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封建的社会主义

提防封建的社会主义

曾飞

　　时下网上有两个“名言”广为流传。

　　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薛蛮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天使投资人”，在圈子里，他极受尊重，算得上一个混迹过西洋的“中华名人”。名人之言自当是“名言”：“每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已经超过了显规则。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系统化的腐败，任何一点小小的权力都能做成一个交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南方人物周刊，《对话薛蛮子》）——薛蛮子这样评价当前的中国社会，这可能就是在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画龙点睛。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古权力万能，西方的现代社会则资本万能。“现代化”之后的中国也就是权力加资本万能，带着浓浓的封建主义色彩。高官的至高权力可以换来一切，做成任何交易，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实了。可怕的只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任何一点小小的权力都能做成一个交易”的极致境地。2011年8月23日青年导报网以《女高中生献身北大教授就能上北大？》为题报道了一个小小的交易：一个为人师表的“北大教授”用许诺上北大这样虚构的“一点小小的权力”也竟然能够换来一个高中女生的“献身”，做成一个桃色交易。人们惊闻之后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

　　无独有偶，早些时候有一位不算名人的网友林楚方，“代拟”了一篇洋圣人“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庆日在中国网友会上的演说”的奇文。文中“洋圣人”布什总统的一句虚拟的“演讲辞”至今广为流传，也已成了“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林楚方网友尊照中国的千年祖制，才有了代圣人立言的新“伪书”，借以描述自己的政治梦想。

　　所谓的“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名言据说来自西方圣人孟德斯鸠，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以为只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才能使他只能为社会造福无法为害社会。有位网友感叹说，“纵观人类历史，统治者几乎都是靠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把老百姓关进笼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似乎现在反过来把“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似乎也就万事大吉了。不过请注意，靠什么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呢？孟德斯鸠说靠“以权力约束权力”，也就是中国千年的封建制度早已实现了的统治法宝：“治国就是治吏”。以皇权约束官权，甚至发展到了官僚、宦官、外戚三者互相制约的至高境界。可惜一部中国封建统治史，也就是权力反复失控的恶性循环：一旦自以为有所控制，就被宣称为“盛世”，尔后紧接着的就是无法抗拒的“乱世”。诚如网友“黄金阿斯兰”所言：“所谓的唐朝盛世也就十几年，直到开元时期，唐朝人口才恢复到隋朝杨广时代的水平，之后，很快就安史之乱了”。中国自古缺什么就标榜什么，标榜“盛世”的背后正是失控的巅峰。如网友所说，统治者以暴力把民众关进笼子，民众当然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以暴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一部中国封建政治史就是“大治”与“动乱”的交替史。而不是什么文绉绉的“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优美史诗。

　　在这样浓重的历史氛围之下，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传进了中国之后，也就被染成了名副其实的“封建的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把“封建的社会主义”列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之首：“反动的社会主义。（甲）封建的社会主义。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可怕的是中国的封建官僚势力并没有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彻底打败。反而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被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压垮了。而这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本来就是中国的封建官僚势力的现代化的新品种，他们从古老的“权力万能”进化成了“权力加资本万能”的封建官僚买办势力。他们有力量进行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并且在中华大地四处闯荡，严重祸害社会。为了拉拢人民，他们也在中国打起了封建味道浓重的“社会主义”大旗，把封建的治国污物包装成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新理论”。但与欧洲不相同的是，当一些中国的民众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即使“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也不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而更多的是在近百年的奴才思想的束缚之下，不由自主地跟随他们走。即使是封建味道极其浓重的“万岁”、“领导指示”、“听话”、“紧跟”、“做驯服的政治工具”、“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莫谈国是）、“为保护国家财产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天马行空”、“精英治国”（贤人治国）、“父母官”、“为民请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亲民”、“救星”、“献礼”、“感恩”、“杀开一条血路”、“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国家复兴”、“振兴国家”、“国富民强”、“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所有制”、“国有企业”（官产）、“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德文Nationaler Sozialismus；希特勒的纳粹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亦属于“国家社会主义”）、“一把手”、“尊孔”、“九五之尊”、“无条件服从”、“敏感信息”（为尊者讳）、“让百姓监督政府”与“允许百姓批评政府”（认定国家机构是主人？主人“让”、“允许”奴才可以监督监督批评批评？开明君主？）、被“自愿”、被“代表”等权力万能的“封建纹章”，也会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四处宣扬并被国人紧跟。人们糊里糊涂地把封建的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接受和践行。

　　2009年9月14日，中国青年报，《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历史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何处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哪种制度好呢？有林说，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 

　　因而，当前中国所走的道路，被权威们称为“特色社会主义”，而有别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 然而“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吗？显然没有。反而是，资本主义所拥有的一切剥削和掠夺，经济危机，理想缺失和道德沦丧，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等现代社会所拥有的污秽，应有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2007年，网友孙大龙就说过：“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这是邓小平总设计师的伟大预言。转眼改革近30年就要过去了。披露在银行中，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七十的存款；如果连不动产计算在内，百分之二十的人，绝不仅仅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中国已排在了世界前列，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这标志着中国的“新社会阶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西方一百多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至此，中国彻底实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邓总设计师的判断，不幸被言中并成为现实，改革30年，终于“走到邪路上去了”。（孙大龙，《“走到邪路上去了”，”刹车回归”是出路 》）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讨汪大会上的讲话曾经明确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和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取消它呢?”而今天的中国却成了一有贪官污吏，二有土豪劣绅（地方一霸手和黑社会），三有赌博，四有娼妓（“性工作者”或“小姐”），五有小老婆（包二奶或情人），六有叫化子，七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有人吃摩擦饭（“部门摩擦”、“宗派斗争”或“地方主义”），十有人发国难财的可悲景象。

　　“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邓小平同志1985年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139页）

　　当前道路所依据的“邓小平理论”就这样认定“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这简直就是西方圣人孟德斯鸠“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统治章法的中国翻版。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是“一个废物”，“一个祸害”，“一个要由社会供养的寄生赘瘤”，“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7页）恩格斯指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尽量立刻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11页）显然纠正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主要并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干预，而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力量来进行干预。“绝大多数人”应该做的不是被官僚所“代表”，把一切权力和财富交给“国家”这个统治机器。而是要提防“国家”的祸害，大众自己来当家做主，自己来控制一切权力和财富，把由自己聘用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国家官员仅仅当成雇员来使用，来为自己办事，也就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提出的“自由国家”的谬论时还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这也就是说，一旦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的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则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就完全改变了。如今中国的国家不但没有被限制，反而被大大强化了。国家机器和官吏控制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奠定了直接控制着国家机器的那些官僚集团进行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绝大多数人也就根本无法“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无法“随时撤换”这些“代表和官吏”。使得这些“代表和官吏”有机会反过来依仗“国家”这个统治机器来统治绝大多数人。因此，“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的纲领根本就是空谈，国家机器反而会保护并强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进程。靠国家来防患国家的祸害，靠权力来约束权力就好比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里拔出来一样的荒唐可笑。因此，这样的纲领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是地道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正由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来“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能够“随时撤换”这些“代表和官吏”才可能尽量立刻除去国家和官僚制度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为止。这样的纲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也就是必须迅速建立由大众来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以便及时有效地限制“国家的自由”，防止“国家的自由”变成祸害。而绝不是通过建立“理性官僚制”的“改革”来强化国家机器，强化官僚制度；或者由形式主义的“票选民主”授权由哪一帮官僚掌握国家机器来统治民众，把民众再一次关进笼子里。

　　要建立由大众来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保卫“公有制”——绝大多数人控制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国土资源，保证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就必须保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众直接推选代表，官员不许当代表，代表不许当官员，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代表大会；就必须保卫思想自由和教育平等——不许国家机器和官员垄断教育，不许官僚垄断学术压制思想自由。非此就根本不可能有以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本特征的、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有被篡改成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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