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及在诗歌上的创新

发布时间：2015-04-28 09:10:0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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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及在诗歌上的创新。

(1)韩愈多创作长篇古体诗，以气势雄放和意象诡奇见长，带有“以文为诗”的特点。他以古文之浑灏溢而为诗，波澜壮阔，手法变怪百出，可惊可叹。如《南山诗》写南山的高峻和景象变幻，连用五十个“或”字的诗句加以铺排描写，穷形尽相，罗列比喻，这是一种散文

化的赋体手法。又如《山石》，按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写傍晚上山入寺到第二天清晨下山的所见所闻，记叙细致；全诗以“单行”散句贯串，写景刻露，造语生僻，句断而意脉相连，就是有意把诗写得不像诗，追求“非诗之诗”，如《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忽然有物来豼之，不知是何虫。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狈凶。……”从语气到句式，已完全散文化了。

(2)“象外逐幽好”与“横空盘硬语”为韩愈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他才气纵横，生性好奇，勇于创新，为避免诗歌因平易流于油滑一途，在艺术上蓄意追求狠重、怪奇、险劲的境界。如《陆浑山火》中对山火的描写：“……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用“天跳地踔”、“神焦鬼烂”等怪奇意象，形容山火的狂野暴烈，写得光怪陆离，狰狞震荡。其着色的浓烈、选辞的怪僻和构辞的异样，在诗歌创作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异乎常情的创造。他在《调张籍》诗中道：“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作诗追求险怪，终会走到“以丑为美”的地步，即将生活中的丑陋事物写入诗中。

追求非诗之诗和以丑为美，可以造成艺术表现形式的怪奇和生新，但也容易将诗写得不是诗，毫无美感。不过，韩愈在贬谪期间写的作品，虽是以文为诗，且著意收罗奇语，多险怪意象，但因有真情实感贯注，仍不失诗的感染力。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

白居易诗歌之坦易和韩愈诗歌之奇警

(2014-08-16 22: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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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居易诗歌之坦易和韩愈诗歌之奇警表现在内容、语言、艺术手法等诸多方面，这种不同是由二人不同的人生定位、文学见解、审美趣味以及对读者的重视程度不同等原因所造成的。

关键词：白居易　韩愈诗　坦易　奇警

中唐诗坛，白居易和韩愈是两个重要诗人，两人以自己的才情和能力，凭借各自极具特色的诗歌创作，让中国诗歌在经过盛唐的繁荣之后，在新的时代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两个诗人，诗歌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赵翼指出：“中唐诗坛，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1]赵翼从韩愈、白居易二人的审美趣味不同出发，指出白居易、韩愈诗歌的差异，阅读白居易和韩愈的诗歌作品，发现白居易诗之坦易和韩愈诗之奇警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内容的差异。白居易和韩愈诗歌的内容都有别于杜甫致君尧舜、忧国忧民的题材，有别于岑参开拓边境、建功立业的题材，也有别于王维栖心释教、忘情山林的题材，白居易的诗歌所表现的是普通人最关心的、最感兴趣的内容，最普通、最寻常的题材，吃饭穿衣、饮食男女、这些平凡而琐碎的生活，比如俸禄的多少，职务的高低，宅院的大小，家妓的留去，喝什么酒？唱什么曲？吃什么饭？穿什么衣？而韩愈诗歌特别喜欢写奇的，奇就是不寻常、较罕见的事物，甚至是怪异现象，例如月蚀。月食对现代人来说，不算什么怪现象，但在科技不发达的一千多年前，人们看来却很不一般。元和五年（789）十一月十四日夜发生月蚀，韩愈写《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诗记下这一怪异现象：“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忽然有物来，啖之不知是何虫！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狈凶。星如撒沙出，攒集争强雄。油灯不照席，是夕吐焰如长虹。”[2]《龙移》写一场雷电过后，长安南山湫清泉霎那泉水干涸、鱼鳖枯死，水势汪洋的池塘顿时沦为黄土的骇人景象：“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雌雄随。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贞元十五年（799），韩愈随徐州刺史张建封出猎，猎场景象令人惊心动魄：“地形渐窄观者多，稚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簇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荷，五色离批马前堕。” 平原猎禽，箭中稚身，受伤野稚带箭冲人，高过百尺，这种猎场奇观，实在罕见。韩愈也喜欢写病态的，有些内容并不罕见，但因为是病态的、不健康的东西，很少出现在前代诗人的笔下，韩愈却不避其病，以诗记之。比如人酣睡时打呼噜，人人都见过，打鼾是一种病理现象，可引发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内分泌紊乱等多种疾病，因此打鼾不仅是影响他人休息的一种噪音，还是一种病态，尽管如此，元和二年（807），韩愈在洛，越中澹师拜访，韩愈闻其鼾声，竟写下两篇描写鼾声的诗歌。澹师鼾声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时长时短、时粗时细，涩畅无序，兴止无端，来去无迹。韩愈倾尽才力，尽情展示这种病态鼾声。韩愈用：“屋东恶水沟，有鸱堕鸣悲。青泥掩两翅，拍拍不得离。” （《病鸱》）这样的诗句为我们展示一个堕入泥沟不得高飞的病鸟形象。韩愈还喜欢写丑的，对当代人来说，牙齿事关人的形象，牙美人才美，牙齿坚固、洁白、整齐是健康的标志，也是美得表现，对许多爱美的人士来说，护理好自己的牙齿，保持一副好牙是很重要的，韩愈牙齿松动，还掉了几颗，牙落齿豁，面目可憎，他却津津乐道自己牙摇齿落的丑态：“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已。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落齿》）泥潭蛤蟆，肮脏丑陋，令人作呕，韩愈描写却饶有兴趣：“蛤蟆虽水居，水特变形貌。强號为蛙蛤，于实无所校。虽然两股长，其乃脊皴皰。跳掷虽云高，意不离泥淖。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答柳柳州食蛤蟆》）

从语言运用上来说，李白诗歌的语言特征是清新自然。“这种语言的产生，更多属于才气从横和艺术修养的深厚，艺术技巧高度纯熟的产物，而不是苦吟的结果。”[3]杜甫是一个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李白用天才作诗，语言脱口而出，风韵自生；杜甫以功力作诗，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李杜为诗歌语言树立两个光辉的典范。白居易和韩愈的诗歌语言区别于李杜，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白居易诗歌语言像李白诗歌的语言，不加雕琢，纯任自然，但和李白诗歌语言相比，白居易部分诗歌的语言似乎缺乏李白诗歌语言的神韵天成，白居易只是把诗歌的语言看成更随意、更口语、更直白的表现思想的媒介；而韩愈的诗歌语言似乎更像杜甫的诗歌语言，人工锻造，刻意求工，而和杜甫诗歌语言相比，韩愈部分诗歌的语言似乎缺少大气沧桑、顿挫抑扬，韩愈只是把诗歌语言看成呈巧弄奇、追求生新的载体。白居易的诗歌很少使用比较生疏的字，白居易说“不务文字奇”，[4]（《寄唐生》）白诗所使用汉字一般都是比较常见的，大家熟悉的字，白居易诗歌“老妪能解”跟他的诗歌语言的这个特点应该有相当大的关系，而韩愈则不同，使用僻字是韩愈的爱好。1988年1月26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联合通知》，《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分为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用字情况对比这个表，一般可以看出用字的一些特征。以白居易《游悟真寺诗》和韩愈《南山诗》为例，《游悟真寺诗》和《南山诗》是白居易和韩愈两人诗歌中篇幅最长的诗歌，也是两个作家倾力打造的作品，是白居易和韩愈山水诗的代表作，能够充分显示两个人的写作才华和艺术特点。白居易《游悟真寺诗》全诗共130韵，用1300个字（不包括题目），韩愈《南山诗》共102韵，用字1020个字（不包括题目），白居易《游悟真寺诗》比韩愈的《南山诗》长，多用280个字，但诗歌里面非常用字不多，绝大多数汉字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里的常用字，而韩愈《南山诗》非常用字很多：觏、噣、洳、嵂、崒、歊、轹、磔、簉、觌、狖、坌、堛、怐、閟、鷇，枿、脰、瞀、镵、杲、忻、雊、嵲、炷、耨、贲、浢、譳、饾、纍、甖、蒐、熺、饙、彀、鬝、槱、姤、喁、饤、訚、巘、琇、闟、霤、狃、呪、僦、苾、齅、酭等等，像这些字，不仅现代汉语很少用，即使古代汉语也不常用，这样的字当然会给阅读者，特别是中等文化程度的阅读者带来麻烦。韩愈是文学家，也是一个语言学家，其掌握汉字的数量可能远远高于一般的人，把生僻字接二连三用入诗歌，可以理解。在词语的使用上，白居易的诗喜欢选用大家熟知的、用惯的词语，“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韩愈则不然，韩愈不喜欢在词语的运用上驾轻就熟，而钟情于自造新词，诗歌如此，散文也是如此。像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先睹为快、一举成名、百孔千疮、千钧一发、力挽狂澜、俯首帖耳、雷厉风行、挂一漏万等等，都是韩愈作品中造出的词，韩愈所造出来的新词，不少言简意赅，表现力强，为后世所常用，成为成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但也有些词语，由于太生太硬、而最终没有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词语。从体裁来看，韩愈散文中很多词语今天成了成语，但韩愈创造的成语来源于他诗歌的则比较少，当然这有诗歌、散文不同体裁的原因，但似乎也可以看出韩愈本人在散文上做出的成就高于在诗歌上做出的成就。句子是不是整齐，是区别诗歌和散文最主要的标准，白居易近三千首诗歌，各体兼备，诗歌中的句子，极少有不整齐的，像《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句子长短不一的诗歌，在白居易诗歌中千不有一，而白居易的《一字至七字诗》，从一字句到七字句，诗中都有：“诗。绮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一种风格独特的诗体，称为“宝塔诗”，也叫“一七体诗 ”，这是白居易诗歌中的一个特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韩愈使用句子迥别于居易，他常常把诗歌的句子写得长短不一，严重的时候，诗歌的句子竟和散文的句子无二，《嗟哉董生行》：“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渔。” 诗歌句子有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九字、十三字，长句短句错综相杂、不类诗歌句法。“不受韵律、节奏、对衬的约束，完全打破了诗歌回转流离、和谐对称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颖、生僻、怪奇，散文倾向也更加明显。” [5]

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艺术家常常使用各种艺术手法，艺术手法是艺术作品形式的要素之一，是艺术家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手段。艺术手法与内容有互为依存的关系，艺术手法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的辩证关系，不同的文学样式有相对不同的表现手法，但也并不是凝固不变的。白居易和韩愈都有融“赋”和“散文”的艺术手法于诗歌之中的做法：“铺张扬厉、踵事增华，是汉代大赋创作手法上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描写事物，面面俱到，以求穷形尽相。二是通过大力的夸张、类比，铺叙所描写的事物。三是大量使用排比、对偶的技巧来组织夸丽的文辞，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6]白居易的诗歌特别是五言排律、五言古诗也常常使用赋的艺术手法，像《渭上退居一百韵》、《梦游春七十韵》、《想东游五十韵》《游悟真寺诗》等，“这类诗在表现手法上，主要用铺叙，在叙述中议论抒情，非常注意对生活做精细的描写，往往娓娓道来，形成一种流走动荡、纵笔而行的风格，与白居易大多数平易晓畅的风格有所不同。”[7] 王若虚在《滹南诗话》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8]韩愈诗歌使用赋的表现手法则是另一种风貌。《苦寒》一诗写天之寒冷：开篇写司冬之神（颛顼）呈其冷威，贪得无厌，司春之神（太昊）怯懦退让，一任天寒，遂使小草刚露头被冻死，树木因冷不发芽，世间草木，被冷所杀。寒风凛冽，犹如刀割。天地之间，日月为贵，天地万物，赖其保护，此时也难保护其同类乌鸦和蟾蜍（传说日中有乌鸦，月中有蟾蜍。）太阳神的御者也萎缩胆怯、止步观望，司夏（火）之神（炎帝）冻的自顾不暇，呵气取暖。“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 以皮肤、鼻子、手指、喉咙、口角以及整个身体等方面来铺排描写苦寒之气，从不同的角度来为我们展示“寒”。这种手法就是的赋的表现手法。虎豹冻死穴中，蛟螭冻死深渊，火星运行脱离轨道，为太阳驾车的六龙也把胡须冻掉了。天地之间万物生灵，恐怕都要被冻死，窗间小雀生命衰微，举头向天哀叹：自己在这样寒冷的时候活着，还不如被弹弓射死，死后被煮煎烧烤，也能够得到一丝暖意。在这样寒冷的时候，连凤凰这样的神鸟都熬不过去，小雀冻死更微不足道，至于虫蚁小生物被冻死，更无人怜悯。全诗夸张大胆、描写细腻、铺张扬厉，诗的艺术手法和赋的艺术手法无异。韩愈的《南山诗》运用赋的艺术手法更为突出。游国恩说：“《南山诗》用汉赋排比铺张手法，描述终南山四时景色变化以及各种形态的山势。而且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这种排铺张比西汉辞赋家更为突出。”[9]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中说：“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汉赋的铺陈手法。[10]刘大杰说：“《南山》中历叙山石草木，这种排奡铺张的形式，完全是司马相如、雄作赋的手法。”[11]把散文的艺术手法融入诗歌也是白、韩都有的。诗歌特别是近体诗，语言不同散文，对句数、字数、押韵、平仄、对仗等均有严格的要求，在诗歌严格形式的限制下，作诗的时候常常采用不同于散文的表达方式，句子成分的省略、语序的颠倒和错乱、关联词的摒弃等等就成了诗歌中的普遍现象，白居易的《达哉乐天行》，句子成分的顺序符合一般用语习惯，诗中使用了“或者......或者......”、“才......已......”、“未......先......”、“而”、“先......次....然后......”、“但......即......”、“未......且......”等，这些散文中常见的关联词的使用，使这篇诗歌语气连贯、语义通畅，整首诗因为有关联词语的运用，就像散文式的叙说那样，让人更好的理解诗意。 “《山石》不仅以古文游记写法见长，而且用古文单句形式，绝少对偶，是昌黎诗散文化特征的又一代表作。”[12] 把赋和散文的艺术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中，白居易把诗歌写的更加通俗、易于理解，韩愈把诗歌变成标新立异的试验田，在韩愈的一些诗歌中，诗歌和赋、散文的艺术手法界限几被打破，诗不成诗。在以赋、散文表现手法入诗的路上，韩愈比白居易的步子更大，走得更远。

白居易和韩愈诗歌出现在同一个时代，白诗坦易，韩诗奇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艺术原因，既有时代原因，也有作家本人原因。

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的发展、变化，总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继承、革新、创造是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诗歌发展到了中唐，“气象恢宏的盛唐诗歌，随着时代的巨变和众多文学巨星的陨落，而逐渐走向创作低潮，诗坛暂时沉寂下来。大历诗人们避入雍容华贵的艺术之塔中，满足于吟咏平庸乏力的诗章，缺乏叱咤风云的时代气息。如何继承盛唐诗歌成就，开拓创作新路，振兴诗歌创作，已成为唐诗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12]前言中唐贞元、元和及其以后，白居易、韩愈各成诗派，使诗歌创作向多样化发展，继盛唐后再次把中国古典诗歌推向新的高峰。白居易坦易诗歌和韩愈奇警诗歌的出现，是唐诗自身发展规律运动的结果，是唐诗发展链条上，符合逻辑的必然，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花开叶艳。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衰微，民生凋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德宗李适在位二十六年，期间，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宪宗李纯也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即位后，提高宰相权威，平定藩镇叛乱，出现了唐室中兴的局面。两任君主比较振作，让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暂时稳固，经济也有所发展，这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带来振兴唐室的梦想，而白居易的坦易诗和韩愈的奇警诗就是在大批社会精英在政治上再造唐王朝辉煌的背景下出现的，二人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和文坛领袖，在诗歌创作上，拿出了实绩。再造唐代诗歌的辉煌既是作为文臣、作为文坛领袖的分内职责，也是复兴大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白居易和韩愈走了不同的路，白居易是坦易，韩愈是奇警。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很重要，一个人一旦定位自己是个什么人，那他在生活中就会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以至于让人的外在的语言行动和自己的人生定位一致。一个作家定位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他的作品就会有与之相一致的东西，这种定位对作品内容、形式、风格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白居易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比较低，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中人”，一个平凡的、世俗的、碌碌无为于世的人，一个以做官来谋生的人，一个拿取俸禄养活妻女的人，白居易说：“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 （《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也称自己为“中隐士”，“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中隐》）甚至称称自己为“愚叟”，“洛阳有愚叟，白黑无分别”，（《洛阳有愚叟》）白居易把自己定位为“中人”，从白居易的诗歌中可以看出， “中人”智商中等，道德水平中等，思想境界中等，社会地位和拥有财富中等。李白把自己定位为欲上九天揽明月的仙人，杜甫把自己定位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圣人，白居易的人生定位和李白、杜甫相比，大幅度下调，白居易定位自己不是一个绝尘脱俗的仙人，也不是一个苦己利人的圣人，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俗人、一般人。正因为白居易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中等的人，所以白居易的诗歌不管内容、语言，还是艺术技巧都适合中人的理解能力和接受习惯，因此白居易诗歌写一般人感兴趣的内容，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语言，采用让诗歌更容易理解的艺术手法，白居易诗歌也便坦易了。韩愈把自己定位的比较高，韩愈以千里马自喻，在《进学解》中韩愈借学生之口说：“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虽然是戏语，但也可窥见韩愈自视甚高。既然韩愈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平凡的人，那么在诗歌创作中，呈险斗奇，标新立异也就顺理成章。

一个作家怎么理解他的作品，对他的作品如何定位，这也关系到作品的形态。在白居易看来，诗歌是用来让人更平和、更快乐的：“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诗歌就坦易平常，易读易晓。在韩愈看来，文学作品是不平则鸣的结果，是抒发不平、愤懑的。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送孟东野序》)韩愈的诗歌，因为表现的是不平之鸣，诗歌便呈现出慷慨不屈、跌宕雄奇。

审美趣味是个体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偏爱，它直接体现为审美选择和评价。“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审美对象的具体形象是变化多端、无比丰富的，同一阶级的各个成员的生活经验也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由于各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不同，形成各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13]白居易和韩愈的审美趣味有明显的差异，白居易以“俗”为美、以“常”为美、以“淡”为美。所谓以俗为美，在白居易看来，美得事物，从政治和家国层面讲，不一定是高尚的、从道德和人修养层面讲，不一定是高雅的，只要是无损国家的、只要不是卑鄙的都可以看成美的，白居易把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把平俗的而非理想的、甚至把庸俗的而非典雅的看成了美，因此白居易诗中不避讳谈色、谈钱、谈住房、谈职务、谈酒、谈孩子，甚至津津乐道。苏轼说白俗，可能正是此意。所谓以“常”为美，在白居易看来，美不在别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白居易以昼寝夜眠、吃饭穿衣、散步静坐、喝酒听曲、聚会持斋、梳头沐浴、访友会客、弹琴下棋、读闲书、晒太阳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极平常的事情为美，大量写入诗歌，以市井生活情趣为主旨，满足常人的消遣、娱乐，这正是以“常”为美的表现。所谓以“淡”为美，就是不去追求大喜大悲，心境平淡，不去追求大起大落，处事平淡，不去追求大工大巧，写作平淡。以景淡为美、心淡为美、诗淡为美。白居易说；“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怪拙言辞。”（《自吟拙什因有所怀》）“香浓酒熟能尝否？冷淡诗成肯和无？”（《闲夜咏怀》）“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耳顺吟寄敦诗梦得》）“酒性温无毒，琴声淡不悲”（《晚起》）“烟景淡濛濛。池边微有风”（《秋晚》）韩愈是一个以“古”为美的人，一个以“生”为美的人，韩愈诗歌以古体诗为主，古文成就高于诗歌成就，一生复兴古道，倡导古文，“孟生生海上，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我论徐方牧，好古天下钦” （《孟生诗》）“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答李翊书》）“生”就是不熟，不常见，比较稀奇古怪，非常态。“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 （《答孟郊》）“背时利”便是“生”，“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县宅有怀》）“奇伟”便是“生”，怪叫的训狐是“生”，腹可穿人的枯树是“生”，韩愈好古爱生。写诗作文，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大体上决定了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白居易诗歌之坦易和韩愈诗歌之奇警是二人不同的审美趣味所致。那么白居易和韩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审美趣味呢？“任何一种审美理想，都可以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中得以说明”[13]91白居易父亲白季庚，明经出身，通于儒学，官襄州别驾，白居易二十三岁其父归天，居易母陈氏，精通诗书，教子有方；“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徇恂善诱，未尝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四十岁时白居易老母去世。韩愈则不如白居易幸运，“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十二郎）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祭十二郎文》）白居易长大后参加科举，一帆风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凊贵，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与元九书》）而韩愈则命运多舛，科场蹭蹬：“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上宰相书》）白居易形体相貌可能不错，但韩愈相貌却不敢恭维；“发秃齿豁” （《上李巽书》），“头童齿豁” （《进学解》）家庭的情况、科场的经历甚至白居易和韩愈的形体相貌足可以形成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白居易以轻肆直言，抨击权奸“终得罪于文章”，（《与元九书》）贬官后，白居易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不再写具有强烈批判现实意义的作品，白居易知进知退，性格平和、冷静而又有理智，因此白居易被贬江州前仕途顺达，被贬江州后官场依然是一路飘红。韩愈贞元十九年（803），因直言进谏，被贬阳山县令，元和十四年（819）年因反对宪宗迎佛骨，言辞激烈，险招杀身之祸，后贬潮州刺史。“而韩愈性格热烈地却容易偏激。他能慷慨助人却不能慷慨容人”[14]文学来源于客观生活，但又是作家主观外化的产物。白居易和韩愈不同的身世遭遇，科场经历，甚至不同的形体相貌以及不同的仕途挫折，让两人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特征，让两人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不同的文学创作心态，以及由此产生不同的审美趣味。居易诗歌坦易，韩愈诗歌奇警就是两人不同审美趣味的反映。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己的诗文在当时传播的盛况，以及当时读者对其诗文的喜欢程度。“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关注读者，以自己的作品为更多的人阅读和喜欢为荣，以自己的作品广泛传播为幸事，诗歌之坦易恐怕是重视读者、重视传播的结果。而韩愈力大思雄，诗歌创作姿态横生、变怪百出、生硬精警，韩愈以创新为第一要务，忽视读者感受、忽视读者阅读习惯和欣赏趣味，所以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15]韩愈诗歌奇警是韩愈一意创新，忽视读者的产物。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俱名为元和体。”[16]白居易、韩愈是中唐诗坛大师，两个人的作品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影响了一批作家，数代文学。一个作家不管他的艺术追求如何不同，只要他能够潜心艺术，不甘平庸、追求创新，那他就能够创作出无愧于作家本人，也无愧于时代的辉煌诗篇。白居易和韩愈的诗歌正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清]赵翼.《瓯北诗话》[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