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究天人之际

浅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生于西汉，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司马迁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是一部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至汉武帝元狩元年之间3000多年历史的巨著，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写作《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探究自然界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社会变革的规律，形成自成体系的独特言论。《史记》共130篇，包括十二本纪、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史记》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实录”“信史”，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出自《报任安书》，表达了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而决定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不过，壮志之心终得偿所愿，司马迁为人类历史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终使其名垂青史，永为人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是《史记》精华所在，更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那么，《史记》是从哪些方面体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这一直是古代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结论总是天能支配人事，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司马迁早年所崇敬的老师董仲舒，就曾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自然与人事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他又以自然界有。阴阳”、“上下”，比附封建等级制度，将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的一套封建伦理说成是永恒的法则。他还将天描绘成是有意志的，鼓吹君权神授。他同时认为山崩、地震、日蚀、月蚀等异常自然现象，都是上天对人们发出的某种警告。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既含有将儒学宗教化的意图，又能为大一统的封建等级制提供理论的根据，理所当然地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风靡一时。司马迁曾拜董仲舒为师学习《公羊春秋》，老师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有不少为司。马迁所接受，然而，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的神学思想却持怀疑态度，不能苟同。 ；

首先，司马迁将合理的自然规律、正常的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他曾任太史令，主持占星望气及修改历法工作。在实践中，他进一步了解到，对于日月和五大行星周期运动的观测和计算是否正确与精密，直接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些经验使他相信，天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

然而，司马迁却不相信使人拘而多畏。的朋阳禁忌学说。在啜太史公启序}中，司马迁还批评了阴阳五行家的“星气之书。通过对大量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考察与研究，司马迁深刻地揭示了天道不可信。社会现象是由人们的活动所构成，天道无法干预人事，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史记》的《伯夷列传》一文中，司马迁就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旧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的天道不可信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清楚。应该说司马迁对项羽是深有感情的。从《项羽本纪汐的写作来看，司马迁对项羽在反对暴秦起义中的显赫战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这位西楚霸王的英雄气概，更是倍加赞赏，而对他的悲壮结局，则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作为一名史识超群的历史家，在对项羽“盖棺定论”时，又显得十分清醒和理智。他以史家锐利的目光，在人事的得失、成败上作仔细的观察，力求公正的记载和分析，并从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所以当项羽最后覆亡时长叹：“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将自己的败亡归罪于天命时，司马迁完全不能同意。司马迁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项羽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历史人物的悲剧性结局，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鉴。 ．

同时，在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时，司马迁非常注重人事的意义，十分注意在历史活动中人谋的作用。这在《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部有表现。壤田单列传》中田单以六条妙计，打败强大的燕军，挽救了濒临灭亡的齐国就是一例。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对天道提出了异议，以为天意不能左右历史的变迁，也不能支配人们的祸福、成败。他强调历史研究要以人物为中心，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治乱之源。他的这一史学思想和方法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司马迁毕竟受时代和思想认识的局限，在他的思想中，多少还保留着天命的痕迹。

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对自古至今数千年人类历史的系统考察和分析，观察过去，推测未来，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探求历史的发展规律。

为了写作《史记》，司马迁耐得数十年寒窗之苦，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贯纳经传，旁搜子史”。凡是能搜集到的史料，他都一一翻阅；凡是能实地考察妁遗址，都留下了他不知疲倦的足迹。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中经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直至当今汉武帝天汉四年，三千年的人事沧桑，历史风云，无不尽收胸中。

不独政治领域，就是思想、学术领域，也有许多事令司马迁陷入彻夜长思。那时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尊儒的风气大盛，儒学原是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鲜明的原则的。现在五经博士所起劲鼓吹的已不复是孔子之学，大多变成了空洞的说教，毫无原则地投皇上之所好，丧失了原来的理想。历史舞台上这些飘忽·变幻的事实，使司马迁再一次对他的老师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产生了动摇，他更不能同意老子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一类的说教。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探究出其中的规律。先辈史家们没有为他提供一个成熟的样板，司马迁决心担当起“通古今之变”这一历史大任。为此，他给自己定下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研究和写作方法。

所谓“原始察终”，就是要系统地考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产生、发展和结果，对整个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不是孤立、片面地看问题，更不是以偏概全，从而得出足资借鉴的经验。司马迁在写作十“表”时，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其中<<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是古代史表；《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是近代史表；汉兴以来诸表是现代史的专题年表。这三部分，完整地构成了上下数千年的历史脉络。在每一表中，他更是以谨慎的态度论述历史事件的终始情况。通过人物传记，即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更能清楚地显现出司马迁的匠心。世家”中，记述了许多先秦氏族贵族兴亡盛衰的历史，作为新兴势力代表的卿、大夫如何逐渐兴起的缘由。所谓“见盛观衰”，就是在对历史现象的考察时，透过表象，从盛世中预测到衰败的兆头，从表面的繁荣和煊赫透视到内部蕴含潜伏着的危机。这在《平准书》中表现得最鲜明。

最为深刻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秦汉之际二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面考察后，事实上回答了那个时代人们最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并为后世留下了有益的启迪。这就是：秦何以会亡?楚何以会败?汉何以会兴?

“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提笔写《史记》前早就立下的志向。也是司马迁与他的《史记》为我国史学所作出的又一个卓越贡献。 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借助于笔下的作品，充分抒发凝聚在自己心头的社会政治理想，系统表达经过思考与探索所形成的独到的历史见解。决不因循旧说，人云亦云。

欲成一家之言，司马迁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对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实他的父亲司马谈生前已经在发凡起例了。他的<<论六家要旨》将百家学说总括成六家。司马迁则致力于对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的著述进行综合、取舍，并对百家杂语加以统一、归纳、鉴别和批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启述》)。

司马迁在研习典籍，整理百家杂语的过程中，对那些荒诞不经，或缺乏可靠性的史事，则持批判摈弃的态度。司马迁还从浩繁的“石室金匮之书”，即大量的档案材料中，对律令、军法、礼仪、章程等方面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为我所用。同时，他还孜孜不息地兼采百家，加以贯通和改造，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

其实，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其核心还是通过对上下几千年史事的考订和记述，从而总结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规律。一部《史记》，内容丰富，多少言之成理的独到见解熠熠生辉。为了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潜心研思。不仅在体例和方法上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开创了前无古人的纪传体和通古贯今的“通史”体例，将一家之言熔铸在纪传体通史体裁之中，而且处处表现出他那独具惠眼的“史识”。司马迁也从不以个人之爱憎遮掩功过。而总是以客观的态度，摆脱个人好恶和恩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作出公允的评价。

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学领域中，还谈不上成“家”立“派。司马迁以自己的一家之言，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卓越地位，也将中国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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