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散文诗

正能量话语下的散文诗阐释
——读周庆荣的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与《我们》
文学与时代总是保持着一种互应与互衬的暧昧关系，这是一衣带水而无法割舍的。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周庆荣以诗人独具慧眼的洞察力和直面现实人生的魄力直击当代文艺创作中“正能量”话语阐释缺失的弊病，并从精神生态学的高度阐释与传递着文学创作中积极的心灵正能量对于高压生存境遇下人们精神生态的和谐和心灵世界的净化所产生的积极向上的善性力量。他在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创作的主体建构过程中，一开始就表现出有意区别于低迷的小资情调、流行的大众化感伤、纯唯美化的个人抒怀和哗众取宠的小做作式的诗歌书写，而是标新立异，以他特有的阳刚之气，直面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存困境，着力于“意义化写作”（诗人周庆荣语），关照生态危机下人的生存现状，正如周庆荣所倡导的：“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从而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并能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①。诗人这种创作的指向性和远见的可贵性也正在于他以散文诗写作的方式填补当代文坛“正能量”话语介入文学创作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当下生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阐释上的空白，他甚至将从诗歌话语力量的建构到内在“正能量”的传递与激发作为主线式叙述，并将其上升到突显一种高尚、厚德、善美的积极人格力量，同时，人的价值获得崇尚与尊重，人的精神世界在“正能量”的影响下呈现健康与和谐，这种高屋建瓴式的眼光无疑值得赞叹。
反观21世纪的今天，人们会深切感受到物质社会的极大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安适与享受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错位，人们在物质资源不断丰富的生存空间里，精神的需求却不断地被种种危机所纠缠：伦理意识的淡薄、道德感的滑落、孤独感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化、陌生化、猜疑与不信任的泛滥、人文关怀的不充分与缺失、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认的逐渐沦丧以及人性的异化、思想的匮乏与虚无、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矛盾的渐趋激烈、人对自我认识态度的模糊、无所谓与冷漠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困扰着人们对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认识，也困扰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健康需要与良性循环。这些现象呈现背后指认的也恰恰是一种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困境局限延伸与扩张的本质反映，这无疑也在给人类生存命运的健康运转与可持续延进敲响警钟，反思和重新审视人类自身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与亟待重视的生存诉求。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促使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的自我精神存在关系层面和谐、平衡的理性回归式反省，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位一体化的平衡协调发展而言，既是诉求的反映，又是一种积极的期待。
对于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理性、科技与精神、社会存在与人的生存状态之间关系的思考，尤其对于人的精神需要与危机感的存在之间关系的思考，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就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生态状况而言，德国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其著作《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将人的精神恶化的现象称之为“技术进步中的精神萎缩”，并将人的精神状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联系起来探究生态危机问题存在的根源。比利时的一位著名生态学家P·迪维诺（PaulDuvigneaud）1974年在其《生态学概论》里明确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污染”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困扰，他提到：“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精神解剖，对现代社会生存境遇里人的心灵净化与健康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也深入人类内在的精神深处，在其《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提出“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社会的弊病不是靠组织机构的变革就能治愈的……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终还是精神上的。”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还提到“人必须有一种新的精神基础。如果找到某种新的基础，并能依靠这一基础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那么，人们就能在这种新的、更理想的精神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完善的社会。”美国的欧文·拉兹洛在其著作《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中将人类对未来的认识和期待、人类如何超越自我以及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困境提出了“内部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拉兹洛这里的“内在限度”无疑与对人类精神生态的紊乱思考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教授从生态学出发，进一步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层面阐释他对生态困境背后危机生发的深度思考。他认为，“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就人的生存状态而言，除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应当有一种精神生态。”他以精神生态的细微研究为基底，提出“精神生态学”的概念，将人的内在情感与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关注人的精神主体建构健康存在与演进的同时，也在谋求着对整个人类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平稳行进和谐局面的实现。《疯牛病与精神生态》一文是鲁枢元对人的精神局限与萧条化的危机存在所进行的一次深入的反思式映现。他认为：“生态危机已经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在日益加剧。这种精神生态方面的危机，反过来又助长了整个地球生态的颓势，拯救地球，恐怕还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可见，鲁枢元的见解是很贴切的：挖掘生态危机背后隐性毒素对人们精神健康蚕食的本质根源，并将精神状况的改善作为人类生态危机破除的必要努力，这种眼光的独到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还进一步在《生态解困：期待一场精神革命》一文中把“精神革命”作为生态困境解除的一种期待，这对于生态困境的解围与和谐精神生态的建构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周庆荣则更是紧密在时代、社会与人的精神生态建构之间果断地发出以正能量的诗歌话语阐述精神维度积极创作的紧迫性宣告，他在散文诗集《我们》里，以“我们”这种满蕴力量的大众语势和昂扬的姿态所付出的积极努力给中国当代的散文诗坛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范例。崔国发在《“我们”的精神向度与一代人的命运之书——评周庆荣的散文诗集〈我们〉》里写道：“他的代表作，不是那种即食即饮式的快餐和软饮料，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使人的理想境界得到提升的‘大诗歌’，乃是一部既肩负历史的重载又承受时代的使命，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的扛鼎之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所置身的生存境界与生存价值进行审视与思考之后赋写的命运之书，是融入诗人心血和独特的感受且被凝炼升华而具有普遍性与表现力的艺术佳构。”周庆荣充满正能量的诗歌话语写作，在承载历史使命与时代职责的同时，对“灵魂叙事”的深刻发掘也是值得关注的。罗小凤在《灵魂叙事视阈下的“我们”——读周庆荣散文诗》中写道：“在灵魂叙事严重缺席的当下，周庆荣的散文诗以‘繁华落尽见真淳’的淡定、从容、平缓与开阔在铺展开‘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后，又进一步超越了‘一代人’的视线，最终抵达人类性的情怀，无疑是以灵魂叙事的诗歌话语构筑出的一道独特的诗歌风景。”当然，除此之外，一部好的诗歌作品在主题呈现与建构的同时，还应当在人的精神理想与人的思想境界层面上实现一种升华。章闻哲的《人境：理想的人或人的理想——读周庆荣〈有理想的人〉》注意到：“周庆荣真正要表达的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是怎样的。即他在面对自然、面对社会与个体，以及个体在与外界建立联系之时应当如何保持其独立洁净而又不失善意的温度的立场。”周庆荣散文诗所流露出的这种强烈的人文关怀，也进一步使章闻哲感到：“从《我们》到《有理想的人》，周庆荣其实一直在强调或呼唤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在章闻哲看来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延续与转变”（章闻哲语），而周庆荣的作品则是“在不断地提醒这种理想或目标的存在，企图在道德的阶段性沦丧所带来的精神与物质的失衡中扮演一位公正的审判者。”这让周庆荣的诗歌写作对时代的把握更有分量和诗意。
以诗歌创作介入对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下，现代社会人们精神生态境况进行反省式思考的诗人，在中国的当代诗坛上还有很多。而值得强调与重申的是在中国当代的散文诗创作中，诗人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则开创了自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将中国的散文诗写作融以一种正能量的诗歌话语介入散文诗建构对人生存在的阐释和对生态系统困境下人们精神生态境状的反映，这无疑是有着创作的洞见性、思想的敏锐性、眼光的前瞻性和诗歌话语含蕴的深邃性的。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便具有着强大的时代影响力和感染力，诗人作品内在蕴藉的散文诗的正能量话语也无可挑剔地建构起了他在中国当代散文诗坛发展历史长河中的精神生态阐释的独特性。周庆荣的写作无疑是在以作品隐含着的正能量，试图冲破散文诗作为诗歌艺术小众化的局限，同时深刻地表达着他对现时代人们精神生态状的担当意识与人文关怀，在呈现与引渡之间彰显着周庆荣作为散文诗发展推动者的光辉智慧与灯塔者的积极姿态。观念决定创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同样也反映和决定着一个思想者智慧的高度。
一、选择与建构——《有理想的人》与《我们》背后
自“五四”以来，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文学的生态苑里经历了坎坷而艰辛的发展过程，虽然她在文学大家族中的地位被一以贯之地赋予小众的偏颇，然而她对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满足人们精神给养的需要却有着不可小觑的分量。中国的散文诗创作，自鲁迅的《野草》伊始，“时代感”、“现实生活”与个人情怀感发的结合，以及对人的价值发觉和人性的书写便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期待与渴盼。王光明教授在《散文诗：传统的中断》一文中写道：“真正的‘时代感’和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应该是一种超越了前人眼光的感知和审美判断，一种从人的基本问题出发切入了生活深沉脉动的发现和感悟，一种穿透生活实在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关照”。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的散文诗创作迎来了繁荣的局面，散文诗作家们也积极寻求和探索契合自己的创作道路。他们的散文诗不乏有很多回应时代、深入现实生活、触及人的精神存在、发掘人性的健美与力量等的优秀之作，并深深触动着人们的心灵世界。散文诗人周庆荣的作品更是以他思想的深邃性和眼光的敏锐性呈现在世人面前。他的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以正能量的精神态势阐释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生态、人对时代、生活、自然介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的有效性，这种开创性的诗歌书写在带给人们无尽的审美享受、心灵舒畅和精神愉悦的同时，也传递着一种勃发向上的、积极的生命力量和颇具时代感的反思与洞见。
时代的迅速发展，物欲的迅猛膨胀造成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无法冷静地认知自我，协调处理大众文化语境下个体存在的思想独立、情感谐和、精神驰骋、行为主动性……人们似乎失去了上述诸种能力，而表现出身份焦虑、迷失理想、殆尽正能量的危机感。“人类精神的暗淡与情感的冷漠、个性的泯灭同时降临，人类在陷入精神危机的同时，也陷入了情感的危机，现代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这种精神现象学的尴尬在散文诗人周庆荣的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之中得到了积极的反思式回应。选择与建构对于诗人周庆荣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关照式行为，而是让隐秘在散文诗背后的诗歌正能量在散文诗的字里行间得以显现，并借以散文诗的话语传递诗歌的正能量，鼓舞人们的情感、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激发起人们对自我与世界的信任与希望，使人们的精神生态获得平衡与和谐，愉悦与顺畅。
诗歌正能量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建构，它与不同学科领域对“能量”的认识有很大关系。“正能量”一词源于物理学界宇宙大爆炸理论对能量的阐释。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自宇宙产生之时，物质世界就产生了正能量和负能量。将真空能量看作零，把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定义为正能量，那么能量低于真空的物质则定义为负能量，从而对一切微观世界的物质运动进行描述。在艺术领域，尼采和苏珊·朗格将能量和艺术家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认为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量是一种“生命力”的存在，亦即性的冲动和能力。心理学家荣格则把能量学的知识引入到对人精神生态的分析上，提出了“心理值”的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产生于一种精神能量，即心理能，这种‘能’具有某种数量，某种强度”。这种“心灵能”在荣格这里就是“心灵能量”。文学创作活动恰恰与这种“心灵能量”的存在、传递和发生作用有很大关系。我国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在《艺术·人·真诚》一书中强调艺术创作的“动力学原则”，阐述作家情感对艺术创作的动力意义，这里的“动力”便是一种情感能量的反映和融聚。对于“能量”的认识，国内著名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教授基于不同能量之间可以转换的观念出发，从生态学的角度探究物理能、生物能和精神能之间的比照关系，认为艺术创作活动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活动，“真正的诗歌、绘画、音乐作品中必然蕴含着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那就是精神的力量。”这种精神的力量也作为一种积聚情感和生活体验的能量在艺术家的生命中根植，进而指引艺术家的文艺创作。他还提到“情绪记忆是艺术欣赏中产生共鸣的琴弦”，同时认为“情绪记忆是一种既古老而又清新、既复杂而又单纯的人类心理活动机能,……在人类的艺术创造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潜在的、巨大的作用”。而这种情绪记忆本身便蕴蓄着艺术家诸多的情感能量。可见，文艺和能量是紧密联系的。
对于“正能量”（positiveenergy）这一物理学概念，在它被提出之后，便获得了该学科领域之外的合理性运用与阐释，它还可以被译为“正面能量”。最为普遍的是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阐释“正能量”的文化内涵和心理学价值。社会文化学认为：“正能量”是一种带有积极意义的能够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正面影响的能量。这种能量以“正”字的文化内涵为依托而存在。“正”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属皆从正。”《說文解字今釋》又作了进一步的解读，认为“正，正直無偏斜。從止，（‘一’是古文上字，表示在上位的人，）用‘一’放在‘止’上，（會合上位者止於正道之意。）”随着汉语意义使用的演化与发展，“正”字的意义又被进一步引申为“合于法则的”、“合于道理的”、“正面的”、“与‘负’相对的”等含义。同时，社会心理学认为：“正能量”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能够激发人们的正面情感、调动人们的积极情绪和动力、抑制并消除消极情感和情绪对生活的负面影响等的能量。这种“正能量”的提倡，能够极大地鼓舞人们的斗志，增强人们的信心与意志力，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从而使人们对人生充满期待与希望，并以一种更为阳光、热情、积极健康的姿态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
英国一位著名的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Wiseman）则以“正能量”为题，编写《正能量》一书来阐述他对正能量的见解。在他看来，“正能量”就是“一切能够给予人、激发人向上和希望并促使人不断追求，从而使得人的生活获得圆满幸福的动力与感情”。智慧化地运用正能量，将会有效地祛除人们心理的恐惧并化心理废弃物为一种精神活力，同时，当积极的正能量持久性地汇聚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时，一切负能量所带来的消极暗淡、虚无与黑暗都将被驱散而化为虚无，从而使我们的人生更加充满阳光、活力、自信与精彩，使我们的文化对心灵的影响更为善美、净朗和积极。可见，“正能量”的提倡，不仅有利于人们心灵的净化与纯美，也对正面意义的文化崇尚和心理学价值的凸显，产生不可估量的效用。
事实上，有关“正能量”的扩展理解与深度发觉，正如周庆荣的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中所蕴含的和上文中进一步论述的“艺术和能量之间的关系”一样，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广泛存在。其中文艺心理学的关注之一就不乏对如何借助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态境状，从而提高并鼓舞人们的情感、意志和热情，进而使人们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审美愉悦享受这一问题的探索与研究。而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文艺心理的探索和阐释之中同样有着强大的艺术驾驭力和影响力。因此，诗歌与正能量的遇合也是合情合理和理所当然的。
诗歌正能量作为诗歌评论中一个新锐的核心概念，它的存在无疑也是有着科学性与学术合理性的支撑。我们认为，诗歌正能量就是一种存在在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内部，流露于诗歌文本的字里行间，附着于诗人诗歌语言的话语表达体系之中，并不断地积聚作家的积极情感和情绪，实现作家情感、心绪的传递对人们阅读感知的积极影响和心理接受中活力感、愉悦感、舒畅感的激发、释放，从而不断地实现人们精神生活的健康、愉悦、顺畅、和谐的一种心理能量。诗歌正能量作为一种心理能量（或称精神能量），它的存在形式往往是隐性的，它本身也会受很多主、客观影响因素的制约，它的实现形式也有很多，这不仅对诗歌这一文学艺术形式的接受有很大的作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生态的和谐与持续也有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周庆荣散文诗的独特性也恰恰就在这里：他将诗歌正能量融聚于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的书写背后，选择并建构了一种揭示与回应现代社会里人们精神生态症候的散文诗阐释范式，将他所怀抱着的厚重的时代主题和情感，对当下人们的生存现象进行冷峻地批判和深度地反思，在浸透着浓郁的诗意情怀的同时，使文本的诗意得以激发和呈现，即正能量的释放得到加强，因此，可以说他的散文诗创作在当代文坛是一种有意义的需要，亦是一种有意味的出现，更是对当下文艺创作中最为匮缺的对文本背后孕育的人格力量的一种激发与弘扬。不可否认的是周庆荣的散文诗在情感的抒发与流露的同时，也给人以生命的震撼、生存的希望和活着的信念与力量。《沉默的砖头》、《我是普拉斯？》、《三人剧》、《圆明园》、《向日葵》、《寂寞》、《我是山谷》、《让山谷的阳光烤我》、《钢炉》、《一截钢管与一只蚂蚁》、《雾》、《乡村铁匠》、《远离尘嚣》等等，这些作品融入反思与叩问的语气，营造节奏铿锵的语势，形成语气回环、语调独特、语用缜密灵动和语感舒缓但却表现出一种散文诗话语建构的有力度的美。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将诗歌语言巧妙的活泛运用、语句长短的交错变换、语词音节之间的有力度地转化、语势的舒缓与铿锵之间交替式织构等技巧同正能量的孕育与传递恰切地结合了起来，给人以诗意的美和积极影响力的持续。
二、介入与呈现——“理想”与“我们”之间
作为一个散文诗虔诚的钟爱者和庄重的书写者，诗人周庆荣积极介入对人们精神生态困境的反思，对正义良知的捍卫、对人生价值的探讨、对伦理道德假象的棒喝、对真情健康有力量的人格的呼唤……他根本无意于凸显其独到的写作智慧和当下的关怀。通过“我们”的“理想”，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诗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是孤独的，他的精神世界也丝毫没有紊乱与失调的征兆，相反他的思考是冷静的、理性的、沉稳的、健康的、纯净的、暖性的、不含糊也不杂乱、不冲动也不激进、不冒昧也不暧昧、不过分更不矫揉造作。他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人性的观察始终在一种责任意识与积极态度的中轴线上思考，在面对现代社会里人们精神困境中的紊乱与焦躁、游移与不安、信仰缺失与理想淡化等的精神处境时，他毅然而坚定地选择了一种以散文诗创作的方式介入与呈现精神疾症背后人们精神生态失衡的情状，让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念在诗歌正能量的话语传递中实现它应有的价值与力量。在周庆荣看来，这种存在于人们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危机——“科学越来越发达，而人却越来越无力；技术越来越先进，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商品越来越丰富，生活却越来越单调；世界越来越喧闹，心灵却越来越孤寂，这已经是不须逻辑论证的事实，几乎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危机存在下呈现出的人们心灵世界与精神空间的失落感是可以实现良性转变的，可以明晰地感受到在“理想”背后，是诗人周庆荣以诗歌正能量的话语阐释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感现实转化的努力与实践；在“我们”背后是诗人周庆荣以复数人称的语法逻辑祛除人个体存在的心灵世界里孤寂、冷漠、暗淡、麻木、无所谓等精神困疾的强大的积极力量，因此，诗人面对“理想”的思考并不是在空谈，选择“我们”的称谓也并是不随便而为，而是他要将“理想”与“我们”之间所蕴含的正能量以散文诗的诗歌话语传递给每一个精神困境中纠结的人，让他们感受到自信的存在、希望的存在、光明的存在、美好与幸福的可触可及，他要让人们不再彷徨与孤独，不再失魂落魄与尊严沦落，不再对生命的存在失去信念，他还要让人们紧张的神经获得放松，苦闷的心灵得到净化，精神的紊乱实现协调，感受到温暖的存在。
“开窗，让东风吹。今夜，我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这是诗人周庆荣在散文诗《有理想的人》里所表达的对这个世界冷静的思考。灵焚更是道出了《有理想的人》这首散文诗的真谛：它是“对当下社会处在理想价值失衡现实中的人们树立理想的提醒与呼唤”。在这样一个物化的时代里，人们似乎早已忘却了理想的应该存在和理想的应该拥有与弘扬。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的生命世界，很难想象他的生活会是一种怎样的困窘，他的精神会是怎样的一种冷寂。而《有理想的人》在冷静的叙写中，不断地发出唤起时代最真诚的诗歌声音：
天空飘浮的不再是硝烟。
没有硝烟的日子，已经很久了。阻碍我们视线最多的只是未被温润的尘土，或者是生活中不再纯净的寻常事物。
虽然，依旧有人在行走中劳顿；虽然，工作和学习仍是我们使用最多的词汇。
早上升起的太阳，温暖着幸福的人们，也温暖着更多正在等待幸福的那些人。
面对着天空，诗人想到了硝烟弥漫的日子早已逝去，人们在平和的环境中忙碌、生存与活着。然而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让诗人感受到欣喜而发出微笑。尘土依然未被润湿，生活中的寻常事物也变得不再纯净，这些驳杂的生存视镜障碍着人们的视线，人们的心灵变得越发脆弱而不再坚强，精神世界也开始了动摇与不安。此时的诗人并没有封闭自我的智慧和漠视眼帘下的沉重，而是将太阳的光芒引向人世间每一个生命体，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的存在，感受到生存的希望，感受到自信重生、奋进向上的积极力量。
周庆荣的诗歌世界是明朗的，正如他运笔之处所昭示着的情感力量一样涤荡读者的心扉。在诗的第二节里，诗人将思绪定格在生态场的焦点上，镜头式的描绘给人以灵动的和谐之感，用细微的笔触捕捉着草场上最真挚的情境：
我在旅行的路上，看到一个快乐的羊群，它们吃着春天里青嫩青嫩的草，它们给土地留下了开放的花朵，它们咩咩地叫着，它们然后悠然地走上前方的山坡。
它们的高度，是发现了另一片草场。
我走远的时候，听到牧羊人的鞭声，还有他信天游般的歌声。
一圈木栅栏，是它们安静的家园？
在诗人眼里，旅行的愉悦是和一路上尽收眼底的生态场的画面相融在一起的。当诗人看到快乐的羊群吃着春天里鲜嫩、青绿的草料悠然地走上山坡并发出最纯净的“咩咩”叫声时，诗人的内心世界开始不由自主地涌起了波澜，他不愿再去用沉思的方式宣告一种和谐的生态文化景观的存在与延续，而是将诗人眼里最真纯的触动与感受在诗歌的字句之中传递出来。诗人说：“它们的高度，是发现了另一片草场”。在这里，周庆荣的巧妙与智慧就在于他已经潜移默化地让他视域中的动物也具有了实现生命新高度的理想。能量的汇聚与传递总是给人以难以捉摸的无奈，而当我们倾心于诗人的诗歌话语叙述的时候，不经意之间这种看似并不波澜起伏的话语所蕴含的诗歌的正能量早已留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这种诗歌的正能量不仅是诗人对生活、对人生积极的情感、情绪的凝聚，更是一种感染、净涤、舒怀、安适人们心灵空间与精神世界的博大力量。
在这个世界里，会有太多的人去空谈理想，去自命不凡，让清高埋葬自我的灵魂，屈从于让物质欲望的失度打破精神生态的和谐。社会的纷乱与驳杂，会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的清醒与方向，然而这对于诗人周庆荣来说却并没有撼动他那坚定的信念和在理想面前的虔诚。他的冷静与沉稳就在这里：
不想做英雄已经好久了。
历史中大悲大喜的事迹成为我记忆的守望。
从意气风发到平静，占去我三十年的光阴。
史书在我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我知道，历史不会真正地沉睡。
开窗，让东风吹。
今夜，我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不想做英雄已经好久了”。这是诗人在用自己的真心向人们流露着人性的真纯。历史中的大喜大悲让诗人明白人生存在与活着的真谛，也让诗人领悟到一种平静的心态与生存需求的弥足可贵。光阴的流逝让诗人的内心世界感到一丝丝酸楚，他所想到的一个最真诚的行为就是“开窗”，沐浴东风的吹拂，他要唤起理想的价值与生命统一一体谐和建构的人性觉醒。诗人相信：
吹去浮尘，世界就纯净了；
吹去阴霾，人间就光明了；
吹去噪音，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
当然，还要吹去麻木，我的亲人们充满智慧，他们本来就应该是清醒着的明白人。
东风再吹，如歌如曲，响在耳畔的旋律便是久违了的理想之歌。
诗人并不吝啬自己对理想的认读，他要将内心里最淳朴的心声传递给每一个清醒着的人，让“浮尘”、“阴霾”、“噪音”和“麻木”的毒瘤在本就清醒而智慧的人们面前化成泡影，被东风吹散于无际，让“理想之歌”在久违许久的时代里响起，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明朗健康，让人们的心灵空间更加温暖而活力永驻。于是，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
开窗，让东风吹。
今夜，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了……
诗人对“理想”的唤起、想望与传递，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十足的自信与豁达，他在向世人宣告一个有理想的人的诞生，他也在向世人传递着这种积极奋发而又振奋人心的情感与力量。
一个胸怀远大和态度谦和的人，他的目光总不会被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所制限。在散文诗的开创者波德莱尔面前，诗人周庆荣谈起了《波德莱尔的理想——写在他的诞辰日》：“虽然，流氓仍未彻底消失。/但我想告诉你，本世纪不会再是流氓的世纪”。诗人的自信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让他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从容：“等到阳光十分灿烂的午后，在春天美好的景象里，我平静地说：那些个流氓，他们会在地域里，他们不会影响我热爱这个世界的心情”。视邪恶与污浊为流氓，视混沌与罪恶为唾弃之物，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诗人的内心里催生，他在用自我的坚定、对恶俗的鄙夷、对生命伟大的坚守和道德情怀的高尚融化虚无和野蛮，传递心灵深处积蓄的积极的情感正能量，让爱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获得绽放。
面对大自然，诗人周庆荣要把《冬去春来》的感受一一真切地奉献给人们，也让人们领略和感受自然与人的心境和谐下的那份惬意。面对“英雄”，他写道：“耳语，也仿佛裂帛，英雄，我们需要掷地有声！”（选自《英雄》）面对朋友，周庆荣的《重提理想——给LF》向人们揭示“理想”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的不可或缺。在面对速度统领现代人思维的前进与方向，冲击对人性的理性认识与思考的境遇下，诗人果敢地向世人解读着“仁”的效应力量：
仁，在冲动和欲望的对面。
它的有效期应该和人类的寿命一样漫长。
——《仁》
“仁”对高速化发展中的人性欲望和冲动的牵制与缓和，让人们的内心感到一丝舒适。而对于“思想”，诗人在《我能否点燃这天鹅绒般的思想》里写道：“让星星点灯，这一次，照亮的是我的思想。/……/让星星点灯，这一次我想照亮人间的快乐与幸福！让遗憾和惆怅走远，我思想的光芒拒绝一切黑暗。”诗人的心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瑕的触动人心的正性能量，感染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净化污浊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与悲伤。谈到“梦想”，周庆荣的态度真诚而自然地流露着，他在《梦想》中写道：“我的梦想在植物之外，他只能关于人类。”诗人不仅将梦想延及至植物，还将梦想扩展至整个人类。这种博大的情怀和震撼力量，给人以鼓舞和振奋。
在诗人周庆荣身上，还有一种诗歌阐释的魅力在激荡着每一个存在的心灵。长篇散文组诗《我们》的出现，便是一种激情飞扬的明证。在《我们》里，诗人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放置在更为冷静的立场中思考，在对人个体价值存在的尊重与肯定的同时，弘扬人的社会价值对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人文责任与崇尚意识，让个体性在公共空间的自由中获得释放，实现个人能量有效参与并转化上升为集体能量的聚合与融会。他写道：
我们追求平淡真切，不愿人为地铺张夸大，不愿吞吞吐吐，不愿伪装自己的心灵和行为，我们希望别人的辉煌或荣耀不能牵引我们走上急功近利的道路，不愿把自己的欢乐与幸福的实现建立在他人的沉郁之上。
——《我们》
这种强烈的正义性与时代感的呈现，正如散文诗作家灵焚所说的：“它的意义正在于揭示了‘我们’这一代人（20世纪60年代）心灵成长的历史，堪称这一代人的一部精神史诗。”诗人周庆荣也说道：“我们是宽容的一代，我们点燃灯火，只想互相照亮对方。”（《我们2》）
从“理想”到“我们”，每一次诗歌话语的转换与斟酌都是一次诗人智慧灵光的显现。面对现代社会里人们精神现象的纷乱与驳杂几近成为一种生存死穴的时候，周庆荣没有忘记一个人文关怀者应有的道德责任与社会担当，他用散文诗的书写传递凝聚在散文诗字里行间的积极情感情绪和人生感悟，在介入对人们精神生态困境的解围与救赎中，诗人也不断地呈现他所积聚的情感正能量，他要让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心灵获得一种自信、活力、愉悦和积极向上的感受，为实现人们精神生活的健康、舒畅、放松与和谐奉献出他作为一个时代积极参与者的精神爱护的力量。
（孙晓娅朱林国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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