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的区别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車。”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浩如烟海的诗歌宝库当中，有两颗巨星彪炳千古，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诗经》与《楚辞》。

有关这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在此不想赘述，在此只想就其区别谈一点管窥之见。

首先，从创作作者而言，《诗经》是由集体创作的，记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风土人情、社会百态等，创作者有达官贵族，也有平民百姓；《楚辞》则是由屈原为代表的士人所作。

其次，从社会功能看，《诗经》以其贴近生活，朗朗上口的特点，故而后代多用于教育与政治，特别在汉代，更被尊为“五经”之一；而《楚辞》则纯粹属于个人抒怀，没有被官方用于宴飨讽颂言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

再次，从写作风格看，《诗经》趋于写实，体式以四言为主，反复咏叹，有民歌的纯朴风貌，有一种和谐、朴厚的美；而《楚辞》则趋于浪漫，则多用五、七言句，在句中或奇句末尾用“兮”字，带用浓厚的楚风，瑰奇变幻，天上地下，无所不在，其丰富的想象，体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

诗经》的三种诗歌艺术表现方法是“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诗经》首用赋、比、兴的手法；《楚辞》则发展比、兴为完整的象征体系。

《诗经》是我国诗坛第一次大兴盛时期。三百年后，《楚辞》出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到来。

《诗经》作品内容多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楚辞》作品则通过诗人形象的塑造、感情的抒发来间接地反映现实、歌唱理想。 楚辞文辞瑰丽，用字美观，诗经则比较直白通俗。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是现实主义的代表

诗经里面的诗以抒情为主流,而且非常贴近当时人们的生活,所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代表.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并且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

【楚辞】既指诗歌总集的名称---刘向将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的诗集,也指一种诗歌的体裁---由屈原本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是浪漫主义的代表.

因此它的体裁就是楚辞,它的特征当然就是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个太多短时间内讲不完,就我看楚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很多个"兮"字(囧,但并不是所有多兮的文章就都是楚辞啊~~),形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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