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文化视角评《驴得水》的女性角色

父权制文化视角评《驴得水》的女性角色

张鹿鹿(吉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部，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摘 要] 电影《驴得水》以动荡的民国为历史背景、以边远山村为故事场景、以圆谎骗局为故事主线、以知识分子群体为描述对象，生动地刻画了一群人物从胸怀抱负、追逐梦想到人性堕落、迷失自我的性格反转。几位女性角色的坚守自我、果敢率真如同一面明镜，映射出男性角色对强权的屈从和妥协、对利益的贪婪和攫取。影片中男性角色对权力和话语的掌控、女性角色对自身命运的不可控，都展现出父权制文化构建出的不平等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的压制和摧残。

【期刊名称】电影文学

【年(卷),期】2017(000)019

【总页数】3

【关键词】[关键词] 女性角色；父权制；两性平等

电影《驴得水》，一部在话剧舞台上演了近十年的舞台剧，如今搬上大银幕，赢得了好口碑、好票房，是一部令人笑中带泪、揭露人性、讽刺现实的黑色幽默影片。该片的历史背景是民国时期，讲述一个发生在偏远乡村学校里的故事，故事情节连贯紧凑、跌宕起伏，在笑与哭之间，让观众真真切切地看到人性的善与恶、真实与虚伪、自私与贪婪。影片刻画了五个男性角色：孙校长，原本怀揣梦想却变得屈服现实；裴魁山：原本充满救世思想却变得利欲熏心、自私褊狭；周铁男：原本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却变得屈从权势、畏惧死亡；铜匠：原本单纯朴实却变得肮脏丑恶、睚眦必报；特派员：原本无才无学地混迹官场却变得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这几个男性角色的性格、价值观都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发生着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极速反转。然而，影片中没有变的是几位女性角色，她们不畏世俗、不惧强权，最终，却成了全体男性攫取利益的牺牲品。这似乎是父权制文化下女性角色的必然结局，然而，女性角色迸发出的刚毅和顽强却是对男性角色软弱和屈从的巨大讽刺，是对男权社会压制、贬抑女性的有力回击。

一、三位女性角色的真实坦荡映射男性角色的虚伪卑劣

(一)张一曼——坚守自我、不改初衷

张一曼向往自由、无拘无束，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信条，渴望在乡村过上自己理想中的自由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一曼穿着民国时期都市女性喜欢的旗袍，烫着卷发；伴随着老式唱片机的旋律，和同事们跳着交际舞；把抛向空中的大蒜皮儿想象成雪花飞舞；把田野里的油菜花采摘下来做成美丽的花篮；把红白相间的粗布衣料做成样式新颖的校服；清唱着表达爱情的优美曲调，轻快的节奏、动人的歌词、纯净的目光、迷人的微笑都体现了一曼向往爱情和自由的浪漫主义情怀。她用梦想和信念在穷乡僻壤里搭建着自己眼中的审美殿堂。然而，当她的美丽长发被一缕一缕剪下的时候，她的梦想和信念也被一丝一丝剥离了，审美殿堂也随之轰然坍塌，从满怀渴望到几近崩溃，一个单纯、善良的女性所遭受的命运突变和悲剧结局都是源自于一群男性为追逐利益而设下的骗局。

当现实世界与理想生活发生冲突时，几个男性角色或为了利益、或为了权势、或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丑恶目的出卖自我、性情大变，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唯独初心不改的是弱女子一曼。“这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她的存在和命运，映照出别人的虚伪和堕落，张一曼是照出人性丑恶的一面镜子。”[1] 孙校长，一曼的领导，如同父亲般保护一曼，是他将一曼带到乡村让她过上了向往中的自由生活。然而，当铜匠不愿留下继续维持骗局时，他默许了一曼的“美人计”，作为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师长，这是与他传统的价值观念相违背的，但是，为了实现他的“教育理想”，他接受了一个女性做出的牺牲，“在这种所谓的宏大事件中牺牲掉个体的利益，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伟大，反而让人觉得与理想背道而驰”[2]。裴魁山，一曼的同事兼爱慕者，一番告白遭到拒绝后便由“爱”生恨，态度由火点降至冰点，处处揶揄挤对、冷嘲热讽，心胸狭隘的性格暴露无遗。一个貌似浪漫、意气风发的人其内心如此脆弱、不堪一击，甚至，在铜匠报复一曼时，他成了铜匠的帮凶，在众人面前谩骂、羞辱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人，让人看到了他的自私与丑陋。后来，他的信仰和理想都被抛诸脑后，人物形象反转成一个唯利是图、趋炎附势的市侩小人。周铁男，一曼的同事兼好朋友，一个向来性格耿直、无所畏惧的人，看不惯谎言与骗局，总是试图去揭露事实的真相，却在体验了中枪死亡之后，变得胆小怕事。当一曼被人欺负时，他蜷缩在一边，没能挺身而出，一个原本无所畏惧、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变成缩头乌龟，英雄气概荡然无存。铜匠，“吕得水”老师的替身，维持骗局的关键人物。原本是一个只会修铜铃的老实人，却因为一曼不得已的“激将法”而变得异常愤怒和仇恨。随着骗局故事的推进，他从一个卑微、渺小、愚昧、邋遢的“小人物”，变成一个满口道德、衣冠楚楚的“教育家”，可以肆意报复，甚至夺人性命。他无力改变命运，却将幻想的破灭归咎于一曼。当虚幻的权力被握在他的手中时，他不仅令人辱骂、殴打一曼，还令人剪去一曼的头发，所有的举动都折射出他内心的卑劣和丑陋。特派员，腐朽政治当局的化身，毫无文化素养却凭借手中的权力将几个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中。原本来到学校了解真相，却为了美国慈善家的善款，不仅掩盖真相，还编造更大的骗局。为了能让铜匠继续维持骗局，他牺牲一曼的尊严和人格，不择手段地滥用权力、凶相毕露。他身为教育局的官员，却如同刽子手一般，在他的纵容下，一曼失去了女人视为美丽象征的秀发，也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这个所谓“理想”的实现过程如同一个骗局的编造过程，一曼正是这个“理想”之途的女性祭品，“‘理想’的‘神圣光环’的每一步向前推进都以‘牺牲女性’为前提；每一个人在谎言的裹挟之下为求自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3]。一曼这样内心纯净、崇尚自由的女性与这个混沌浊世是无法融合的，所以，最后的一声枪响是为她涅槃重生的祭奠。

(二)孙佳——率真果敢、是非分明

作为孙校长的女儿，孙佳是这个群体里年龄最小的，却也是最为勇敢的，具有对抗强权的抗争精神。“相对于其他人的现实与残酷，孙佳是浪漫且极富人道主义的。”[4]有着驴子倔强特点的孙佳对待那头拉水的驴子如同自己的亲人，为了保护驴棚不被烧毁，她不惜对所有人发火：“你们拿它吃空饷的时候把它当人，它家着火了，你们就不把它当人了？”为了给驴子治病，她把给人吃的药喂给驴子；为了驴子不被杀掉，她冒死冲出去。最终驴子被杀掉，她在小山村树立的精神信仰也不复存在了。当美国慈善家来到学校时，孙佳要去揭露事情的真相，却被中枪后吓破胆的铁男拼命拦住，此刻的铁男已经不是之前无所畏惧的热血青年，他代表了男权统治阶层，一边满口正义，一边向利益集团妥协；一边爱慕孙佳，一边规劝孙佳扮演铜匠妻子，他的虚伪和懦弱在被他称为“就是一个小孩儿”的孙佳面前暴露无遗。与童话中揭穿国王新衣谎言的小男孩儿相比，孙佳这个“小女孩儿”不仅没能说出真相，反而被骗局的制造者们当作维持骗局的道具，“小孩儿”的真实和纯粹恰恰折射了成人的虚伪和龌龊。在特派员的胁迫下，孙佳为了父亲不受伤害，不得不答应嫁给铜匠，没有话语权的弱小女孩差点成了掌控话语权的男权统治阶层攫取利益的牺牲品。最后，绝望的孙佳决意离开那里奔赴延安去寻找新的信仰。

(三)铜匠媳妇——泼辣真实、戳穿骗局

铜匠媳妇虽然蛮横无理、粗俗泼辣，却也有自己的一份坚守——她的婚姻。为了不让铜匠媳妇在特派员面前吵闹，作为一个满腹诗书、一腔抱负的知识分子，孙校长苦苦央求她，这映射出孙校长性格软弱、容易妥协。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出现危机时，她满腔愤怒地痛斥孙校长等人，这表明一个普通的乡村女性，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姻，敢于同男性利益集团对抗。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受到一曼的辱骂，便反唇相讥、维护丈夫。可悲的是，她奋力守护的铜匠丈夫却是一个兼具奴性和兽性的人：在被教化之前，她的丈夫是一个卑微、怯懦，甚至有些可怜的铜匠；在被教化之后，她的丈夫变成了一个凶狠、残暴，甚至面目可憎的魔鬼，被铁男的“驴就是驴，给他披上人皮，他还是驴”一言击中。尽管她的丈夫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驴子，但她的传统观念令她忠实地坚守毫无生气的婚姻。

二、父权制文化是女性角色多舛命运的始作俑者

几位女性角色的命运令人怆然，或者饮弹自尽，或者绝望逃离，或者葬于婚姻，既是映射人性丑陋的明镜，照射出每个男性角色所谓“高尚”背后的不堪，又是男权社会维护统治、攫取利益的殉葬品。父权制文化下衍生出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之中，维护着男性的话语权、财富占有权、继承权及对女性全方位的控制权。西汉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父权思想系统地设置为一套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制，规定了“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的等级制度、纲常戒律。自此，父权制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禁锢百姓的精神枷锁在后世的几千年里一直被视为主流文化思想。尽管几位女性角色都有着自己的坚守和率真，但是无一例外都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一曼的“开放”行为与父权制文化的贞洁烈女观相违背，当受到男性的谩骂和强行剪发后，她躲到桌子下蜷缩着，对男性统治阶层的权威和惩罚感到恐惧，“她表面上具备新时代都市女性开放的外像，其实骨子里还是深受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女性固有的观念之影响”[1]。孙佳欲揭穿骗局的行为与父权制文化的顺从孝道观相违背，《礼记·郊特牲》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6]在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下，无奈的她为了父亲，不仅没有揭穿骗局，还扮演铜匠媳妇、披上婚纱，不惜葬送一生幸福。铜匠媳妇对丈夫出轨大闹撒泼的行为与父权制文化的三从四德观相违背，但深受“从一而终”婚姻观影响的她必须接受丈夫的背叛、继续维系婚姻。“在对世界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的比较研究中， 中国的父权制因着儒家对等级制和秩序的强调而被认为是最典型、最完备的父权制，而且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父权制。”[7] 三位女性角色遭受的不幸看似源自一场荒唐骗局，实际上真正的元凶是父权制文化思想对女性的禁锢和束缚，当她们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形象违背了父权制文化下对女性的塑造时，当她们直言不讳、揭穿谎言的行为触犯了男权统治阶层的利益时，她们必然要遭受来自男权社会的打压和遏制，那么，她们的悲剧结局即成为一种必然。

三、结 语

在父权文化的性别塑造和精神控制下，男性是妻之纲、家之主、国之君，是话语权的掌控者、文化习俗的缔造者、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女性受到控制、压迫、剥削。若要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就要剔除维护男性统治的社会机制——父权文化对性别构建的影响。在影片的结尾，如果不是铜匠媳妇突然闯入教堂，阴差阳错地揭露了骗局，恐怕可怜的孙佳真的就成为这场荒唐骗局的牺牲品了。由此可见，在父权制文化下，拯救女性命运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自己。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一方面要消除男权社会构建的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另一方面要具备主体意识、自身的彻底觉醒和顽强抗争，才能摆脱父权制文化的思想束缚，构建平等的两性地位。

[参考文献]

[1] 朱静.人性丑恶的一面镜子——我怎样演《驴得水》中的张一曼[J].戏剧之家，2016(05).

[2] 王小洁.一个乌托邦的破灭——从《驴得水》的荒诞看现实的羁绊[J].戏剧之家，2015(05).

[3] 王琦.“曲线救人”——评话剧《驴得水》[J].宜宾学院学报，2016(09).

[4] 于善禄.知识分子的自尊困局[J].上海艺术评论，2016(01).

[5] 曾振宇，注说.春秋繁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305.

[6] 张树国.礼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118.

[7] 李银河.两性关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博士扶持项目“基于经济视域下的先进性别文化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7BS32)阶段性成果。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7772a528332b3169a45177232f60ddccdb38e64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