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鉴赏

《论语》鉴赏

[孔子的主要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是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的学说，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思想等为政治国、立身处世的一切方面，是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孔子思想的主要精华有：①“仁”的思想；②“孝”的思想；③“礼”的思想；④中庸思想；⑤天命思想；⑥教育思想。孔子的思想主要汇聚在《论语》中。

一、“仁”的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仁”的涵义十分广泛，所谓仁者，即“爱人”，就是爱别人，但最重要的是爱父母。故其爱是一种有等级的爱，和墨家打破宗法礼教的兼爱是对立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孔子对于“仁”的标准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刚、毅、木、讷，近仁”；他认为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孔子还对仁者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曾对仁者这样描述：“……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意思是仁者性好静而且长寿；仁者对艰难的事抢先去做，对能获利的事便退居人后，这样便可以说是具备仁德了。他认为只有仁人才能正确地对人好恶，“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他还说志仁可以无恶无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里仁》)。

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为仁的愿望，因此，他说“仁者，人也”；但要达到“仁”的境界比较困难，不仅必须做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而且不能“巧言令色”(《学而》)。当然，“仁”也并非高不可攀。孔子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就是说，为仁关键在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他提出了“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的信条，并且明确告诫弟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仁者运用“恕”来行道。“仲弓问仁”(《颜渊》)，与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卫灵公》)，孔子均答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这种以“恕”行道比较容易做到；至于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这就对以“恕”来行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要想“自己想建树的也帮助别人建树，自己想要做到的也帮助别人做到”难度更大，甚至尧舜都难以做到。孔子还认为“仁”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准则，并希望把这种主张推及当政者。因此他倡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这样才能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的仁政理想。

孔子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认为仁比生命还重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为了达到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能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孔子的这一观念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二、“孝”的思想

“孝”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与“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人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政治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道：“《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意思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长，以这种风气影响当政者，就是从政了，并非只有当官才算从政。

孔子认为孝悌是仁之“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指出：“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不孝就是不仁。《阳货》中记载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观点。宰我问居丧，认为三年太长，一年就够了。孔子说：“你要短丧，心安么?”宰我答道：“安!”孔子说：“你安就行短丧吧!殊不知君子的居丧，食美味不觉得味甘，听音乐不觉得快乐，居处不觉得舒服。”孔子认为宰我不孝的理由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而宰我竟然只想居丧一年，所以，宰我不孝，也就是“予之不仁也!”

但是，孔子主张孝道也有他的局限性。一旦孝与仁之间出现冲突，依据事亲为大的原则，不惜以牺牲“仁者，爱人”为代价，来确保父慈子孝的至高无上。孔子曾对叶公说的“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孔子把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置于法律正义、诚实品德、仁爱理想等等具有普遍性内涵的东西之上，强调即便是在“其父攘羊”的情况下，孝子为了尊亲，也完全有理由坚持“父子相隐”的做法，以致不惜放弃自己对于那位羊被攘去的无辜民众的仁爱之情，来维护父慈子孝的至上地位。另外，孔子明确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强调即便“父之道”在本质上是一种不讲仁爱的“非道”，人们也应该出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忍”的血缘亲情，无条件地坚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三、“礼”的思想

“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对“周礼”十分崇敬，在《论语》中多次谈到。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要注意的是孔子提倡的“礼”，是经过“损益”有所发展的“礼”，即增添了“仁”的内容。他以“仁”释“礼”，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把“不仁”视为礼崩乐坏的主要原因。他将“仁者，爱人”的精神融入“礼”之中，将“爱而无私，上下有章”称为“知礼”；他提出用爱亲人之心推及他人就是“仁”，这就以血缘为纽带而又突破血缘的限制，从而革新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把礼推到了社会各阶层。

孔子注意对“礼”的阐释，《论语》中有75处谈到“礼”，遍及39章。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孔子认为“治国以礼”既要注重形式，又要注重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他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意谓不仁的人，怎么能谈得上礼乐呢?“恭”是对人的庄重和顺。孔子主张“居处恭”(《子路》)，“貌思恭”(《季氏》)，但反对过分做作的恭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因此，要做到恭，必须依礼而行。“敬”是对人严肃、真诚，以礼相待。孔子主张敬父母，在孝养父母的同时要有敬，只养不敬不是真正的孝，并且对亲人的生、死、葬、祭都必须用礼(《为政》)；敬上，赞扬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敬友，赞扬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同上)。他自己也在行为上表现了依礼而行的恭敬，如“人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乡党》)。

在孔子的观念中，“正”就是合礼。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就算细小之处也讲究合礼。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乡党》)。他还认为没有礼就无以立身成人，所以不仅自身注重讲礼，还在教导独生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教导弟子们时同样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他还强调君子必须“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

另外，孔子主张以礼义来规范人欲，把人欲规范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而使得人欲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得到协调。一方面，孔子承认人欲的存在与满足的合理性。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贫而无怨难”(《宪问》)；他主张统治者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物质欲求，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孔子还主张先富而后教：“既富矣”，再“教之”(《子路》)，这表明他看到了民众基本物质利益的满足对教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承认对人欲的合理满足是“求仁”的前提。

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以礼节欲，克制欲望的膨胀，以达到“仁”的道德境界。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提出“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要做到“欲而不贪”(《尧曰》)。孔子反对奢华，“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孔子主张节俭，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过去人们用麻编织孝帽，花费大，后来人们节俭了，改用丝织，对此，孔子表示赞许：“俭，吾从众。”(《子罕》)孔子一向鄙视贪恋美色，沉湎淫欲的行为。他在《论语》中两次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公》)，表明他对道德修养无法克制性欲膨胀的社会普遍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孔子还提出了“君子有三戒”：少时戒“色”、壮时戒“斗”、老时戒“得”(《季氏》)。孔子认为，人之患在于欲望太多，欲多则无刚，因而，当有人认为其弟子申枨是刚毅不屈的人时，他反驳说：“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

孔子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认为“合诸侯，艺贡事，礼也”(《左传》)，主张根据周礼制定对霸主贡赋的极限。他告诫统治者要依礼行事，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人民；‘有耻且格”(《为政》)，从而遵循礼的规则，达到和谐的“礼治”境界，即“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孔子家语》)。

孔子提出的“礼”，就是把西周奴隶主统治者专门用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礼(即一系列礼仪制度等)，改变为密切伦理关系、改善社会关系、调整政治关系的礼。

四、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里，孔子主张哀乐中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种体现。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称为“中行”，意思是说，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中庸是一种调和配合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子贡也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醇犹犬羊之粹。”(《颜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

中庸思想主张在实际应用中时常变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客观条件如何转换，都要以“中”、“正”和“宜”为准，在重“时变”的同时，更要遵循、认同于一个最高标准——“中”。要注意的是：变通是手段，稳定才是目的，中庸是变通与稳定高度统一的有机体。中庸思想的变通和稳定是孔子儒家思想与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本质区别。

中庸思想在实际运用中，注意避免“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是事物趋于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执中”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因此，孔子提出要避免“过”与“不及”。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 (《先进》)“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公冶长》)三思未免太过，一思未免不及，再思就合中庸。太繁固然不好，太简也是不好。(《雍也》)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

中庸思想在实际运用中强调不可则止。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性。为此，孔子提出不可则止。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对于朋友也是一样，“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

中庸思想在实际运用中倡导无可无不可。在《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进行比较。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降志辱身矣”，但仍“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则“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这三类人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的行动原则，而孔子则主张“无可无不可”。朱注云：“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

另外，要注意不要把中庸思想庸俗化了，中庸思想不是指中间道路，老好人，泥守居中；孔子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五、天命思想

孔子的天命思想，是对殷周时期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形成的。“天命”即尊天信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囱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孔子认为天道无形无状，然而四季的运行与万物的长成，都在天的法则之中，天无言而有作为，人看不见天的作为，而能见天的事功。人唯一能做的是以行为来契会天道。

孔子强调天人合一，主张畏天命。他认为人的一切全在天的掌控中。人须禀持天道而行，不可胡为妄作。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认为君子“畏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所以他认为大概只有天才了解他。(《宪问》)

孔子天命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遵循自然规律，保持乐观，将天道应用于人道，承担起社会责任。他一生屡屡不得志，却不怨天，不改变其志向与乐观态度。孔子说：我履行的是天地正道，能够走通是命，倘若走不通，文化命脉真要断绝，也是命。人之祸福，行事之成败，历史之演进，皆有一定的自然理则，此即所谓的“命也，天也”。孔子曾对子服景伯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他认为治道能实行，是命运；不能实行，也是命运，公伯寮并不能把命运怎么样。这体现了孔子信命的思想。

另外，孔子赞成敬鬼神。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他赞成禹的这种行为，可见其不仅孝于父母，而且孝于鬼神。但他对待鬼神的态度还是理智的，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他对鬼神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而是主张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这是他对待鬼神思想的积极意义所在。

六、教育思想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把教育作为“安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文教来感化百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孔子认为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孔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君子儒”，他认为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就需要提高个体的修养，不断完善自我，以达到“仁”的境界。孔子曾告诫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雍也》)

孔子不仅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从政的。像冉求、子路、宰我、子游等人，曾为列国大夫或邑宰，子贡常相鲁、卫，在施政上很有政绩。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

关于教育对象，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它提倡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述而》)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做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是很不容易的。

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不仅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

孔子对教育内容进行了重要改革，他研究整理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排除了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成分，注入了春秋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选出《诗》《书》饼L》《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作为教科书。这六部经书后来被称为“六经”或“六艺”。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他说：“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是把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的。

孔子不仅主张从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学习知识，还主张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知识。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不耻下问”(《公冶长》)等等。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说自己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还说统治者要是重视礼、义、信，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子路》)

孔子也很重视体育教育，特别是军事体育。射和御属于体育的范畴，射是射箭，御是驾车。商周、春秋时代，车战是战争进行的主要方式。孔子施教很重视对弟子进行军事训练，因此，射、御就成为他们入学后必修的一门军事体育课。

孔子讲美育，包括音乐和审美等方面的内容。孔子善于欣赏音乐和评论乐曲。他不仅极端推崇尧舜时代的政治，就连舜时的《韶》乐，也认为是最美好的音乐。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说《韶渗是尽善尽美的乐曲，对《韶》的评价极高。(《八佾》)在审美方面，孔子认为外表美与内在美同样重要。他在与子夏讨论美女的外貌时说：“绘事后素。”(同上)何晏在注此句的含义时说：“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可见孔子是讲仪表美和心灵美的。孔子主张“君子成人之美”(《颜渊》)。

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为政》)，“学而时习之”(《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孔子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因材施教，强调循序渐进，教学相长。孔子特别善于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引导，借助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例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孔子鼓励学生要勇于思考问题，将思考问题看做学习的一部分，强调学生不要死读书，贵在触类旁通。孔子总是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鼓励年轻人要积极向上。《论语》中很多处讲到了教育的问题。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这里讲的是因材施教。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注意循序渐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孔子注意切磋讨论、教学相长。子贡请教孔子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于是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学而》)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意思，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认为求学者要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求学要求。孔子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以强烈的求知进学精神启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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