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泰戈尔之受到批评，也并不是多么让人感到奇怪了。
来自国内的这股反泰力量，泰戈尔本人也感觉到了，也让欢迎者为此深深感到不安，虽然他们竭力在泰戈尔面前掩饰，但却是越描越黑，反而让泰戈尔更加不舒服。但原定的计划还在继续执行。
5月10日上午，泰戈尔仍在真光影戏院进行第二次公开演讲。在演讲之前，先由胡适登台，对怀疑泰戈尔来华动机者进行警告。胡适此时作为新月派的精神领袖，他所追求的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国家理想和人格理想，与泰戈尔所主张的颇多相合之处，对泰戈尔推崇有加也就不足为奇。
继胡适之后登台的也不是泰戈尔，而是徐志摩，这位在泰戈尔来华之后就几乎是与之形影相随的诗人，自泰戈尔受到攻击后情绪也一直很激动，他一方面想方设法替泰戈尔辩护，在泰戈尔面前遮掩与欢迎者的热烈态度迥然相反的事实，一方面对攻击泰戈尔的人也作出了反应，那就是决定不再担任泰戈尔演讲的翻译，而这本来是他乐此不疲的工作和享受，至于原因，他是这样解释的：“吾人于泰戈尔之演讲，如吃甘蔗，吾之翻译，及报纸之记载，将皆成为蔗粕。蔗粕无浓味，故不必画蛇添足，举蔗粕以饷人。” 徐志摩讲完，泰戈尔才登台演讲，时间为上午11点过7分至12点，与以往的演讲不同的是，泰戈尔以前在演讲时从来不带草稿，而是信口讲来，滔滔不绝，这次却准备了讲演稿。在讲演时态度激昂，尤其是谈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
地步时，更是慷慨陈词，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这次演讲的题目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