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聃、老莱子、关尹、环渊。时代及其代表社会基础。道家的大本营——楚国
第一节：〈老子〉的管理哲学
〈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是宇宙的本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由以形成的最终根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无为”是在遵循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总和。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一切工作就能够通过道的运行自然而然地“功成事遂”，这就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反之，如果人们行事不顺应自然而是凭自已的主观意愿违背自然而强为那就只会干扰、妨碍道的自然运行而招致失败。
“无为”是老派道家管理哲学的最高原则，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无为’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不论是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或社会文化管理，都概莫能外。〈老子〉反对法令滋彰。认为国家政权为管理人民而制颁的法令规章越多，人们为现避、利用这些法令、规章而采取的手段越多，国家为禁制人民而使用的刑罚越繁苛，人们的反抗越强烈，社会也就越乱，越不安宁。“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也反对以礼教作为治国手段。他们认为，以德、礼治国，和以政、刑治国，同样是有为。他们激烈地攻击‘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他们认为要想使国家安定，民风淳厚，最好是‘绝圣弃知”，“绝仁弃义”。
第二“无为”的原则是适用于一切人的，但首先却是对上层统治者尤其是对君主的要求。
〈老子〉非常强调统治者、领导者自身的倡率作用，这和儒家的风行草偃论是一致的，很可能是受儒家这种观点影响的结果。但是，儒家所讲的倡率作用，是以德率民，即以领导者自身的良好道德修养影响被领导者以化民从善。这在〈老子〉看来，是导民有为、〈老子〉也同样重视领导者的倡率作用、但却是要导民无为。
第三，‘无为”作为一个宏观的管理原则，意味着国家对私人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采取不干预、少干预的态度，也即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但老派道家提倡无为，不是为了更加发挥私人的活力和积极性，而是为了把私人的活力和积极性尽量减弱减小。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好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从“无为”这个最高原则，又派生出以下几个管理原则：其一是“清静”。
要使管理活动能顺应道之自然，必须首先以清静、持重的态度处事，克服轻率、躁扰的弊病，不看准方向和时机，不采取行动；而一旦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不轻易变迁、更改。
“清静为天下正”，“我好静而民自正”，“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以极其精炼、生动的语言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管理原则；所管理的单位范围越大人数越多，情况越复杂。管理工作就越加需要镇定、持重和有条不紊。下面有乱是局部的，而上面是一乱则会乱及全局。其二是“寡欲”。《老子》认为多欲和纵欲势必要采取各种手段以求得欲望的满足，这就意味着在经济、技术、文化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为，而君主或统治者的多欲、纵欲必然要导致赋税、徭役的增加，这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有为。同时，又将激起百姓的抵制、反抗，而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和不宁。《老子》把“寡欲’看作是实现无为之治的一个先决条件，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其三是“下民”。《老子》从古代的历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剧烈
社会变动中认识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因此，《老子》提出了统治者、领导者必须“下民”的管理思想，强调“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并且以百川归海做比喻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其四是“愚民”。（和法家的联系）
《老子》认为，人们智慧的发展必然使人类社会同原始自然状态相去日远，而且必然使人们更趋向于有为，使无为之治越来越难于实现。因此，它主张要实行无为之治必须“愚民’，宣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