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之薛宝钗

红楼遗梦之薛宝钗

我喜欢读《红楼梦》。更喜欢宝钗的端庄稳重，温柔敦厚，豁达大度。虽然有时候很世故，即很会做人和处世。但即使到今天，她也是我想要成为的女强人。

薛宝钗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豪富皇商家庭。她早年丧父，其母乃金陵王家的贵族干金，外公曾主管皇家外事贸易，舅舅王子腾系九省统制，姨父贾政乃皇亲国舅，哥哥薛蟠则是个沉迷酒色的经商恶少。作为商人，自有注重实利的市侩习气；作为贵族，则必然崇奉封建礼教。

薛宝钗自幼生活在如此皇商家庭，正如《红楼梦》第四回所写：在这个家庭中，她当时自然极易看到那些为市民商贾所喜读的《西厢记》、《元人百种》等书籍，但被家长发现后，就“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只令“拣那些正经书看”，从此宝钗就被严格地按封建伦理观念进行管教，以致使她变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封建礼法的虔诚信徒。这正是一种由典型的封建家庭所培养的典型的封建淑女形象。宝钗识得湘云不识的那个“棔”字，懂得宝玉不懂的《山门》一出的“词藻排场”是好的，还念出其中一支《寄生草》，使宝玉听了“拍膝摇头”，赞她“无书不知”。 (二十二回)宝玉和黛玉谈禅时，她还比出五祖弘忍传六祖慧能的佛典，念出其中两谒，使宝玉觉得她“知觉在先”。(同上)论见解，她也不同凡响，那番论画大观园的“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四十二回)的谈话，道出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斥为“粉饰太平的宏论”，是不切实际的。在论诗时，她认为“只要立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三十七回)，主张“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她还赞扬王安石和欧阳永叔的《咏昭君诗》是“各出己见不与人同”(六十四回)。这些艺术见解，有着尚清新、主独创，反对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意味，列入“句句不离孔孟之道”，也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全社会的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支配着贾政、王夫人和薛姨妈等封建家长们，而且像薛宝钗，甚至于袭人等这些奴蝉，无形中也都会受到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支配，这是完全合乎当时社会实际的。

她在《咏白海棠诗》中写道: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三十七回)在这里，她抒写出了一种追求淡雅、静穆的情怀和憧憬那“淡”和“艳”相统一的意境。在《柳絮词》中，她写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木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七十回)这也反映出她在追求一种自然、均衡、和谐的境界。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尚新颖、贵独创的艺术i张。“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同上)其中“送我上青云”一语，一向作为热中名利，一心向上爬的铁证。殊不知“青云”一词，古人诗文中往往指的“高空”或“清高”的意思。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里的:交错纠纷，上干青云。李白的《送韩准、袭政、孔巢父还山诗》:猎客张兔置，不能挂龙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户。均是如此。传说中神仙来自高空，品格清高，故“青云”还有被引伸作“仙家”解。所以，太平闲人也在这词后评道:青云应仍作仙家言，则与宝玉出家更相照应。

　　在协助探春理家中，薛宝钗还能想到那些园中的妈妈们，说她们“照料门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拉冰床”，干一应“粗重活计”，主张分利益时不问有余无余，都要拿出若干吊钱来散与她们。在那些贵族小姐的心目中，居然还能想到“一年辛苦到头的妈妈们”，也算是少有的。

　　至于一直被论者诟病的“扑蝶”事件，就事论事: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避嫌”，而不是“嫁祸”。王希廉也评为:“善于避嫌，是宝钗一生得力处”。⑤她的《咏螃蟹诗》，说是“骂版逆者的横冲直撞，将不得好死”⑥，更是牵强附会的歪曲。宝钗诗的意旨是“小题原要离些大意思”。她讽刺的“世人”当是那“不知耕织买卖”把书“遭蹋”了如贾珍、贾赦之类人物，宝玉才说:“骂的痛快”，根本不是骂宝玉、黛玉一类人的。

　　还有，她暗中每每“体贴救济”那寄人篱下的邢岫烟;照应那父母双亡，依哥嫂度口，“做活做到三更天”的史湘云;庇护那“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带她进园子，学会了做诗，参加了诗社。连那人人践踏、个个歧视的赵姨娘、贾环，她也一视同仁，赠土仪时给予同样的一份。说这全是为了争取当“宝二奶奶”的选票，也未免是诛心之沦。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正是这个“无书不读”的宝姑娘，开口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狂热地宣传着那令人厌恶的男尊女卑的信条;她虽然自己谈诗论画，作诗填词，却认为:读书、写字、做诗等项“原不是你我分内的事”;甚至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正是这个宝姑娘读遍了《西厢记》、《昆琶》、《元人百种》，妹妹宝琴做了两首无伤大雅的《梅花观怀古》、《蒲东寺怀古》，她都不许;她谈禅说玄，佛典道书，无不涉猎，又高叫这些“道书机锋”，“最能移性”，反对别人去看;她在协助探春理家中，看得透、拿得稳，够上一个“识”字，处处“小惠全大体”，又时时宣传那孔孟程朱之道，生怕探春的改革越出了封建规范的雷池一步;她那么温情脉脉，而对金钏儿的惨死，却丝毫无动于衷，还说她是“在井边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不过是个胡涂人，也不为可惜”，曲意替凶手工夫人开脱罪责;对尤三姐未婚夫柳湘莲出家的不幸消息，她“并不在意”，还说是“前生注定的”。(六十七回)这又是多么冷酷无情。

这样，薛宝钗的思想性格也就显出了如此的一种特色:那就是封建礼法观念、贵族阶级的优越感和自尊心，腐蚀了她那“灵气所钟”的天性，染污了她那“淘气”的“够人缠”的天真、纯洁的灵魂。从而在她看来，合“法”都是合“理”的;现有的一切封建礼法和现存制度秩序，都是天经地义地理当如此，不叮怀疑，也不可改变的。维护出身贵族家庭的“主子姑娘”的身分，就成了她生命中头等大事、主要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薛宝钗的温情脉脉和她的冷酷无情，也扰显出了鲜明的阶级特征。

　　唯其如此，才能称“大贤大德”，才能“全大局”，才能在封建主义者心目中显出她的思想“好”、风格“高”。假若真如论者所说那样:这个宝姑娘处处以陷害黛玉，夺取“宝二奶奶的宝座”为目标，整天哪哪喳喳，如赵姨娘一般地只知争风夺嫡，也就不成为“大贤大德”的“贤宝卿”，不成为“温柔敦厚”的“淑女”形象。

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可以说对什么是“淑女”的问题，《红楼梦》用艺术形象作了生动的回答:“就象宝钗这样!”薛宝钗这个如生活本来面目一样丰富多采的典型形象，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历史认识意义和美学欣赏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薛宝钗典型形象还不仅仅局限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标准“淑女”形象的意义上而。在那尔诈我虞、明争暗斗，个个象乌眼鸡的大观园里，这个宝姑娘，总是“罕言寡语，装愚守拙”，不管什么都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处处表现得“行为豁达，随份从时”，总是抱着一种可介入又不介入的态度。她是薛府贵族小姐，又是王夫人的姨侄女，并得着贾母的宠爱，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对大观园中一切，有过问、干涉的权利，也有这个能力。比方说，她就洞悉园中种种机密、层层内幕。在“玫瑰露”和“获菩霜”被窃事件发生时，她就深知“其中还有几件比这件大的”，“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 (六十七回)并悄悄告诉了平儿，让她心中有数，免得一旦事发，会牵连好人。在“抄捡大观园”，闹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时，她借口妈妈“身体不好”悄悄搬了出去，并且早就把通园中的小角门关闭起来，置身于一切风波之外。在有关“金玉姻缘”的纠葛中，在那耳鬓厮磨、坐卧不避的特定环境里，她对宝玉也不是没有丝毫的爱情的跳动，但在这个有关终身问题上，她也是洛守封建道德信条，把自己的“人欲之私”，纳入那个封建“天理”的框框，服从封建阶级的最高利益，把真实感情压制着，不让它透露出来。如妈妈向王夫人提到“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就“总远着宝玉”;见元妃所赐的东西，独她的和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二十八回);黛玉因她的插入，和宝玉发生多次口角，甚至当面对她冷嘲热讽，她也装着没有看见，一味“浑然不觉”(同上)。这说明她是严守着那个“主子姑娘”的身份，把封建礼教的信条放在第一位，个人的私欲放在第二位的。唯其如此，她才能较王熙凤辈站得高、看得远、拿得稳，才‘能“全大局”。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宝姑娘在待人接物方面，达到一个达到一个如此的超脱大度:即对一切抱着一种不介入而又可介入的态度。——可介入，保持着一种弯弓欲发的有利形势；可介入而又不介入，又造成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假象。“夫唯作不争，故天下莫能争”。在她参与的一切场合里，她都严格地掌握了这样的原则和分一寸。脂评说她的待人是“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现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所以，在那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大观园里，她就显得八面玲珑、进退裕如，获得了上自贾母、王夫人，下至丫环、老妈妈们的一致称颂。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全貌的话，那么，其中的薛宝钗，就象浓缩铀一样集中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和道德风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美学理想。

　　这样，我们也就找到了《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形象造成历来纷争的根本原因:着眼“于正面的.看到她那高度的文化教养，温柔敦厚、典雅大方的风度，乃至藏而未露的经世之才”，她已不是单纯的温婉多才的封建“淑女”，或一心“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的赵姨娘型的“泼妇”，乃至什么“和贾政一样”的“大观园里的女儒”;她就如中国灿烂的封建文化本身一样，反映出那丰富多采、复杂错综的全般丰满性。这样，一味赞赏，无限倾倒，形成所谓“拥薛派”。反之，着眼于反面的则看到那象封建主义本身一样的虚伪，和那念念不忘宣传封建道德的酸腐气息，以及那冷漠而又城府森严到诡谲程度的性格，及其在宝黛爱情悲剧中所处的尬尴地位，就非常憎恶、极力排斥，站到她的对立面，形成所谓“拥林派”。

　　因此，我们可以说:接近于稿本的脂本，体现了以曹雪芹为代表的一一包括“石兄”、“脂砚”一类作者的原来观点。所以，自四十回以后，作品里显出钗黛矛盾趋于缓和一一有以黛玉先死，宝钗后嫁的“让路”方式避开钗、黛冲突的迹象。这就保存了薛宝钗形象的原有面目的全般丰满性，显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美学理想的体现者的深远意义。可是，今本系统，经过程伟元高鹗为代表的一类续作者的修补和增改，续出了“移花接木”一一黛死钗嫁，并置于同日同时的悲剧结局，突出了宝黛爱清悲剧冲突的主题。这有它独创意义，对完成《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由于今本中写出了她是个事实上的宝黛爱情的破坏者，因而，也就破坏了这个典型形象的原有面目的全般丰满性，使其显得简单化脸谱化了。自然，这也就更易于招致读者的厌恶和僧恨。

　　由此可知，所谓“左黛”而“右钗”，或“右黛”而“左钗”的观点，正是由此而造成的。我们如果不弄清脂木和今本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艺术效果的不同，就会陷入“以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无原则的纠纷中去。当时的宝钗应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将阴险等字眼加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我觉得这些人才最不讲人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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