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简介：

你若有心去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大量生产和使用六六六。DDT等剧毒杀虫剂以提高粮食产量。
　　到了50年代，这些有机氯化物被广泛使用在生产和生活中。这些剧毒物的确在短期内起到了杀虫的效果，粮食产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然而，这些剧毒物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们却全然没有想到，这些用于杀死害虫的毒物会对环境及人类贻害无穷。它们通过空气、水、土壤等潜入农作物，残留在粮食、蔬菜中，或通过饲料、饮用水进人畜体，继而又通过食物链或空气进入人体。这种有机氯化物在人体中积存，可使人的神经系统和肝脏功能遭到损害，可引起皮肤癌，可使胎儿畸形或引起死胎。同时，这些药物的大量使用使许多害虫已产生了抵抗力，并由于生物链结构的改变而使一些原本无害的昆虫变为害虫了。人类制造的杀虫剂，无异于为自己种下了一棵毒果。
　　当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是量尤为患时，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经过4年时间，调查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在这本书中，卡逊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

　　《寂静的春天》是一部划时代的绿色经典著作，它的出版对那些把剧毒杀虫剂作为“杀手银”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挑战。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对卡逊进行了围攻，说她是“极端主义者”。“大自然的女祭司”等，使卡逊承受了不亚于达尔文当年发表《物种起源》的压力。然而，日后的事实却证明了卡逊的预言，这些剧毒物对环境及整个生物链造成的巨大破坏是无法弥补的。

　　《寂静的春天》是一部警示录，由于它的广泛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对书中提出的警告做调查，最终改变了对农药政策的取向，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美国各州也相继通过立法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最终使剧毒杀虫剂停止了生产和使用，其中包括曾获得诺贝尔奖的DDT等。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虽然这些剧毒杀虫剂已从生产和使用的名单上被清除，但人们却仍不得木依赖其他农药来维持粮食产量的提高，有些地方，包括中国某些地区，人们至今仍在非法地生产和使用着被禁止使用的农药。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由于农药使用不当而发生的死亡事故每年都有上万起，约有150－200万人急性农药中毒。

　　《寂静的春天》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端。由于它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被列为“改变美国的书”之一。
　　《寂静的春天》在阐述了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的同时还告诫人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围绕《寂静的春天》引起的广泛争论为民间环保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化学物品（尤其农药、杀虫剂等）对环境影响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从而唤醒和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也是从停止沙城农药厂的DDT生产开始的，而后全面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

《寂静的春天》写作背景

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在以后的上课内容我们会作进一步的探讨），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DDT消灭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四十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并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写一本书”，到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静的春天》之名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卡逊共花去五六年时间。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卡逊的个人生活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她母亲收养的外甥、五岁的罗杰因为得不到她的照顾，在1957年差点儿死了；此后，随着她母亲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对一位十分亲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自己又被诊断患了乳房癌，进行乳房彻底切除的手术和放射治疗。她还因负担过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支撑，被阻止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卡逊以极大的毅力实现了她的目标。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寂静的春天》目录

译序

　　致谢辞

　　前言

　　第一章 明天的寓言

　　第二章 忍耐的义务

　　第三章 死神的特效药

　　第四章 地表水和地下海

　　第五章 土壤的王国

　　第六章 地球的绿色斗篷

　　第七章 不必要的大破坏

　　第八章 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第九章 死亡的河流

　　第十章 自天而降的灾难

　　第十一章 超过了波尔基亚家族的梦想

　　第十二章 人类的代价

　　第十三章 通过一个狭小的窗户

　　第十四章 每四个中有一个

　　第十五章 大自然在反抗

　　第十六章 崩溃声隆隆

　　第十七章 另外的道路

《寂静的春天》作者简介：

Rachel Carson（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匹兹堡附近的泉溪镇；

1932年获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

1936～1952年在美国鱼类与野生生物调查署工作；

1963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1964年4月14日因患癌症病逝；

1980年被追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主要著作：

《海风之下》（1941）

《我们周围的海》（1951）

《海之边缘》（1955）

《寂静的春天》（1962）。

《濒临失衡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

《濒临失衡的地球》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重要作品，初版于1992年，旨在讨论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的整体关系。作者戈尔认为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文明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副标题“生态与人类精神”便充分体现这一贯穿整部作品的思想核心。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失衡的危险”、“寻求平衡”和“获取平衡”。循着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关系这样一个脉络，戈尔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最新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致力于探索生态系统与人类文明所共同面临之困境的产生根源和应对之策，并以此引发读者对环境与生态问题的真实关切和深刻思考。

勾画全球生态危机的全景图

在这本书中，戈尔把大量翔实的环境数据纳入全球的观察视野，勾画出一幅地球生态危机的全景图。水土流失，热带雨林毁坏，全球变暖，水和空气污染，臭氧层变薄，洋流和暖流的紊乱，融化的冰川，不断上涨的海洋……戈尔运用因果逻辑推论，清晰地列举出问题如何由区域扩展至全球，深入浅出地得出地球濒临大灾难的结论：北极在消融，物种在消退，生物链在变异……他用铁证如山的科学研究资料和数据，将最后一层遮羞布扯去，让我们直面千疮百孔的地球，直面这残酷严峻的人为灾害及其后果。

戈尔所勾勒的这幅生态危机全景图至少在两个方面使我们直面问题的严重性和刻不容缓。一方面，他在书中始终强调，这一生态危机弥漫于整个世界，属于全球性的挑战。如果我们只看到区域性的问题或是本地的问题，那么只能寻得一团毫无意义的乱麻而已。另一方面，他指出这一全球危机的渐变特征具有蒙蔽性。他以儿子6岁时遇到车祸险些死去而后自己真正走上生态保护道路的心路历程来告诫人们必须克服听天由命的惰性：生态保护之宝贵犹如孩子，你必须学会如何去珍惜和抵御不期而至的风险。书中，他展示了那个著名的青蛙实验：把青蛙放在100摄氏度的水中，它会烫得立刻跳出来，受伤害不大；而如果把它放在与室温相等的水中，再对此水进行缓慢加热，到七八十度的时候，青蛙已经跳不出来了。人类也一样，总是对眼前的巨大灾难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而对于积累性的、缓慢来到的灾难视而不见。是的，正在全球蔓延的生态危机便是这样一场渐进性的灾难。戈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作为人类极其可笑的谬误：“我们从自然中来，现在却把脊背转向自然。”他所描画出的每一幅发人深省的画面都是一次新的警告：我们若不悬崖勒马，灾难已经指日可待。

探寻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

在多方位呈现全球生态危机的过程中，戈尔的笔触跨越了历史、政治、科学、经济、心理学、种族等各个领域，追问人类文明的本性及其与全球环境的关系。他着重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等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追溯生态危机的起因。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与生态恶化之间关系的深层梳理，戈尔向我们抛出一个可怕的事实：人类文明已经具备了影响全球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影响局部环境的能力，并已具备了毁灭自身的力量。他指出，现代文明的极度自负实际是一种逃避和短视。“我们现在倒是该问一问，我们真的这么独特这么强大，乃至于我们从根本上可以和地球分离吗？”人类文明对生态的威胁具有战略性质，全球生态的改变也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战略性质的威胁。戈尔在关于该书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人类文明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失衡状态是造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应对之策。

在本书中，戈尔便试图从人类文明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中寻找解决方案。他强调，关键的转变所需要的是以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关系本身。从生态整体着眼，重视自然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及对平衡的需求，戈尔与我们分享着一种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更深刻理解——我们都从属于一个比我们自身更为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家族的血缘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然而，对每一个他人的未来的责任，对整个地球环境的责任，却把我们变成了一家人。”也就是说，那种我们与地球相互分离，我们是独立的个体的观点必须得到彻底转变。当我们击破思想中的顽石，将自身当做整体的一部分来审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或许能够唤醒作为世界家族一分子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对子孙后代所与生俱来的关爱。

“由于丧失了与世界，与未来的联系，我们的精神似乎都焦躁不宁。”对生态系统的拯救即是对人类精神的拯救。戈尔在书中所提倡的真正的解决之道便是通过复苏人类的生态精神以“改善文明和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生态危机的整体设想的基础上，戈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详尽论述便体现了他解决生态问题的踏实态度和远见卓识。

吹响全球生态保护运动的号角

《濒临失衡的地球》出版后，在美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使人们见识到世界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对于这场全球危机大胆且具魄力的回应。《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之为同类著作中最出色的一部，《西雅图时报》称之为“划时代的著作”，《休士敦邮报》把它作为必读书推荐给读者。同时，这本书被美国极其权威的《纽约时报》列入畅销榜单，成为第一部由美国国会议员所著且获此殊荣的图书。在媒体和读者中引起的关注，使该书短短三年内在美国国内重印了十次，同时被译成中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法文等几十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在美国有评论称，该书的开拓性质和启发意义，使它在世界生态保护运动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力。

2006年，戈尔制作了讲述地球气候变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再一次引起世界性的轰动。他声称，该纪录片的主要概念——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失衡关系，就来自《濒临失衡的地球》。这部获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的电影由戈尔亲自担纲解说，将他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中一以贯之的生态意识提倡至顶峰，再次吹响全球生态保护运动的号角。他还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宣讲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提醒各国为生态保护尽到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戈尔因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各国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持续努力，与《濒临失衡的地球》和《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及戈尔的奔走呼号有着重要的关系。

戈尔本人相信这本书最终具有这样的意义：使人们认识到使地球回归平衡的急迫需要。地球濒临失衡，选择权在我们手中——生态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生态精神。正如戈尔书中所言：“关键在于平衡——慎思与行动的平衡，个人关切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神奇的人类文明的热爱的平衡。这是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寻求的平衡。”面对日益退化的生态系统，这本书是一声震耳的警铃，是一道严厉的目光，也是一面透亮的镜子，不留余地将我们置入自我审视的境地。当我们掩卷沉思，认真地检查自己与大大小小的环境的关系，重新思考自身在整个生态系统的位置，并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和自然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便真正响应了戈尔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寂静的春天》的简介(2)

“从前，在美国的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当农民移居这里之后）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诉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这两段文字完全不像是出自一本科普著作，更像是恐怖小说的开头。事实上，卡逊的反对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卡逊描述成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训练，只知道煽情的文艺青年。

卡逊最初的志向确实是当一名诗人，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文学。直到三年级时她才决定改学动物学，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要多于对文学的痴迷。

大学毕业后，卡逊进入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动物学，主攻方向是“鲶鱼前肾（Pronephros）的发育”。由于家庭负担重，她拿到硕士学位后便退学当老师。暑假期间卡逊去麻省一个海洋生物研究所实习，并立即爱上了海洋。1932年，她向美国渔业部申请做了一名业余编辑，负责编写宣传手册。4年后，她辞去教职，成为渔业部的一名正式雇员。为了多挣钱，她利用业余时间为报纸杂志撰写科普文章。1937年，她在全国性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处女作——《海洋深处》（Undersea），获好评。

据同事们回忆，这时期的卡逊为人谦和，极易相处。但她对文字的要求近乎苛刻，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大声念几遍，力求完美。1941年，卡逊出版了第一本科普著作，名为《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 The Sea-Wind）。可惜正赶上“二战”，这本书只卖出了不到2000册。

1951年，卡逊又完成了一部新书稿，名为《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书稿辗转15家出版社，包括《美国国家地理》，均被拒绝。幸亏《纽约客》杂志一名编辑看中了此书，说服主编，以“海洋档案”的名义在《纽约客》连载。第二年，该书终于出版，当年就卖掉了20万册，并获得美国国家科技图书奖。颁奖仪式上，卡逊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科技文学’，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相，而真正的文学的目的也是如此。”

有人形容这本书是“科学知识和发自内心的个人情感的神奇结合”，因为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对生命的尊敬。美国的宗教界人士曾指责卡逊没有在书中提到上帝，她回答说:“起码对于我来说，相信进化论和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是完全不矛盾的。我把进化论看做是上帝创造生命所用的方法，这方法是如此完美，我们研究这一方法，正是为了更加尊敬上帝，更好地敬畏他所创造出来的方法。”

这本书为卡逊挣到了足够的钱，让她得以从渔业部（当时已更名为“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辞职，成为职业作家。1958年，卡逊接到一封朋友来信，诉说她家后院喂养的野鸟都死了，那个朋友猜测这是因为飞机喷洒的杀虫剂所致。这封信让卡逊开始关注化学杀虫剂和农药污染问题，并着手调查。

1960年，卡逊被诊断出得了乳腺癌，她加快了写作进度。1962年书稿完成，并在《纽约客》上连载，引起强烈关注。同年，《寂静的春天》出版。这本书以滴滴涕为主要例子，讨论了人造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的潜在危害。该书出版后几个月内就卖出了50万册，在西方国家引发了全民大讨论。卡逊的支持者来自各个领域，而她的反对者大都来自化工厂、制药厂、农业部，以及部分科研机构，他们指责卡逊在科学上不够严密，有误导读者的嫌疑。还有人指责卡逊没有资格在农药领域发言，因为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化学训练。

生命没有留给卡逊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击。1964年4月14日，卡逊死于乳腺癌，享年56岁。她终生未婚，但她领养了姐姐去世后留下的儿子。

卡逊死后，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对滴滴涕采取行动。直到60年代末期，美国相继发生了多起由人工化学品引发的环境危机，美国民众对政府和化工厂的信任程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有多人向美国政府提起公诉，要求政府调查滴滴涕造成的危害。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美国政府终于着手进行调查，并于1972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滴滴涕的使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颁布了滴滴涕禁令，这种曾被誉为“神药”的高效广谱杀虫剂，从这些国家的土地上逐渐消失了。

但是，滴滴涕远没有淡出历史舞台。

喧闹的春天

因为立场不同，世界上任何事情大概都存在争议。可是，用“争议”这个词形容《寂静的春天》简直是太含蓄了，这本书引发的大讨论可以用“战争”来形容，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硝烟味越来越重。

40多年来，卡逊的支持者给了她最高级别的赞誉，《寂静的春天》发表8年之后，美国成立了环保署，颁布了多项旨在保护环境和珍惜野生动植物的法规。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环保组织相继成立，为宣传和推动环保理念立下汗马功劳。联合国也积极加入了环保大军，多次主持召开全球环境大会，颁布了多项环境公约，其中包括著名的《京都议定书》。

1980年，美国政府授予卡逊一枚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卡逊评为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把《寂静的春天》评上世纪最佳新闻作品之一，位列第二。今年（1997年）初，为了庆祝卡逊诞辰100周年，一本名为《拯救地球的勇气》（Courage for the Earth）的文集在美国出版，收录了包括美国前总统戈尔在内多位知名人士评价卡逊的文章。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自由派记者约翰·提尔内（John Tierney）的文章，批评卡逊用伪科学误导读者。提尔内建议任何一个读过《寂静的春天》的读者一定要再读一下鲍尔德温（I.L.Baldwin）教授写的文章，此人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微生物学教授，同时也担任过美国科学院下属的“杀虫剂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主席。早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他就开始研究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1962年，他为著名的《科学》杂志写过一篇《寂静的春天》书评，批评卡逊过分渲染了化工产品对大自然的负面影响。“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人就开始了对大自然平衡的破坏。”鲍尔德温说，“《寂静的春天》不是对杀虫剂的利弊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更像是一个检方律师的一次充满激情的呼吁书。”很显然，鲍尔德温教授不同意卡逊在《寂静的春天》第一段中对两种农业方式的褒贬，在他看来，“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就是人类破坏大自然平衡的确凿证据，与这块农场是否使用了人造杀虫剂无关。鲍尔德温还认为，滴滴涕的害处是很轻微的，必须平衡地看待滴滴涕的优劣，不能只盯着滴滴涕的缺点。“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无害的化学药品。”他说，“但却存在着无害的使用方法。”

鲍尔德温教授的看法在科学界很有代表性。事实上，有很多科学家对《寂静的春天》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比如，卡逊认为滴滴涕会让鸟的蛋壳变薄，直接造成了鸟类的大规模死亡。但是英国埃塞克斯（Essex）大学环境与社会学教授朱尔斯·普莱蒂（Jules Pretty）曾对记者说，造成鸟类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耕作方式的变革，减少了鸟类的食物，而非滴滴涕。

再比如，卡逊多次在书中暗示滴滴涕会诱发癌症，但迄今为止，只有动物试验证明了过量滴滴涕能够致癌，人体试验却一直没有证明这一点。因此，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把滴滴涕列为2B类化学品，也就是说，滴滴涕“可能”致癌。

卡逊的支持者举例说，癌症的发病率在工业化到来后逐渐上升，这难道不是确凿证据吗？不能这么说。首先，癌症最主要的诱因是年龄增加，这已是科学界的共识。人类寿命在工业化之后大大延长，癌症发病率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吸烟已被证明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如果排除吸烟和寿命的影响，人类癌症的发病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把癌症简单归罪于滴滴涕的使用，缺乏科学依据。

滴滴涕对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会有影响，这一点在科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2001年，美国国立环境卫生研究所的马修·朗奈克（Matthew Longnecker）教授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研究报告称，滴滴涕的代谢产物（DDE）阻止了孕妇体内的黄体激素和其受体的结合，会造成婴儿早产。朗奈克研究了60年代美国出生的2380个婴儿，测量了DDE在孕妇血液中的含量，对两者进行的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基本上都认同卡逊在唤起公民环保意识上所做的贡献。双方主要分歧在于如何正确评估滴滴涕的害处，因为滴滴涕的好处是明摆着的——它能救命。

抗疟英雄滴滴涕

对大多数卡逊的支持者来说，疟疾始终是他们绕不开的一个结。

众所周知，疟疾是一种致命传染病，防止疟疾传染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蚊虫叮咬，而滴滴涕当初就因为灭蚊效果好，而被称为“神药”。

2000年7月，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药物学分册发表了一篇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呼吁在发展中国家重新使用滴滴涕。文章指出，目前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作者巧妙地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看来，科学家也从卡逊那里学到了一点写作技巧。

作者举例说，滴滴涕的被禁是疟疾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全世界使用滴滴涕对抗疟疾，全世界疟疾死亡率迅速从原来的每10万人死亡192人，下降到每10万人死亡7人。疟疾基本上从西方发达国家消失，就连巴西和埃及也和疟疾说再见。

另一个例子是斯里兰卡。在引入滴滴涕之前，斯里兰卡每年新增280万疟疾患者，7300人因此死亡。使用滴滴涕后，效果惊人，1963年全国只有17名新增病人，无人死亡。印度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也取得了类似成效。可惜好景不长，1969年，在反滴滴涕思潮影响下，美国撤回了对斯里兰卡滴滴涕防蚊项目的援助，结果该国疟疾患病人数在一年之内猛增至50万。印度的情况和斯里兰卡类似。在南美国家中，只有厄瓜多尔坚持使用滴滴涕，结果该国成为唯一一个疟疾发病率持续下降的南美国家。

非洲的情况更糟。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停止使用滴滴涕。结果仅是南非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而与之相邻的一个省则经历了一次疟疾大爆发，至少造成了10万人死亡。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滴滴涕，结果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到50%以下。

另外几种依靠蚊子传播的疾病情况类似。美国科学院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称滴滴涕使用20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拯救了5亿人的生命。

面对滴滴涕支持者的宣传攻势，卡逊的支持者迅速做出有力反击。他们指出，卡逊当初并没有否认滴滴涕的杀虫功效，她只是警告人类，昆虫很容易产生抗药性。事实上，许多热带国家（尤其是非洲）一直没有禁用滴滴涕，因为热带蚊子繁殖速度快，再加上滴滴涕的滥用，使得疟疾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不过，在抗药性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其实是一致的。滴滴涕的支持者们也同意，滴滴涕的使用方法必须改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农田里大规模喷洒，而应该限制在居民的房间里。《自然》药学分册上的那篇论文指出，按照以前的施用方式，每公顷棉花每个月需要消耗11公斤滴滴涕，但是如果只是利用滴滴涕防蚊子，每平方米的墙壁只需2克，每年喷涂1～2次即可。即使有少量滴滴涕逃逸出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只相当于从前的0.04%。

对于已经产生抗药性的蚊子，滴滴涕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滴滴涕对这些蚊子仍然具有很强的排斥作用，喷洒滴滴涕依然可以防止蚊虫叮咬。

即使如此，某些环保组织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改变了思路，在承认滴滴涕防止疟疾传染十分有效的前提下，强调它对人体的危害，包括致癌，或者导致内分泌紊乱等等。但你面对的是非洲每年几十万新的疟疾病人，曾经多次去非洲考察的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深有体会。“非洲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差了，任何一种方法，必须既廉价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胡教授对记者说，“我听到过很多联合国援非组织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滴滴涕是目前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驱蚊剂。因为滴滴涕既便宜又稳定，每年只要喷洒两次就行了。”
“非洲的疟疾问题和全球变暖也有关系。”胡教授补充说，“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原来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是很少有蚊子的。现在气候变暖，蚊子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对驱蚊剂的需求量也就相应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反对卡逊的人主要来自化工企业。如今滴滴涕早已没有了专利权限制，很多已经开发出高价替代品的化工企业调转枪口，反对重新使用滴滴涕。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任何挣钱的方法，无论其代价有多大，都很少遇到挑战。”看来，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6年9月15日，WHO发表声明，修改了实行多年的防治策略，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滴滴涕来防止疟疾流行。对此，不少环境NGO（非政府组织）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不少组织仍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滴滴涕毕竟具有某些潜在的危险，不如花钱开发廉价替代品，这才是解决非洲疟疾问题的最佳方法。

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中国应对

《寂静的春天》绝不仅仅指出了滴滴涕的问题，还列举了很多有害的农药，包括狄式杀虫剂（Dieldrin）、对硫磷（Parathion）、七氯（Heptachlor）和马拉息昂（Malathion）等等。许多这类化学杀虫剂都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它们的降解速度缓慢，危害持久。还有一些脂溶性的化学品，比如滴滴涕，能够在动物的脂肪组织中进行富集，即使每次摄入的量很低，时间长了也能累积到很高的浓度。这两点正是卡逊当年反对使用化学农药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科学认知是渐进性的。”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刘建国对记者说，“商业社会的某些技术开发行为具有盲目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以前认为无害的人工化学品后来被发现有问题。”刘建国举例说，早期工农业曾广泛应用的滴滴涕、多氯联苯（PCBs）和氟利昂等，后来都下了禁令。近期的不粘锅涂层材料，纺织品及各类生活制品中广泛应用的全氟辛烷磺酸类化合物（PFOS）、在家用电器及家具中广泛应用的各种溴化阻燃剂（BFRs），以及在各种塑料制品及儿童玩具中普遍应用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等等，也都出了问题。

“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冷却剂氟利昂，原来认为对人体毒性很弱，可后来发现它会破坏地球的臭氧层，改用HFC-134a。可后来人们又发现HFC-134a是强温室气体，其效力是二氧化碳的1300倍，于是只好又开始研发新的替代品。”

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刘建国博士代表中国参加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或《POPs公约》）的谈判，这项公约旨在全面禁止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全球迁移特性的POPs类有毒化学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首批列入黑名单的有12种化合物，作为签约国，中国对其中4种杀虫剂申请了豁免，其中就包括滴滴涕。事实上，《斯德哥尔摩公约》只是限制了滴滴涕在其他领域中使用，在疾病防治这个方面，《公约》没有规定停止使用滴滴涕的日期，但是公约缔约国每3年必须递交一份滴滴涕使用情况的报告。

“其实，对于《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和正拟议新增列入的许多POPs类化学品，目前人们也未能掌握百分之百的科学证据证明其确实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是，正是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其潜在风险，才决定采取全球统一控制措施的。”刘博士补充说。

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申请了滴滴涕豁免呢？“中国早在2001年就停止使用滴滴涕对付疟疾了。” 北大的胡建信教授对记者解释说，“我国有能力采用更加安全的替代产品对付疟疾，比如菊酯类杀虫剂等。现在中国只有船底漆等极少数地方还在使用滴滴涕（为了防止水生生物附着）。”胡建信教授还告诉记者，天津化工厂去年（2006年）生产了1000吨滴滴涕，绝大部分出口非洲，帮助当地居民对抗疟疾。我国目前正在和埃塞俄比亚商量合作事宜，帮助他们自己生产滴滴涕。

滴滴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其它POPs呢？卡逊在《寂静的春天》第一章里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经过多年的进化，已经学会了适应自然界产生的天然有毒物质。但是对于那些人造的化学物质，人类一时无法适应，因此她建议用天然产品代替化工产品。事实上，卡逊的这一理论是很多反对她的人的攻击目标。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人类是不可能完全使用天然产品的，我们只有依靠科技的进步，学会如何准确地检验化工产品的安全性，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的于刚教授对记者说。

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绍东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现在使用着几千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可能完全代替它们，重要的是尽早发现危害，及时采取对策。”谢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具有其它国家没有的优势：“只要政府下决心，中国就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比如1997年北京市突然下令用无铅汽油代替含铅汽油，很多车主都准备不足。但是为了环保，他们必须做出牺牲，这一点在国外就较难做到。”

“但是，中国在有毒化学品的科学研究和环境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 刘建国博士对记者说：“比如，我国在POPs类有害化学品的危害测试和风险评估等方面还比较落后，相关数据和信息还主要参照国外，对国内正在广泛生产和使用的许多POPs类有毒化学品的环境和健康风险缺乏基本认知。”据刘博士介绍，我国现在对有毒化学品的管理涉及多个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和管理上缺乏协调与统一是当前一个主要问题。比如，化工产品主要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管理，农药被分给农业部，健康产品归卫生部。相比之下，环保部门在化学品管理上的职权非常有限，这与发达国家已逐渐形成的由环保部门主导化学品管理的局面大相径庭。

“中国正困扰于传统的‘三废’环境污染治理，环保部门的职能和机构人手严重不足，管理‘看得见’的‘三废’还管不过来呢。”刘博士无奈地说，“POPs类有害化学品属于‘看不见’的污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我相信中国政府会重视起来的，因为POPs类有害化学品不但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潜在的危险，而且正严重威胁着我国相关化工产品的出口贸易。”■

1 A Fable for Tomorrow 1

2 The Obligation to Endure 5

3 Elixirs of Death 15

4 Surface Waters and Underground Seas 39

5 Realms of the Soil 53

6 Earth’s Green Mantle 63

7 Needless Havoc 85

8 And No Birds Sing 103

9 Rivers of Death 129

10 Indiscriminately from the Skies 154

11 Beyond the Dreams of the Borgias 173

12 The Human Price 187

13 Through a Narrow Window 199

14 One in Every Four 219

15 Nature Fights Back 245

16 The Rumblings of an Avalanche 262

17 The Other Road 277

序
点评者序
致谢
前言
1 A Fable for Tomorrow
  明天的寓言
2 The Obligation to Endure?
  忍耐的义务
3 Elixirs Of Death
  死神的特效药
4 Surface Waters and Underground Seas
  地表水和地下水
5 Realms ofthe Soil
  土壤的王国
6 Earth’S Green Mantle
  地球的绿色斗篷
7 Needless Havoc
  不必要的大破坏
8 And No Birds Sing
  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9 Rivers of Death
  死亡的河流
10 Indiscriminately from the Skies
  自天而降的灾难
11 Beyond the Dreams of the Borgias
  超过了波尔基亚家族的梦想

12 The Human Price
  人类的代价
13 Through a Narrow Window
  通过一扇狭小的窗户
14 One in Every Four
  每四个中有一个
15 Nature Fights Back
  大自然在反抗
16 The Rumblings of an Avalanche
  崩溃声隆隆
17 The Other Road
  另外的道路
Afterword
后记

波尔基亚家族

波尔基亚是西班牙巴伦西亚贵族世系的后裔，定居意大利，是意大利15世纪的一个有名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争 权夺利的斗争中广泛使用把毒药放在食物里的办法暗害自己的对手,被称为最早的黑手党家族，对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他们家族的这段历史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毫不过分。

15世纪的波吉亚家族堪称最早的黑手党家族。他们和如今所有黑手党家族一样只顾自己的利益，用不义之财铺路，而且杀人不眨眼。但在宗教方面，他们却摆出伪善的样子，他们家的暴徒几乎从来都没有错过一次弥撒。罗德里戈博尔吉亚当上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的统治期以谋杀、贪婪和淫乱闻名于天下，而他是历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教皇之一。他崛起的过程，造就了他波澜壮阔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章。是西班牙巴伦西亚贵族世系的后裔，定居意大利，被称为最早的黑手党家族，对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他们家族的这段历史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毫不过分。

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任何挣钱的方法，无论其代价有多大，都很少遇到挑战。”看来，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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