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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陶渊明《闲情赋》主题纵论
作者：董晔
来源：《文学教育》2018年第10期
内容摘要：自古至今，有关陶渊明《闲情赋》主题的争论不断，本文对其中方家之论做一纵向梳理，并提出一己之见：《闲情赋》作于陶渊明彭泽归隐时期，主题与爱情无涉，且与《感士不遇赋》互为生发，是两篇交相辉映的述怀之作。 关键词：《闲情赋》 主题 述怀
自古以来，各家对陶渊明《闲情赋》主题的论争不断，大致产生了两类意见：一者以为《闲情赋》是写情之作；一者认为其别有寄托。两派的论争源于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文里一段对《闲情赋》的评价：“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此言一出即点燃了后世争论的导火索。
唐人对陶渊明的文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引用不多，但对其诗却比较推崇，杜甫、韩愈等人都有论及，杜甫有“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白居易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题浔阳楼》） 至宋，苏轼认为：“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①苏轼强烈反对萧统认为《闲情赋》“卒无讽谏”的观点。萧统认为《闲情赋》是别有寄托的，或许也正是为此，他没有把《闲情赋》收入《文选》赋大类中的“情”小类下，而认为《闲情赋》是陶集中的“白璧微暇”则是他认为其“卒无讽谏”的缘故。萧统否定《闲情赋》是由扬雄对赋的评价而来，扬雄认为赋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其作用实际上是“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萧统仰慕陶渊明的人品，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竟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贫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复旁游太华，远求桂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是不愿看到陶渊明有这样无助于风教的文章的，对陶渊明以赋的形式来述志寄怀深感遗憾：“惜哉！无是可也！”
将萧统、苏轼二人对《闲情赋》的评价仔细比较，则可以看出其差异主要在于《闲情赋》有无讽谏作用上。萧统认为其“卒无讽谏”，不如不写，而苏轼则持相反意见，且苏轼“一生不喜《文选》，故不喜昭明”②由是观之，他对萧统关于《闲情赋》的评价颇有微词也在情理之中。
后人主寄托说的也不在少数，但多因对萧统和苏轼观点的不同理解而有所不同。元人李治以为：“东坡谓梁昭明不取渊明《闲情赋》，以为小儿强解事。《闲情》一赋虽可以见渊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东坡以昭明为强解事，予以东坡为强生事。”李治肯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定了《闲情赋》是有所寄托的但不满意苏轼对萧统的讥讽，看来他是赞同萧统的观点的：《闲情赋》虽有所寓，但陶渊明作这样的劝百讽一、欲讽反劝的作品是大可不必的。明人郭子章也是从以陶为圣贤的角度解释《闲情赋》的争论的：“昭明责备之意，望陶以圣贤；而东坡止以屈、宋望陶，屈犹可言，宋则非陶所愿学者。”张自烈也认为“此赋托寄深远”，但又不同意苏轼把《闲情赋》的主题归于与屈宋所陈无异的主旨一元化。
清人邱嘉惠说：“其赋中，‘愿在衣而为领’十段，正脱胎《同声歌》中‘莞箪衾帱’等语意。而吴兢《乐府题解》所谓‘喻当时七君子事君之心’，是也。《诗》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朱子谓‘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怨美人之迟暮’，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此赋正用此体。昭明太子指为‘白璧微瑕’，固为不知公者；即东坡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亦不知其比托之深远也。”邱嘉惠赞同《闲情赋》别有寄托是不言而喻的，但其对萧统、苏轼关于《闲情赋》的评论的理解还是有失精当，尤有可商榷之处。刘光蕡甚至认为《闲情赋》的主旨不必拘泥一端，他说陶渊明“身处乱世，甘于贫贱，宗国之覆既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托为闲情。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之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也，亦无不可。”
古直、王瑶、逯钦立等先生皆持寄托说。只是对此文的系年上有分歧。王瑶先生说：“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闲情赋》序说：‘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闲情赋》大概就是少年时的示志之作。渊明于晋太元十九年甲午（三九四）丧偶。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注；《闲情赋》是抒情文字，或即这年所作。时渊明年三十七岁。”逯钦立先生则认为：“赋作于彭泽致仕以后，以追求爱情的失败表达政治理想的幻灭。”吴泽顺先生也主寄托说，但他认为《闲情赋》“当是陶渊明从彭泽令归隐后所作。”袁行霈先生将此文的创作时间定于陶渊明十九岁时：“《闲情赋》当系少壮闲居时所作，故其《序》曰：‘余园闾多暇’，姑系于此年下。”
鉴于各家观点不同，本文且从《闲情赋》的文本出发，以探求作者的本意。赋《序》的暗示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不妨也从《闲情赋序》入手：“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序》中明说此文是一篇闲来仿作的作品：“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其次，此文的目的是“谅有助于讽谏”；最后，说明此类赋的发展变化情况，并表明“奕代继作”的作者“并因触类”，扩展了此类赋的内容形式（即“广其辞义”）。关于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及其“奕代继作”的作品（魏陈琳、阮瑀《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应瑒《正情赋》，曹植《静思赋》），现今我们只能在《艺文类聚·美妇人》中见到只言片语，已不能准确确定其主旨。单以只言片语来确定一篇文章的主旨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更何况《序》文中明确说此文是仿作，也是“广其辞义”中的一员，说《闲情赋》别有寄托无不可。通读陶集，我们会发现《闲情赋》与《感士不遇赋序》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