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
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
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
“远离故乡是忠于大地的保证”，不熟悉北岛先生的人，不能明白当中的吊诡逻辑。2007年，谁也没想到57岁的北岛会在香港留下，北岛自己也没想到。但这又像是理所当然的，这位具有最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诗人，注定会在香港：这个汉语与英语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的小岛找到自己着力的基点。
然后也像是天注定，60岁前后的北岛，在香港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创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度，成为香港，乃至中国最重大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二就是一场大病，祸福相倚，给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六十而耳顺”
在一生的黄昏时分
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
—在长诗《歧路行》的第八章结尾，北岛写道。“耳顺”，以世俗意义来说，北岛在南国小岛上与内地的纷扰很好地保持了距离，风言风语的流传对他几无侵蚀，连愤怒都不必，有时年轻诗人或记者和他见面，传达一些内地诗坛油盐酱醋的八卦，北岛均一笑置之。
以更深层的意义来说，“耳顺”乃“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朱熹注《论语》），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马首是瞻，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自传式散文《城门开》与长诗《歧路行》成了他最大的收获，两者均远离所谓的书写热点，执著于挖掘与反思。加上编著《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也是对其同代人及未来的一种整理，功泽其后。时代的声音回响在他耳际，但以自然的方式通达其身，“不思而得”，亦北岛之福。
一场大病成为北岛的转折点。3年前北岛中风入院，但我记得，北岛从未屈服于这场病，从医院出来没几天，他就打电话给我，困难但是努力去说话，丝毫不像一个刚刚中风了的人。
北岛说中风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那一瞬间，我束手无策，由医生决定命运。”最大障碍是语言。病后两个月左右，香港言语治疗专家对他摇摇头说，他的语言能力只有50%，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那我只好送比萨打发日子啦。但我不信所谓科学的判断。可以说，这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抗争，也有对命运好奇的成分。”北岛说。
病后北岛开始画画，寻找另一种语言，越画越迷，他想，哪怕完全失语，还可以成为一个像样的画家吧。“感谢这场大病，为我打开又一片天地，让我余生多了个陪伴。当然，写作是我的本行，首先得面对语言的挑战。”
北岛说，西医没辙了，幸好有中医。从香港到内地，周游南北，拜访名医—5位大夫5个城市。“好像命运安排的一次传统文化旅行，给我的生命补课。中医让我敬畏，又让我贴近。它的神秘有如诗歌。人生的祸福，哪里说得清。”3年后，北岛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重新开始写作了。
作为诗人，我们最担心的始终是写作，其实追溯这场大病的缘由，除了策划统筹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操劳—我记得头两届，北岛都是累到病倒，写作长诗的巨大精神消耗，我猜才是最关键的。长诗《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题，都是对诗人的沉重压力，每一个字都是饱蘸心血而为。中风后，医生告诫暂不能从事剧烈的精神活动，北岛当然得遵从。
而作为读者，我仍然自私地关心中断的诗，《歧路行》还打算写下去吗？这组诗里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当代史一些重大时刻的反思，这里进行反思的北岛，与30多年前用“我不相信”进行拒绝的北岛，改变了多少？
北岛说他之前并没写过真正意义的长诗，到香港后，渐渐从多年动荡中沉静下来，常有想写的冲动，想弄明白过往的一切意味什么的冲动，在朋友激励下，他开始试着写《歧路行》。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漂泊的个人命运，或平行或交织，成为他新作的推动力。两年写了10章，大约500行。中风突发，写作被中断—也许是长途歇脚，拉开距离，好重新调整自己吧。里尔克的长诗《杜伊诺哀歌》始写于1912年，只写了两三首，搁笔10年，直到1922年2月，“好像一夜间猛醒，随即在一个月内完稿。里尔克需要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有足够幸运的话。”
取名《歧路行》用意何在？北岛没有回答，可以联想的典故，应该是“杨朱泣歧路”—杨朱是思想家，断不是因为亡羊而泣，而是因为亡羊的邻人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因为杨朱知道了大路“可以南，可以北”。现在完成的10章诗篇，越往后越见自由，想是北岛以诗人之力对那陷入纷纭歧路的现实的超越。
我们视为歧路的，也许在别人眼里正是盛世。对于诗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盛衰出处的困扰，虽然说江山不幸诗家幸。除了诗，诗人还有更多介入民族文化的方式，世间并非只有诗与政治两种选项。曾经的文艺复兴雄心，经历这些年的现实碰撞是否有所改变？在目前中国，民间自我追求的文艺复兴怎样与官方的形象工程进行区分？由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有了如下的问答：
人物PORTRAIT = P
北岛 = B
B：盛世不盛世，我不在乎。我是个悲观者，三千年的历史又有多少改变呢？我关注的是文学文化，那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过，时间会让作家和政客互换位置，一百年后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吗？（大意）我厌倦了“文艺复兴”这个说法，成了陈词滥调，我也不在乎民间或官方的说法。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和真正的同道互相砥砺，在新的文学变革中推波助澜，路在脚下。
P：你的《城门开》和主编的《七十年代》等书，都涉及“文革”中的青春，你又如何看待近年红卫兵一代的忏悔？作为游离于同龄人热衷的政治运动的自由人，你从那个年代继承到的最大财富是什么？
B：除了《七十年代》和《城门开》，还有《暴风雨的记忆》，我编选的“文革”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糊涂”，几乎迷失了方向。关于“文革”的历史，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坐标，很难做出简单的结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留下见证人和历史细节，以供未来的人们辨认脉络、延展和走向。两百多年前的法国革命，甚至到今天还在争论。所谓历史，没有最终的结论。红卫兵一代是广义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参与者都应该反省这段历史。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结论”的话，我认为，首先来自“文革”的语言暴力，它留下的潜伏的线索，多年后借助新媒体或自媒体，在深深的伤口处爆发，释放妖魔。作为父辈，我们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毫无疑问，历史还有另一面，七十年代正好是黑暗的岁月，却埋下精神的种子，所谓的正能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这一点让人感到欣慰。
P：《今天》杂志，正是这颗种子生长出来的奇树，它不雄伟高大，却一直生命力充沛，并且容纳各种过路的飞鸟。《今天》一直在转变中，而你对它的期待有什么改变？你觉得在目前中国传媒的众声喧哗之中，《今天》扮演着怎么不可取代的角色？
B：谈到传媒的众声喧哗，我深感担忧。这个新时代已经到来，铺天盖地，席卷全球。要说只不过刚开始，谁也看不到天边，从新人类到新新人类，看来连造物主也无可奈何。关于《今天》，自从1990年5月在奥斯陆复刊，25年过去了。今年5月，我在挪威文学节演讲的主题是《今天的寓言》，试图在一个国际场景中，超越后冷战思维，谈一个复杂的故事。我说过，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面对年轻的读者，我希望他们看到另一种全球化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杂志的努力所在。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进程中，特别是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以商业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席卷而来，我和同行们也傻了眼，几十年经验几乎失效，《今天》的“身份”成了疑问。幸好穿越黑暗的隧道，找到出路。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对抗中，《今天》找到新的动力。从创刊到复刊，《今天》走过曲折的路，我当年还是小伙子，如今已到暮年。所幸《今天》团队加入了年轻的同行，增添了新的血液，不断壮大，前赴后继。如果说《今天》的意义，坦率地说，就是先锋文学的桅杆，哪怕众声喧哗，哪怕浮华或沉沦。
P：你的“古老的敌意”演讲，其后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或误读，尤其里面关于“粉丝”文化的部分。演讲中也提到权力和资本对诗人的腐蚀，现在过去几年了，这一切似乎变本加厉，诗歌的生存状况是否更加严峻？对付这种敌意，诗人除了自爱还能怎么样抵抗？
B：四年前在香港书展讲到“古老的敌意”，现在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警醒。对所谓“粉丝”现象，我依然强调每个人独立自主。其实，中国古代哲人早就说过，万变不离其宗。在转瞬即逝的各种病态幻象中，什么才是我们人类的根。诗歌就属于根，一路排除虚假的纷扰，打捞人类可贵的直觉经验，葆有诚实和天真。和树冠相比，根在地下，更大更深。
近10年，内地晚辈诗人对北岛往往持两种极端态度，要么视为先知，要么仍执着于“PASS北岛”，然而，从我们的对答之间，可以看出这些“过度阐释”对于北岛来说其实是“无所违逆”。年轻的他，曾被唤作“老木头”，现在可以看出这木头其实是一个老树桩，上面长满了青苔，也长满密密麻麻的年轮，所以他才有资格谈论“根”，我衷心希望诗歌之根继续给木头以滋养，即便周遭的森林已经面目全非，让他依然保存着30年前的鸟鸣清越。“当暮色在描绘历史，你是唯一的听众……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歧路行》）—这未尝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幸福。
你听过的最好的人生建议是什么？
七十年代初，我有这么一句格言“生活如此，命运如此”，记不住是谁说的了，很多年，对我来说，在关键时刻牢记在心里。生活和命运之间构成奇妙的转化，交汇在一起。是的，生活如此，命运如此。
你最怀念哪个年代？
还是七十年代。如果按颜色分类的话—红与黑的颜色，那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荡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与狂喜。
你最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国家的一点改变？
从作家的角度来说，文学的变革，是改变过去、此刻与未来的所有大门的钥匙。（文/廖伟棠 孙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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