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

钱庄是产生于明清时期的一种传统的金融机构。其特点适应了中外贸易的要求，因而获得飞速发展，与票号、外国银行鼎足而立。随着本国银行的兴起和辛亥革命以后票号的衰落，又形成外国银行、本国银行、钱庄三分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金融，钱庄面临着痛苦的调整。此后，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内战争的钱庄并没有被市场淘汰。直到20世纪50年代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后，才消失于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正因为钱庄在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民国时候起，就已有对它的研究。

一、钱庄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以后，就有许多人对钱庄进行了一般性介绍，比如，1916年《大中华》上就载专文《上海之钱业》叙述了上海钱庄的概况。此后，涉及钱业的文章愈来愈多。到20、30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金融市场和钱庄的专著。①在这些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专门以钱庄为论述对象的著作是潘子豪的《中国钱庄概要》和施伯晰的《钱庄学》。《中国钱庄概要》的目的在改组当时的钱庄，使其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此目的，这本书详细研究了钱庄的内外部组织，钱庄与钱庄、钱庄与华商银行、钱庄与洋商银行之间的关系以及钱庄的业务论等等。它的特色在于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票据贴现(包括不同贴现方法的比较、不同种类票据的比较特别是银行钞券与钱庄庄票的比较等)。但是，作者并没有将钱庄与其生存的场域—金融市场—联系起来。.如:1923年，上海银行周报社编著的《上海金融市场论》，就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同业拆借、金融季节等做了大致的论述，由于这一时期钱庄业正处于上升的鼎盛时期，不可避免的，钱业市场就成为这本书论述的重点之一。1929年李权时等著《上海之钱庄》、1935年姚庆三的《金融论丛》、1936年张辑颜的《中国金融论》等著作，详细地统计中国钱庄的数t，介绍了钱庄的组织、类型、业务等。有的也对钱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学理分析，主要是共时性的分析。(转见马俊亚:《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与《中国钱庄概要》不同的是，《钱庄学》不仅论述了钱庄的起源、沿革、作用、优势以及业务，还详细介绍了上海的各种金融机关、货币体系，以及标金、公债等金融市场。这本书主要是为培养钱业职员而作，因此着力铺陈了钱庄所处的货币金融背景，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动荡，详细研究了金融市场中的具体操作，而没有探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钱庄历史命运之间的关联。总起来看，以上两本著作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钱庄发展的历史，但主要限于对钱庄起源的探讨。对于近代钱庄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共时性的分析，缺乏历史的纵深。上世纪80年代，台湾与大陆分别出现了研究钱庄史的专著，即台湾郑亦芳的《上海钱庄(1843一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与大陆张国辉的《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上海钱庄(1843一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分五章研究了上海钱庄的萌兴与转型、组织、功能、发展、衰落与转变。涉及到上海钱庄的起源、组织网络、业务，钱庄与政治、金融风潮、工商业的关系，以及钱庄业在变局中的因应措施等等。解答了钱庄作为新式银行替代物的功效及其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等问题。同时通过观察钱庄本身之蜕变及势力之消长，评估了钱庄业在整体经济结构中所占之地位与价值。该书认为，“伴随中国经济体制之现代化，钱庄之替代功能日益缩减，卒致成为新式银行之附庸”，“上海钱庄在中国经济之现代化中大体扮演一正面之角色”，钱庄之所以未能加速新式工业的发展，是由于钱庄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钱庄资力薄弱、利率较高，“过分注重人际关系，未形成制度化之经营方式”，放款范围受到局限，所以未能全面支援中小工商。钱庄本身之缺陷以及社会环境之保守，造成钱庄无法蜕变为新式银行.①张国辉的《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一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以钱票和庄票为中心，论述了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钱庄的业务开始越出单纯货币兑。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一1937):中国传统盆融业的蜕变》，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第7辑，198一年10月，第2一s、219页(以下简称(上海钱庄》)-.本书是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20世纪初期的票号和钱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等文章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 换的范围，逐步发展到接受存款、发放贷款。第三章围绕钱庄与买办、洋行、外国银行的关系，研究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钱庄的买办化过程。第五章描述了金融风潮中，通商口岸的钱庄为外国银行所控制的过程。第六章则论述了辛亥革命前后钱庄的民族资本主义化过程。这本书“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理论联系实际，着重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内部变化进行综合分析”，①认为钱庄业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先是逐渐买办化，然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又日益趋向资本主义。上述二书与潘、施二书相比，有了厚重的历史纵深，视野极为开阔。其突出表现是，这两本书将钱庄的命运置于近代社会的大变动之中，研究近代社会变迁对钱庄业发展变化的影响，而不是仅限于对钱庄本身的描摹。陈明光的专著《钱庄史》是另外一部专门研究钱庄史的力作。在这部著作中，陈明光从民俗史的角度研究了钱庄的历史渊源、钱庄的组织形式与人事关系、钱庄的票据与帐簿、钱庄的经营要术及其特色、钱庄与金融风潮、钱庄与政治风云等等。这本书的特色是在社会风俗的变迁中研究钱庄业的历史变迁，阐明了钱庄的传统特性在近代环境下的适应性变化。总之，上世纪以来，钱庄研究已相当深入。②不过，在上述既有研究奠定。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59年9月，“前言”，第2页。.据笔者所知，近年国内研究钱庄的论文有30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张国辉:《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20世纪初中国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l期)《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姚会元:《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近代汉口钱庄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何益忠:《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林地焕:《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萦荣》((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朱荫贵《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高海燕:《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第33卷第l期);张艳国、刘俊峰:(略论晚清钱庄与洋行关系的互动性》(《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空间:1、从研究的时段上看，既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晚清时期与民国前期(本文所回顾的只是与本文直接相关的、较具代表性的专著，其实相关论文也同样如此)，对于抗战时期及战后的钱庄则较少涉及。直接以钱庄业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除姚会元和陈明光的作品对这一时段涉及以外，①笔者尚未发现其他相关研究。与之相关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研究虽然涉及这一阶段，却大多简略，对于钱庄业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则几乎没有涉及。。

2、从研究的内容上看，有的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钱业公会与财政的关系，③有的研究了解放初期社会大变革中的钱业公会，④有的研究了金融市场中的钱业公会，⑤这些研究虽然研究了钱庄内外部组织的功能，却忽视了钱庄业的组织变迁。对于钱庄业与其他金融主体之间的关系，学界颇有争论，似乎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近年出现了一些深入研究银钱关系的作品，如何品的论著(何品研究的对象郑成林的博士论文也有涉及，但其论述的重点在于银行公会的网络建构，没能与何品形成对话)，。这预示着深入研究钱庄业还存在着另一种方向。另外，由于论题的限制，以往的金融研究没有突出钱庄业在金融市场变动中的一种传统机构》(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密执安大学，l，76年)和琼斯的论文《宁波的金融业:钱庄(1750一~1880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等。.姚会元:《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近代汉口钱庄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陈明光:《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洪霞管、张继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1月。.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吴景平、张徐乐:《上海解放初期的钱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抖年第3期.。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年)》，《历史教学》，20(衬年第I期..何品:(试析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的互动关系:以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之筹建为中心》，载吴景平、马长林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09一235页;郑成林:《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一1936)》(未刊博士论文)，第69一72页;另外涉及银钱关系的文章还有高海燕的《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I月第33卷第1期)，李一翔的《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l期)等:涉及钱庄与洋行关系的有郝延平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商业革命》(郝延平著，陈潮陈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以及张艳国、刘俊峰:《略论晚清钱庄与洋行关系的互动性》(《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涉及票号与钱庄关系的有孔样毅:《1883年金融危机中的票号和钱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6月第22卷第3、4期)

3、从研究基础上看，以往的研究多奠基在海关档案、报章杂志、时人论述的基础上(姚会元、朱荫贵使用了一部分钱庄业本身的档案)，研究者多为经济学者，因此研究的主题集中在钱庄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探讨上，对于钱庄业在历史上多并的命运及其奋斗历程的具体描摹，则略显不足。4、从研究范式上看，以前的研究为现代化模式和政治史范式，如郑亦芳、张国辉，近年则力图摆脱以前范式的束缚，把研究深入到市场的具体运作中去，如林地焕、马俊亚、陶水木。①这表明，钱庄业史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5、从研究区域上看，汉口在近代史上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其兴衰对于中部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口钱庄业也因为与这个城市的命运紧密相连而有别于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地的钱庄业。而直到目前，对于钱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相比较而言，对于汉口钱庄业的研究近年却陷入停滞。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一些档案，描述抗战胜利后汉口票据市场统一过程中的汉口钱庄与政府的关系，汉口钱庄与银行业的关系，以及汉口钱庄在汉口票据市场上的作用。

二、本文的研究路径

马敏先生指出，商会史研究曾受到政治史、现代化、市民社会等范式的规范。②钱庄史研究远没有商会史那么成熟，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样也受到政治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制约，现有研究大部分为宏观论述，对钱庄。现代化范式如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第7辑，1981年10月;政治史范式如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9月，另有黄逸平:《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第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新的尝试则有林地焕:《论加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30年代的金融环境变化与中国钱庄业的更生》((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20世纪初中国钱庄汇划制度和汇划公单收付情形考察》“历史教学》，2003年第3期);马俊亚:《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另见氏著:《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第三章);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陶水木:《近代旅沪绍兴钱帮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2月第21卷第l期);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吴景平、张徐乐:《上海解放初期的钱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新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487一504页 史进行精细描述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将以马敏先生“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①中“精细的历史观”为指导，围绕战后这一较短时期内汉口票据市场的整合，分别描述作为票据市场主体之一的钱庄业的复员、作为中国近代中央银行功能补充的银钱业联合准备会的来龙去脉以及作为票据市场主要内容的票据交换与重贴现的统一，从而在票据市场把握汉口钱庄业的命运。这并不是说，本文将放弃从中国内部的事实对钱庄业变迁作较长时段的观察。如果以钱庄史的发展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全过程来看，战后是一个观察汉口钱庄业变迁的一个完整时段。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汉口钱庄这一时期的变革与生存努力是有历史渊源的。因此，本文将适度放宽视野，在必要的时候论及抗战胜利以前的汉口钱庄业。那么，作为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传统行业，钱庄业究竟以何种方式推演自己的历史?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观察这段历史?马敏先生把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过渡的形式分为强迫型过渡和自发型过渡两种。前者又分为完成型和未完成型，近代中国则是未完成强迫型过渡的典型。所谓强迫型过渡，指的是“后进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欺凌之下，被迫中断自己历史的正常发展程序，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②可见，这是把后进国家的社会变迁置于世界体系之内，去探讨其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的起因及社会演化方式。如果以此来观照钱庄业，其前途就应该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示范和冲击下，蜕变为新式银行。不过，应然并不等于实然。钱庄最终并没有完成蜕变，而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浪潮中从历史上消失。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向;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的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见马敏:《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评介<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7页。 对于战后的中国来说，制约国家现代化的条约体系①至少从形式上来说已经消失。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来说，外部的冲击已经不再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因此，要考查这一时期钱庄的变迁过程，尤其是对地处内陆的汉口钱庄进行考查，更有效的还是从中国内部的变化来进行探讨。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诺斯曾经和戴维斯一起构建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理论。②并与托马斯一起，运用这一框架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兴起。③其后，在诺斯本人又构建了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并以此考察和解释了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④对于是长期趋势研究来说，诺斯人的理论是有效的。不过，如果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毫无区别地遵从这一模式，显然是十分偏颇。拉坦和林毅夫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化，其中林毅夫把制度变迁的模式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而强制性变迁则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⑥由此看来，制度变迁理论实质上主张围绕政府的作用从一国内部探讨一国制度变迁的趋势。钱庄业是中国近代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对钱庄史研究有着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他把近代中国的金融制度分为自由市场型与政府垄断型，认为战后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⑧他还构建了一个四阶段的“政治性周期”，即: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官营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膨胀阶段、政府维持成本提高和财政困难阶段、扶持民营经济或失控阶段。他认为，在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发生了国共内战，我国并不存在扶持。关于条约体制的详细论述可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233·291页。。相关论述可见阿尔钦、诺斯等著、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26一326页..诺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I月.。诺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阿尔钦、诺斯等著、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374页。.杜询诚:《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导论”.纂硕士 民营经济或失控这一阶段。①杜询诚先生的贡献在于把变迁统一于一国之内，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这两种制度变迁是交替发生的。参考他的政治性周期理论，可以推论的是，战后汉口钱庄的变化既不属于强制性变迁，也不属于诱致性变迁，而是处于失控的状态。本文所提供的事实将证明，就这一阶段汉口钱庄业的变迁来说，杜询诚关于抗战胜利以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处于失控阶段的判断是正确的。

三、本文的论述框架

杜询诚先生曾经说，“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之初，必然重视资料的积累，当然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特点。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提出突破原先固有格局的需求，这时候只有突破原先的格局才能获得新的学术动力和学术活力。经济史学科也已经到了这样的关口。”②本文以为，如果单纯探讨近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话，考虑到经济史学科发展的现状，这种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考虑到近代史事的纷纭复杂，证诸金融史研究的现实，显然还有必要对那些片断的、局部的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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