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婆姨
陕北方言中称呼妻子或已婚女人为婆姨，民谣中也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把“妻子”称作“婆姨”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多见，所以能看到的文献资料并不多。有学者认为，“婆姨”一词源于佛教。佛教称女居士为“优婆夷”。唐《敦煌变文》：“优婆赛者，近佛男也。优婆夷者，近佛女也。”“优婆夷”是梵语upasika的汉音译，在译经里经常简作“阿姨、阿夷”，三国时已有之。当初佛教传入中国时，信奉的人并不多，但是到了后来佛教兴盛时候，人人信佛、家家女居士，很多人的老婆都被称作是“优婆夷”。［2］(P5)陕北方言中一个基本词汇竟然是来自于佛教外来语，笔者对此有些怀疑。因为基本词汇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所以是本民族语言固有的可能性较大，从外族引进来一个新说法的可能性较小。汉语词汇非常丰富，指称“妻子”的说法有很多，除了“妻子”之外还有“内人、内助、妻小、媳妇、夫人、孺人、太太、娘子、婆娘”等。我们认为“婆姨”和汉语词汇中的“婆娘”最为接近。“老婆、婆娘”用来指称妻子早见于宋代，例如：
①西门庆道：“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②旁边就哭杀了玉英姊妹，喜杀了焦氏婆娘。（《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
封建时代实行一夫多妻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能讨几房妻妾。而古代家庭中为了妻妾和睦，所谓家和万事兴，干脆肥水不流外人田，亲姐妹或者堂姊妹共事一夫，这样妻妾间少了争风吃醋，丈夫也落得个心安，何乐而不为呢？正如《大阪城的姑娘》里唱得那样：“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嫁妆一起嫁给我。”“姨”原指妻子的姊妹，因为同夫君就如同姐妹，所以后来便成为妾的通称之一了。后世还称妾为姨娘，如《红楼梦》里那个心如毒蝎、常怀嫉妒之心的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
可见，“婆姨”一词是对妻妾的统称。后来婚姻制度发生了改变，实行一夫一妻制了，但是“婆姨”称呼“妻子”的叫法仍然沿用下来了。
2.生活
陕北老年人把“毛笔”叫“生活”，的确是很有意思，但是分析起来却很令人费解。把“毛笔”叫“生活”并不仅限于陕北，甘肃、晋南、关中都有此说，而且很有来历，时间也不短，最晚在清代就有此说。用“生活”一词指代“毛笔”是很有意思的事，道出了古代文人的心声，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好好读书，谋取功名了，才能摆脱“劳力”之苦，才能生存下去。可见，古代文人的命运是悲哀的，手无缚鸡之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如若名落孙山、不能考取功名，其结局很可能是孔乙己式的翻版，穷困潦倒一生。旧式文人读书离不开写字，写字离不开毛笔，所以“笔”就是“生活”，“生活”靠得是“笔”，甚至有时候即便是没有考取功名，但是如果能用毛笔写得一手好字，也可以像孔乙己那样去谋生、去生活。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的王福堂先生则有另一番见解。他说该词与唐代的一个传说有关。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说：“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可见“生活”应即“生花”。“生花”在传说中用来比喻诗才神奇地提高，但现在转而用来指毛笔的代称，就逐渐和传说失去了联系。［3］(P296)可见王先生认为，“生活”即是“生花”的音变的结果，有个成语不是就叫“妙笔生花”吗？
笔者以为把“毛笔”叫“生活”或许是一种避讳的说法，是一个委婉语。因为“毛笔”的“笔”与女阴“屄”是同音字，为了文雅，只好换了一种说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禁忌语是社会禁忌这一文化现象在语言方面的具体体现。禁忌语包含多种不同的类型，或是神圣的、神秘的，或是不洁的、不祥的，或是令人窘迫的，甚至不堪入耳，令人愤怒的，不同的禁忌语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根源，它反映着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产生变化。中华民族素以衣冠之邦闻名于世，礼义廉耻、忠孝节义，自古倡之。具体到言语谈吐，讲究“非礼勿言”，否则有伤名节。在很多场合，当涉及到人体的某些部位，以及性和排泄等方面的内容时，若直言相称则不雅或易引起反感，还易引起不洁联想。所以民间通常以为凡是涉及到性及排泄的词语都属亵渎语、粗俗语，是有教养、有身份的人所羞于启齿的，对它们往往持厌恶态度，或在言语心理上产生羞怯感，于是常以委婉语代替，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人们避俗趋雅的心理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是极其忌讳在公开场合说与性器官相关的词语，而“毛笔”又恰好与女性器官谐音，直说很不文雅了，更何况是封建社会的文人雅士了，于是把“毛笔”叫做“生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3.熬
陕北话中叫‘熬’，我们陕南老家叫‘熬煎’。这一个字是陕北人对生存的全部表达。陕北过去自然环境恶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是不适宜人生存的地方，并且惊呼“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简直是人类生存的奇迹。”但是陕北人却乐观、顽强、坚韧地活着。“好死不如赖活”，这不仅仅是陕北人的生死观，何尝又不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民族，然而她并没有在苦难中沉沦、死去。活着就是一种希望，活着才能浴火重生。但是，活着又谈何容易？叔本华说：“人活着就是痛苦。”佛说：“人一生下来直到死去都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美国人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的末尾说：上帝死了，但是人还活着。人必须活着，活下去。史铁生《我与地坛》中说“握手，拥抱，好好活着。熬。”［4］(P238)
陕北地域偏远，条件恶劣，过去较少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相对保持了
自然淳朴的民风民俗及生活方式。清朝末期一朝官巡视陕北三边地区后，曾写了《七笔勾》，描写了陕北人的生活习俗：“客到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炒米拌酥油，剁面加盐韭，猪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丢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塞外荒丘，土羌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出语不离球，礼貌何谈用，圣人之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陕北过去条件艰苦，活着就是一种煎熬，但是陕北人和游牧民族一样自由不羁，有愁就说、有苦便诉、喜乐随心、无所顾忌。“今朝有酒今朝醉”，喝着奶茶，吃着剁荞面，啃着羊蹄，嘴里面说话句句不离“球”，天大的事情也是“淡球事”，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天。
旧时，陕北文化落后，语言贫乏粗俗，嘴里面说话句句不离“球”。对“球”字的运用，起初只是戏谑之语，久而久之，演变成了日常用语。“球”字在各种语言环境中都可以出现，运用极其广泛，难怪有人说陕北人离开“球”不会说话了。“球”用作句首，表示感叹，如：“球，今天真倒霉！”表示祈使，“球！快点给我。”“球”用在句中，只作补字，没有实在意义。如：“这事干球不成。”“你球没事干了？”“球”用在词尾，表示加强语气。如：“这事我不干了，球！”
4.眉眼圪都子
陕北话把“额头”叫“奔颅”或者“眉眼圪都子”。叫“奔颅”很好理解，显然是存古的遗迹，因为“颅”是古汉语词，就是指“头”。而叫“眉眼圪都子”就有点不好理解，这个“圪都子”到底是指什么？“眉眼”是用了借代的手法，用部分指代整体“脸部”，因为“眉眼”是脸部最重要的两个部位之一。陕北人骂人不说“你不要脸”，而说成“你不要毬眉眼。”
5.壮袄
“壮”在我们陕南老家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把棉花或棉絮放进缝好的布里面去，如：壮被子、壮棉袄、壮棉裤、壮褥子。壮，《广韵》去声漾韵侧亮切，行装义。《集韵》：“行具。”“壮袄、壮裤”在陕北方言中是偏正结构，“壮”是动词充当定语，在陕南方言中是动宾结构，名词性短语可以说成“壮的棉袄、壮的棉裤。”
6.赖大家的
“家”作为词缀，在陕北方言中用法分为四种：一是附加在称谓词后或其组合后头，指一类人，第二种是附加在男人人名或姓后，表示“某某的妻子”，第三种是附加在亲属称谓后面，指“某门亲属”，第四种是附加在姓氏或人名后面，指“某家人”。［5］(P247)第二种用法，陕北方言表示“某某的妻子”时，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仍然有此种说法。比如把赖大的媳妇叫“赖大家的”，纯粹的北方方言活化石。明清时期，“家的”加在男子名字后面表示改人的妻子，多用于民间和下人。《红楼梦》第九七回：“这里李纨和林之孝家的道：‘你来得正好，快出去睄睄去，告诉管家预备林姑娘的后事。’”《儿女英雄传》第十二回：“一时晋升家的、随缘儿媳妇也换了件干净衣裳，知会了外面的人，跟了大爷过去。”
7.解不下
解不下，在陕北话中的意思是“不知道，理解不了”。这又是一个活在人们口中的古语词。《切韵》对“解”的解释是“晓也”，即明白的意思。贾平凹在谈到《秦腔》的创作时说：“农村的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表现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像是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7］(P7)在贾平凹看来，古典汉语与方言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古语词，听起来很土，但是经过挖掘调度、刮垢磨光，可以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于是这些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已经消亡的词义在人们的口头方言中得到了复活，并给人以全新的阅读享受。可见，方言土语非但不土，而且很厚重、很文雅。
8.嚎
陕北方言说“嚎”，不说哭。“嚎”在《水浒传》里有段耐人寻味的描写。说“妇人之哭有三种。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嚎。当下潘金莲干嚎了几声。”这样回环往复的文字真是神来之笔，诙谐洒脱。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谋害死丈夫武大郎，所以她心中的悲伤是强装出来的，她既不会真哭，也不会心有戚戚焉的泣，只能是嚎上几声。当然，陕北方言中的“嚎”与此不同，嚎肯定要出眼泪的，有时候甚至连鼻涕都嚎出来，说成“嚎了一鼻子。”在陕北方言中，“鼻子”既可以指普通话中的“鼻子”，还指“鼻涕”。
9.胡齐
陕北吴起人把土疙瘩叫“胡齐”，只知其音，不知其意，而且从字义上也百思不得其解。吴起这里过去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历史上吴起归属依次为前燕（鲜卑）、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秦（氐）、后秦（羌）、大夏（匈奴）、北魏（鲜卑）。后经唐、宋、元、明、清，有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汉族同少数各民族经过漫长的交往、融合，得以发展至今。这些为陕北文化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后，只有极少数词语还残留在吴起方言底层中，我很怀疑这是一个陕北方言中仅存的少的可怜的几个少数民族词语之一。
10.髽髻夫妻
过去，陕北婚丧嫁娶十分讲究，仪式也十分繁琐。新婚之夜，新郎、新娘互相交换杯子喝一点酒，叫“喝交杯酒”。然后夫妻新婚进入洞房，铺完床后，夫妻背靠背，然后新娘把自己的头发搭在新郎肩上，由丈夫给新娘梳头，表示已经结婚，妻子从此以后只能梳成妇人式的园并头，再不能梳成髽髻式的小姑娘的辫子了。过一会儿，嫂子辈又端来两碗“扁食”，新郎新娘共同食之，谓“喝儿女汤”，祝早生贵子。新娘背坐在米斗旁，叫“背圪崂”，新郎也陪坐一旁。
陕北有名的剪纸“抓髻娃娃”，这里的“抓髻”就是小孩特有的发型，《诗经》上有“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总角”是古代男孩子将头发梳成两个发髻，等到二十岁弱冠的时候，就要戴上成年人的帽子，行成年人仪式，也就是要告别“总角”式的发髻。真不知陕北的抓髻与《诗经》中的“总角”有几分相似，或许是直接的传承也未可知
11.伢伯子
陕北人妻子称呼丈夫的哥哥为“伢伯子”。先秦时期人们称呼大伯子为“兄公”，后世仍见于字书，如《尔雅.释亲》“夫之兄曰兄公。”后来有兄伯的说法。如：《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后世学者认为这是称丈夫的兄弟为伯的最早记录。重叠的“伯伯”见于元明时期，如：《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孙立道：“婶子，你正是害什么病？”顾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又《醒世恒言》卷二十九：金氏向前道了万福，问道：“请问令史：我家伯伯可在吗？”“大伯”之称见于元明时期，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召道：“大伯昨日要把牛马分与你，我想侄儿又小，那个去看养，故分阿寄来帮扶。”后来也称作“大伯子”，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
延安宜川、延长等地的“大伯子”称谓是“阿伯子”，吴起方言称作“伢伯子”。［8］(P53)其中的“伢”指小孩儿，如湘语中把小孩儿叫“伢崽”，赣语中把小孩儿叫“伢子”，陕北神木把小孩儿叫“孩伢”。所以“伢伯子”是套用孩子的称呼，即“娃娃他大伯”。同样的用法在关中话中很普遍，比如丈夫称呼自己的妻子是“娃他妈”，妻子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娃他爸”。
12.一搭里
陕北方言中把“一起、一块”叫“一搭里、一搭儿”。据说，几个陕北后生去南方打工，老板问他们是哪里人？后生们回答道：我们是一搭里的。把个南方老板唬了一跳，因为他听成了“意大利”。但是他左看右看怎么看也不像是“外宾”，最后终于搞清楚了，的确是“内宾”。“一搭里”在元明时代的口语中大量使用。如《梧桐雨》（元）：“沉香亭畔晚凉多，把一搭儿亲自拣拣。”《潇湘夜雨》：“倒不如你也去一搭里当天。”《金瓶梅》第27回：李瓶儿道：“咱两个一搭里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第二十九回：“我才描了一只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径来约你同去，咱三个一搭里好做。”
13.倭瓜
陕北人把南瓜叫“倭瓜”、“番瓜”。可见，这种植物是来自于少数民族。汉民族古代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我独尊，以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而骄傲，别的民族在他们眼里都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所以，在我国古代称呼北方少数民族是“北狄”，南方的少数民族是“南蛮”，彝族是“猡猡族”，瑶族是“猺族”。从这些字眼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古代的汉人是十分轻视古代少数民族的，认为他们是动物（反犬旁），或者是虫（“蛮、闽”等字是从虫字旁的），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人看。陕北过去又是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聚居地，各民族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倭瓜便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之一。南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可能很多人以为它是我们本民族自产的东西，不知道它竟然也是从外民族引进来的。同样，还有蔬菜“西红柿”有的方言叫“番茄”，这些方言词语为我们研究这些作物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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