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爱情

张爱玲的爱情

张爱玲的第一位丈夫是胡兰成，第二位丈夫是美国人名字叫赖雅，他比张爱玲年长近三十岁（根据书中记录是二十九岁）

　23岁从未谈过恋爱的张爱玲，遇到的是年长她14岁的情场老手胡兰成。胡兰成曾任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能言善道，在南京有一妻一妾以及数位情人。但恋爱中的张爱玲难以自拔，她送给胡兰成一张自己的照片，后面留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此时的胡兰成已续娶英娣为妻，然而，他与张爱玲两心相印，两情相悦，两颗相爱的心历经磨难贴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他们冲破道德和理智的羁绊，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就是张爱玲式的性感，讥诮、冷漠、带着置身事外的居高临下，却又一语惊醒梦中人。

　　1944年8月，胡兰成在抛弃一妻一妾后，与张爱玲定下婚约，考虑到时局不稳，两人没有举行正式仪式，只写婚书为定：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这次婚姻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尽管张爱玲一生都有“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姿态，但选择胡兰成无疑成为世人眼中的污点，人们可以接受不同政派，但绝不能接受汉奸。即使只论个人感情，这次选择也是失败的。胡兰成没能给张爱玲带来安稳、静好，而是深深的伤害。

　　先是胡兰成去武汉办《大楚报》，爱上了护士小周；后来抗战胜利，胡兰成逃亡，留下张爱玲独自面对舆论攻讦，他则爱上朋友的妻子范秀美。张爱玲去温州找他，要他在自己与小周之间做出选择，他不肯。张爱玲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的回答是：“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安不上取舍的话。”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半生缘》这大概是世上最凄美的情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除了岁月，还有自己。留下的，仅是一场空欢喜。

　　张爱玲隐忍到1947年，待胡兰成已经完全脱离险境，才寄了一封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作为分手费，那是她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5年后，张爱玲离开上海，只有姑姑一人知情。张子静曾去找过一次张爱玲，姑姑只是回答：“你姐姐已经走了。”多年后的今天，常德公寓里管电梯的师傅都能像“张迷”一般一口气报出张爱玲曾经在上海的踪迹，但张爱玲早已离去得决绝无踪。她在乱世中经历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胡兰成的家，却都不是家。在她华丽的前半生里，她想求一个家而不得。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花凋》　　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越到晚年越孤僻。

　　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但她引以为自豪的写作却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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