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

一、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实践

1、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1516年，英国国会议员托马斯·莫尔写下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他认为：“原来社会各种罪恶的根源竟是财产私有制度！” 他渐渐相信，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度，公平分配财富，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他设想在乌托邦，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人们吃饭在公共食堂，连住房也是公有的。乌托邦的城市规划得很好，布局合理，建筑美观，家家都是花园洋房。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萌生。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涌现出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他们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达到顶峰。

圣西门论述了实业制度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论述了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傅立叶他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灾难，把他所追求的理想制度的基本单位称为“法郎吉”，并对这个“和谐社会”进行了详细描述。欧文则是直接实践，于1824年到美国购买了8万英亩土地，建立起共产主义劳动公社，但因实验失败而一贫如洗，于是回到英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了30年的活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这三大工人运动的产生，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在这个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应运而生。

早年，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1847年初，他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对同盟实施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委托，为该同盟起草了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发表，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依据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途径是，无产阶级通过开展有组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力量改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将其转化为国家财产；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阶级、阶级差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2、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俄国资产阶级很快窃取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的临时政府，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公开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建立军事专政。4月，列宁结束长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制订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明确路线和具体计划，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7月组建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十月革命宣告胜利。

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俄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发展商品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改革党和国家机关，推进民主政治进程；进行文化革命，提高俄国人民素质；促进民族平等，实现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通过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现实形态——苏联模式，它的核心内容是计划经济，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并将这一成果通过1936年的宪法加以确认。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建成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瓦解。随着苏联红军向欧洲的推进和节节胜利，东欧诞生了一批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战后，这些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到1975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有15个，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

社会主义在实现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同时，苏联模式也越出苏联一国范围，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但是，苏联模式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形成更多地与苏联的国情相联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环境发生变化，它的弊端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并在其他国家患上了“水土不服”之疾。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体制上，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政治上，个人迷信盛行，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在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十分严重；在思想文化领域，教条主义盛行。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呼声。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苏联、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把社会主义改革推向了高潮。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改革观，导致了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联东欧剧变，另一个是中国、越南等国家走出了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改革的过程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人们生活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富裕，也更加平等、更加幸福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质量特征——以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发展阶段、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品质而与之区别开来的特征”。所以，越南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就是“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1905年8月20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把他的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特别强调此“三大主义皆基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在推翻一个皇帝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皇帝”，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开始了军阀混战。这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故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承认“革命尚未成功”，要求“同志仍需努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变为现实制度，这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方向的启迪。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巴黎和会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激起国内青年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0年以后，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集中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明确提出这一主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年1月20—3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国民党之主义”为核心内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在政变后的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4月28日，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在北京从容就义。

1927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34年，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到陕北。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激起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契机，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1945年，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4月24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提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国家制度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但是，蒋介石并不理会这一代表人民心声的国家制度，而是调集兵力、积极备战。1946年6月26日，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2、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的诞生为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2月制发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提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最后修订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亿万农民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在一个拥有五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个事实说明，这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起步。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四大运动”

1、“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2、“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大举北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于10月19日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3、“镇压反革命”——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历时两年多，范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地区，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也基本扑灭，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4、“三反”、“五反”——从1951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制约着发展战略的选择，也影响和决定着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没有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照搬了苏联模式。1953年3月，毛泽东觉察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教益是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提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成就与挫折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续了《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还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开局。

1957年，尽管经受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干扰，但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一年。如果沿着这个势头继续发展和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实际情况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干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指出“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即所谓的“超英赶美”。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央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毛泽东到山东农村视察。当听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 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 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后果是，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伤害，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从1959年至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2、经验与教训

1958年秋冬，毛泽东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开始着手调研、调整和纠偏。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产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多次讲话。虽然仍未摆脱对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但还是澄清了两个主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读书谈话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说，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二是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指出，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逐步完整地表述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在战略步骤上，明确提出要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和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两次把这一战略步骤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此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在讨论中形成了《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第二次郑州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郑州会议记录》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表明党在纠正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1961年1月14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这对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年。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所以，1961年就成为中央发布条例最多的一年。这些条例包括：“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学十四条”，还有“高教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虽然国民经济起死回生，但总体情况并未出现太大好转。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中国元素。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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