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祁小玲 胡永亮

[摘 要]《聊斋志异》中丰富多彩的女性“狐狸精”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处引人注目的风景。不仅数量多，而且个性鲜明，蕴涵深刻。本文试图对《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聊斋 狐女 困惑 人性

《聊斋志异》通过建构一个“花狐鬼妖”世界来叙写整个现实社会，可说是我国古代一部别具异彩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而在《聊斋志异》的所有故事中，蒲松龄糅合幻想色彩与现实意蕴塑造的众多女性“狐狸精”，无疑是最具魅力的艺术群像。这些女性“狐狸精”（本文以下简称“狐女”。）形象丰富，个性鲜明，蕴涵深刻，“各以自己独有的癖好、言行、信仰、风姿，编织出别具情趣和韵味的生活史，令人为之感叹嘘烯、陶醉不已，”以致有人把她们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画廊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肖像画幅，”总体上也涵盖了整个封建时代的妇女形象。

一、“狐女”形象的类别。

《聊斋志异》是传统“狐狸精”故事的集大成者。在83篇“狐狸精”故事中，直接涉及“狐女”形象的有46篇。鲁迅说：“（《聊斋》）不外记神仙鬼狐精灵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这些女性艺术形象中，有的温柔美丽、娴雅大方，有的精明能干、自主自立……可以说，在整部《聊斋志异》中，刻画得最有光彩而又最动人的人物就是“狐女”形象。

（一）、情爱至上，患难与共的“爱情之狐”。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爱上贫苦无告冯生，她“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与冯生患难相扶，一起走出家破人亡的困境；《莲香》中的莲香主动扣开桑生的房门结为情好，一连十个日夜相傍榻旁，为书生施术疗伤；《鸦头》中的鸦头更是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而她的情人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在爱情婚姻生活中，她们仁至义尽，生死不渝，一如初衷。这类“情狐”与男子的姻缘也可分为几类：一是夙缘，即男女之间有段夙缘，“狐女”自动前来，再续情缘。二是倾慕，“狐女”见到富于个人魅力的书生，对其杰出的文才或德行大加青睐，主动交好。三是报恩，“狐女”对男子先前所施之恩，没齿难忘，极力回报，在报恩的过程中，爱情也同时滋生。不论是夙缘、报恩还是爱慕，在作者笔下，这些“狐女”都情深意笃，主动而又多情。既比以前的传统“狐狸精”更富于传奇情味，更较现实社会中的妇女浪漫完美。

（二）、行侠仗义，乐于助人的“侠义之狐”。她们有情有义、义无反顾地帮助男子，带给他们极大的利益和幸福，满足他们的各种人生梦想。《阿绣》中的“狐女”阿绣爱上人间男子刘子固后，面对刘子固的歧视和冷漠，她以德报怨，帮助薄情郎和情敌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辛十四娘》中的“狐女”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小梅》中的小梅理家有方，她使王慕贞丧妻后“田地连吁，仓糜万石”；又主持公道，惩治无赖，物归原主。一切安妥后，“狐女”飘然而去。《娇娜》中的娇娜虽和孔郎并无夫妻、情侣的名分，但知恩图报，不惜耗损性命交关修炼得来的“内丹”挽救了孔郎的生命。“狐女”们这种无怨无悔的付出真实、深沉、忘我，已经焕发出圣洁的道德光辉。

（三）、才华横溢，聪慧机敏的“聪慧之狐”。她们聪明睿智，胆识过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与矛盾方面，表现得游刃有余。《小翠》中的小翠、《狐谐》中的“狐女”都是机智多才，神通广大。《狐谐》中的“狐女”辩才无碍，诙谐有趣，什么人都难不倒她。凭借聪明才智，《小翠》中的小翠在谈笑游戏间帮助情人全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仕途与人生的困厄与灾难。表现在爱情方面，她们无所顾忌、敢做敢为，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同时，她们天真可爱、坦白真诚，也多有真性情的表现。如《婴宁》中的半人半狐的“狐女” 婴宁，就是自由烂漫，天性率真的形象典型。但是，婴宁的聪慧恰恰在于她天然可爱、大巧若拙的笑声。她用笑声缓冲了封建家长的严酷，解救无故犯错的仆人，也在笑声中巧计惩罚了轻薄子。

（四）、修真炼丹或狡诈作祟的“妖异之狐”。这类“狐女”数量较少，又分两种：一种修真炼丹，企求成仙，属于超尘出世、与人无害的“求道者”。另一种则专事采补、狡诈祟人，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妖狐”。像《董生》中的“狐女”，随便与董生交合，后杀了董生，吸尽他的精气，又想向王九思下毒手，其实，遇害的男子又何止他们那么少呢？又如《胡四姐》中四姐的两个姐姐，已害了好几条人命，又与四姐争尚生，目的只为与他交好。而《鸦头》中的狐妓妮子，也是四处与有钱男人鬼混。这些“狐女”急切地想修炼成仙，她们与男性交合所得到的精气，往往比任何一种方法来的快和多，这样可以加快练丹的速度，因此趋于淫荡。这类“狐女”可以作为前三种类型的参照与反衬，象征生活中时时会遇到如成仙一样的种种诱惑。其中一些“狐女” 形象也与传统形象大不相同。她们伤害过男子，最终又以悔改补过结局，应该说是走上歧途的“狐女”。

纵观《聊斋志异》中的这几类“狐女”故事和故事中的“狐女”形象，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的共同点。一是多数“狐女”都是妙龄女子，美貌娇媚，千娇百媚。青凤的“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辛十四娘的“亭亭拈带”，窈窕可人；莲香的“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娇娜的“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多数“狐女”姿容秀美，明艳绝伦，具有让男人为之倾倒的魅力，常常得到男子的帮助或追求。二是“狐女”的主流是聪慧率真，敢做敢为。《红玉》中的红玉主动爬上贫苦无告的寒士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也是主动扣开桑生的房门，求桑生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更是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了……这里既有红玉、莲香、鸦头的率真，也有阿绣、小梅、娇娜、小翠的聪慧，她们敢于为爱情献身，也能够在爱情上自主。《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是，当她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三是她们灵异奇幻，善于变幻，“狐女”具有变化莫测的超自然力量，能够预卜人之吉凶祸福。这样她们可以冲破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限制，自由自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包括帮助别人达成愿望。她们也因此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寄寓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给人间留下了不少美丽、动人的故事。

二、“狐女”形象的独特性。

“狐女”传说本身具有天然的美感和魅力，泛神化的中华文化传统更为“狐女”作为文学形象的诞生提供了温床。但事实上，继唐传奇之后，也只有到了蒲松龄，到了《聊斋志异》，中国文言小说史才掀起了最后的高峰。这部“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杰出小说集几成狐仙异闻的洋洋大观。如果说以前的各种“狐女”传说还只是素材的话，那么现在到了蒲松龄的笔下则已俨然成为美轮美奂的成品；如果先前的各种“狐女”传说，都还有群体创作的影子，则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已更多烙上的是自身及时代的印痕。与此前的“花妖鬼狐”作品相比较，《聊斋志异》的“狐女”描写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刻的社会底蕴。

（一）、作者在“狐女”们身上倾注了创作主体极大的热情，带有鲜明的主体意识。

《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形象大多是蒲松龄有意识的叙写奇异的故事，这一点与六朝志怪小说在现实人生的图画中涂抹奇异色彩的性质截然不同。蒲松龄假借“狐女”故事抒发情怀，寄托忧愤，表达的是他郁愤于胸的现实世界观照和个人人生苦乐，每一篇“狐女”故事、每一个“狐女”形象都是出自他个人的心灵创造。“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书中，作者多次借“异史氏曰”表露了他对狐仙情有独衷的原因：“若冯生者，一言之微，几至杀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脱图圈，以再生于当世耶?”“惜无好胜佳人，作镜影悲笑耳。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正是出于这种对社会、人生的理想，蒲松龄才不厌其烦地把无数狐女驱遣到自己的笔端，抒写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其一，作者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描画“狐女”，与作者长期的经历与处境有关。作者屡试不第、长期坐馆，只能以美丽动人的“狐女”故事来慰藉自己对异性的渴慕。蒲松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三种状态：科场受挫，生活困窘，人生寂寞。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梦想成了泡影，蒲松龄被无情地抛到了主流社会之外，而他又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为了生计，除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做私塾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可谓潦倒一生。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夫妻长期分离，既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欢乐，现实的遭遇又让他的梦想破灭了，作者自己创作志怪小说不被人赏识、不被人理解。失意彷徨，苦闷寂寞，让他不止一次感叹：“世人何人解怜才？”“楚陂犹然策良马，叶公元不爱真龙。歧途惆怅将焉往？痛哭遥追阮嗣宗。”弗洛伊德说：“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自身的价值被社会所冷落埋没，无可奈何只好以艳遇的幻想进行自我满足、自我慰藉。其二，通过这些林林总总的“狐女”形象，蒲松龄对妇女的弱势地位予以深切的同情，用文笔使女性从当时那个毫无自由可言的卑微境况中摆脱出来。300年前的中国正是封建统治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女子，不仅要受封建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一切，蒲松龄敏锐而细腻地意识到了，他对女性的这种悲苦状态予以了深深的同情。在书中，“狐女”们出口成章，谈笑自如，具有和男子一样甚至超越男子的才气，她们跟男子相处时占据主导地位，有控制权，既主动热情，敢爱敢恨，又独立不羁，拿得起放得下，不做男人的附庸。唤醒就是超越。蒲松龄借用具有异术的“狐女”，将自由重新还给了女性：不仅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来去自由，而且在如何择偶以及性关系上，都具有自我选择的自由。鸦头虽为妓女身份，却有正当的爱情生活要求，因而不畏千辛万苦，追求自由生活和忠贞爱情。至于青凤、婴宁、小翠这些“狐女”，都是美丽大方、智慧勇敢，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女性。蒲松龄带着同情和赞美的心情，描写这些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歌颂了大胆勇敢的妇女形象。

（二）、作者把“狐女”们高度人格化，充分具有人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她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可亲可爱、可近可信。

作者大半生潦倒不遇的处境使他不能不痛感于现实的冷酷、黑暗，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憧憬。他在那些被人们视为“孔子不语”、“姑妄言之”的“狐女”故事里，写出了不如人意的世相。表面上写的是“狐女”世界，实际上何尝不是人类世界。《凤仙》写“狐女”凤仙嫁给刘赤水后，敦促刘赤水日夜攻读，一举而捷。大贵之后的遭遇，简直可以和“范进中举”对照而读。在《辛十四娘》、《青凤》之类的作品种，“狐女”已经成了人间普通女子，通过她们的遭遇，表现出封建等级制度、家长制度的不合理。《辛十四娘》中，“狐女”之所以“视尘俗益厌苦”，直接原因是她与冯生的一段婚姻，它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逼婚情节有相似之处。《青凤》写耿去病对“狐女”一片钟情，而“狐女”处处受制于严格的闺训约束，一个受封建礼教禁锢而心理异常矛盾的少女形象活现纸上。写狐即是写人，“狐女”世界映射出冷暖世态。作者避开森严的文网，借助超现实的、虚幻的形式，以非人的“狐女”为描写对象，以它们与人构成的矛盾冲突作为故事情节，来表现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评价，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作者在对狐原型继承改造的同时，由于创作主体意识的注入和社会意识的增强，使“狐狸精”故事在他笔下大放异彩，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狐女”形象成为真善美的化身，产生了极大的审美愉悦，因而获得了永久动人的艺术魅力。因此能够说，美丽的“狐女”故事也是现实意蕴非常浓厚的故事。

三、“狐女”形象蕴含的深层意义。

《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这对于它的传播和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但它在社会上居然广泛流传开来，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关键在于它是成功的小说，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历史所提出的新问题、新动向、新趋势，从而在读者的思想感情里引起强烈的共鸣。

（一）、蒲松龄将幻异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出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的人物形象和艺术世界，具有超凡的文学意义。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大加赞扬：“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聊斋志异》的巨大魅力正是妙在这似与不似之间。虽然“狐女”形象众多，但不论是追求真挚爱情的，还是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蒲松龄都能非常细致地表现出各自在心理和气质上的特点，使如此之多的女性个性鲜明，如同化工赋物，各呈异彩。婴宁、小翠她们都蕴含着蒲松龄美的理想，都一样聪明，一样活泼好动。但是，婴宁的笑语中透露着纯真浪漫，小翠的善谑中透露着干练机智。婴宁是从花境中走出来的人物，所以不带半点世俗污秽；小翠是为报恩主动入门的，所以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张鸿渐》中的“狐女”舜华，为了试探张鸿渐，幻化为方氏母子。张鸿渐与真假方氏相会的两个场面的细节描写，细致入微，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狐女”舜华虽然惟妙惟肖地幻化出方氏的外形，但却难以表现出方氏与丈夫离别四年后又相见时那种细腻而复杂的感情。这一切在蒲松龄的笔下，都表现得分寸适当。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但叙述语言较一般的文言浅近。如《红玉》中写冯相如初见红玉情景：“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用文言句式，却明白如话，层次分明地写出了人物动态、情状。人物对话尤为精彩，在保持文言格调的前提下，恰当吸收融化民间口语并加以调和，如《狐梦》中诸姊妹的调笑、斗趣，达到了真切晓畅而有意味的境界。

此外，蒲松龄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将魏晋笔记体与史记传记体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小说家的灵活，又有史学家的严谨。《聊斋志异》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独放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艺术环境，让人每每浏览这些作品，就仿佛步入一个琳琅满目的奇异境界，峰峦叠嶂，山回路转，使人应接不暇。

（二）、《聊斋志异》通过丰富多彩的“狐女”形象，具有自由支配自身一切活动的意识，这是女性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具有超前的时代意义。

首先表现在自主意识上，《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们在婚恋问题上，大胆追求情爱和婚姻自由，主动寻找自己的幸福，打破了传统礼教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观念。她们敢爱敢恨，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果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在婚姻观念上，狐女简直可以和21世纪女性思想相媲美了。

其次，《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个个都是持家理财之能手，男人没有她们的帮助，恐怕只能贫困一生。饭馆男性，大多却是既中不了功名，又不会持家生活，真正“百无一用”的书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求助于女性，相应的也强化了女性形象的光芒。《鸦头》中的“狐女”鸦头与家徒四壁的一介穷书生王生私奔，王生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的“狐女”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还有《小梅》中的小梅、《红玉》中的红玉、《娇娜》中的娇娜等等“狐女”形象从传统的单一的“相夫教子”到多样化的追求，这无疑是对“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传统的改变。

《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是写孔雪笠见到美丽的“狐女”娇娜产生爱悦之情，后半部分在孔雪笠和另一“狐女”松姑成婚后，仍然写他与娇娜的关系，松姑反被抛到一边：先是孔雪笠奋不顾身从鬼物爪中抢救下娇娜，被暴雷震毙；后是娇娜不顾男女大防与孔雪笠口吻相接，将丹丸吐入其口中，嘘入其喉下。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讥，听其声可 以解颐，得此良友……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心灵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蒲松龄在当时就有如此先进的男女关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拍案叫绝。

当然，受到时代与社会的局限，我们不难发现在众多绚烂多彩的“狐女”形象光环下，还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枷锁。当作者在面对她们时，不自然流露出一些难以掩饰的困惑和矛盾。具体表现在：其一，主张婚姻自由与赞同封建婚姻制度的矛盾。寄托了自己审美理想的“狐女”如娇娜、小翠、莲香等，无一不是聪慧、果敢、坚韧的追求自由的女性。然而，她们一旦进入人类的家庭为妻为妾时，却又自觉地套入礼法的框架中。其二，既歌颂女权，又不反对男权对女性的压制。蒲松龄的世界观是复杂的，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封建伦理道德以及所谓“男女大防”的不合理，却又不能也不愿与之决绝。于是，他所塑造的“狐女”性格遭遇也往往是复杂甚至矛盾的。鸦头身为娼妓却洁身自好，勇敢地逃走，追求幸福。当她与王文团圆后，却非要把儿子的“拗筋”抽去，使儿子失去残存的狐性。其三，既赞扬个人的努力又提倡因果报应。鸦头最终通过消除儿子的狐性而顺利完成了母子由狐到人的转变，从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故事中的“狐女”们欢笑声恣意而透明，但紧随其后的，却是一阵悠长的叹息。相比之下，只有活在当代的新女性，才会有真正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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