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三篇

浅析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三篇

篇一：浅析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认识

       1归化、异化区别于意译、直译

       异化和归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按韦努蒂（Venuti）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Venuti，1995:20）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混为一谈。

       2归化、异化的概念

       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Shuttleworth&Cowie，1997:43-44）。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

       异化（foreignization）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XX:240）；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Shuttleworth&Cowie，1997:59）。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用通俗的语言概括，即归化法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法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3归化和异化并用互补、辩证统一

       有些学者认为归化和异化，无论采取哪一种都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将二者混淆使用。然而我们在实际的翻译中，是无法做到这么纯粹的。翻译要求我们忠实地再现原文作者的思想和风格，而这些都是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因此采用异化法是必然；同时译文又要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及原文的流畅，因此采用归化法也是必然。选取一个策略而完全排除另一种策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缺陷，因此顾此失彼不能达到最终翻译的目的。

       我们在翻译中，始终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通过选择使译文在接近读者和接近作者之间找一个“融会点”。这个“融会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些，但无论接近哪一方，都要遵循一条原则：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接近读者时，不能距离作者太远。即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同时，我们应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的策略，而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异化处理。这样，译文作品可兼两策略之长而避其短，使两者有共同发展的空间。由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应该是相辅相成，并有互补的辩证统一关系。

       4从实例中看归化和异化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翻译中体会一下二者的关系：

       （1）胡太太叹了口气，看见胡国光还是一肚子心事似的踱方步。“张铁嘴怎么说的？”

胡太太惴惴的问。

       ——“很好，不用瞎担心了，我还有委员的福分呢！”

       ——“么事的桂圆？”妻子没听清楚他的话。（茅盾《动摇》）

       译文：——“Hegavemeaverygoodnews.Weneednotworryaboutajob.IhavethepossibilityofbeingamemberofCommittee!”

       ——“What'scommontea?”askedthewife，whoonlyvaguelycaughtthesound.（钱歌川译）

       译者用目的语的语言表达形式清晰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属于归化译法。在处理带有源语文化特点的“委员”与“桂圆”的谐音时用异化的方法将其译为“Committee”与“commontea”的谐音。两种译法的结合使译文通顺流畅，自然贴切，毫无斧凿之痕，达到了“情与貌，略相似（2）ShecouldnotdesertTara;shebelongedtotheredacresfarmorethantheycouldever belongtoher.（M.Mitchell:GonewiththeWind，p.20）

       译文：她不会放弃塔拉；她属于这些红土地，远比它们属于她更加真实。

       上述的译文是按照原文的句法结构把farmorethan...译成“远比它们属于她更加真实”，语言表达较生硬，意思不明确，让读者难理解。因此用归化法将其译成这样，似乎更合适：她不能放弃塔拉，这块红土地是属于她的，而她更是永远属于这块红土地。

       （3）AsIremainedintheThirdFourththreetimesaslongasanyoneelse，Ihadthreetimesasmuchofit.Ilearneditthoroughly.ThusIgotintomybonestheessentialstructureoftheordinaryEnglishsentence——whichisanoblething. （W.Churchill：“Harrow”）

       译文：因为我在四年级三班待得时间是别人的三倍，所以我所受的这种训练也是别人的三倍。我掌握得很彻底。就这样，普通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便深入到我的骨髓里——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

       getsomethingintoone'sbones意思是“牢固掌握”，如果这样归化翻译就舍弃了原文的形象语言，显不出原文的味道来。译者用异化法将其译为“深入到我的骨髓里”显得很生动。

       （4）HighbuildingsandlargemansionsarespringinguplikemushroomsinBeijing.

       译文：在北京，高楼大厦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将“likemushrooms”译为“雨后春笋”符合中国的地貌风情和语言表达习惯。如果异化译法把它译为“犹如蘑菇般”，虽然体现了原文的风格，但是会让中国的读者难以接受。

       小结

       归化和异化只是翻译的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无论是归化多些还是异化多些，只要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将二者结合得很好，将其辩证统一的关系充分体现，既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又结合了读者的文化及语言习惯，就是成功的翻译。

篇二：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解读

一、 简述中国翻译界存在的两派之争的发展。

1 中国的翻译界一直以来存在着两派之争， 从第一次翻译高潮时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之争，到近代“直译”与“意译”之争，及至当代的“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大讨论。 中国的文学翻译是从晚清时期的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 迄今只有 100 多年历史。 纵观 19 世纪 70 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百年期间，中国文学翻译界基本上以归化为主调， 1987 年，刘英凯 [1] 在《现代外语》上发表了《归化 ——— 翻译的歧路》，从而引发了学界对归化和异化问题的重新思考，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不断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之后，异化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孙致礼认为，“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 在一片异化的呼声当中，蔡平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 两派在争论当中，在主张一方的同时，当然也并不否定另一方的存在。 主要分歧存在于两点，一是对于归化和异化概念的界定，二是双方中究竟谁起主导作用。

2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自问世以来 , 一直畅销不衰 , 至今汉译本大约已超过 7 个。其中傅东华先生所译之《飘》是最早的一个 , 也是受到争议最多的一个。对傅译《飘》的评价大多是否定多于肯定。傅译《飘》向来被看作是归化译法的代表 , 而且通常被作为批判归化译法的靶子 , 其原因在于 : 长期以来 , 很多学者误解了归化与异化间的关系 , 片面地认为二者是相互对立 , 相互排斥。归化与异化不完全相反 , 而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 , 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那么怎样正确看待俩方法的使用呢？

二、 异化和归化的含义及在文本《飘》中的应用：

异化和归化是在 1995 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 · 韦努蒂（ LawrenceVenuti ）在《译者的隐形》（ 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 ）一书中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按韦努蒂（ Venuti ）的说法，归化法是 “ 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 ” ，而异化法则是 “ 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 ” 。（ Venuti ， 1995:20 ）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混为一谈。

1 归化的含义及在《飘》中的应用

1.1 归化（ domestication ）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 “ 文化对等 ” 。 傅译中采用归化翻译的内容从形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词汇层和句法结构层。词汇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的归化。句法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摆放位置的归化和对某些介词短语、 -ing 分词短语等结构的归化。
　　 一部外国小说或一个外国故事，使读者感到陌生、并有可能影响阅读兴趣的首先是故事中的人名、地名。许多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有时干脆跳过那些生涩难读，却又毫无意义的外国人名、地名，甚至读完之后还不知道故事中角色的姓名，不无遗憾，而且还会影响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如果采取归化译法，则会提高读者兴趣，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
　　 傅东华先生在其《飘》译本中几乎归化，汉化了所有的人名、地名。小说中有身份、有地位人物的姓名，特别是姓氏，几乎都翻译成了汉语中的常见的人名，姓氏。如郝思嘉（ Scarlet O’Hara ）、郝爱兰（ Allen O’Hara ）、郝嘉乐（ Gerald O’Hara ）、汤谠谟（ Tom Tarleton ）、汤保义（ Boy Tarleton ）、汤伯伦（ Brent Tarleton ）、汤司徒（ Stuart Tarleton ）、卫希礼（ Ashley Wilkes ）、卫英第（ India Wilkes ）、白瑞德（ Rhett Butler ）、方东义（ Tony Fontaine ）、包利革将军（ General Beauregard ）。在地名翻译中，傅译借助了汉语中一些表地名的后缀词，使译名带有中国地名气息。如 饿狼陀 (Atlanta) 、陶乐场 (Tara) 、肇嘉州 (Georgia) 、钟氏坡 (Jonesboro) 、曹氏屯 (Charleston) 等地名中的 “ 陀、场、州、坡、屯 ” 等常用于中国地名之中。
　　 除人名、地名之外，译者还将一些机构名称按汉语中的表达方式翻译。如例 1 中大学的名称仿照中国的 “ 北大 ” ， “ 人大 ” 等形式翻译。（例 1 ） “He’s kind of set on getting an education, and you two have pulled him ou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Alabama and South Carolina and now Georgia. ”（译文： “ 他向来把教育看得很认真的。以前在佛大、亚大、南大，他们都给你拖了出来，现在肇大，又给你们连累得读不成。 ” ）
　　 以上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的翻译都是归化翻译在词汇层上的反映。除此之外，在句子结构层次上，归化倾向也有明显的体现。从以下例 2 至例 4 中可见一般。
　　 （例 2 ） “Sensing something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 … the twins struggled along for a while ， and then rose reluctantly ，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 ”（译文： “ 这种骤然变化的情形，他们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却也已经感觉到了。但他们还想在那里再赖一会儿，后来看看再也赖不下去了，这才垂头丧气地站了起来，看了一看表 ” 。例 2 中，句首或句尾有作状语的分词短语，而句子的主干在中间，这是英语中常用的结构，但汉语中没有分词短语，在该句在译文中，前面一个分词短语译成了一个单独得句子，后一个分词短语译成了主句并列谓语之一。这种处理符合汉语的句法特征。
　　 （例 3 ） “But for all the modesty of her spreading skirts, the demureness of hair netted smoothly into a chignon and the quietness of small white hands folded in her lap, her true self was poorly concealed ”（译文： “ 可是不管她那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不管她那疏得光滑的后髻显得多么老实，也不管她那叠在膝头上的一双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总都掩饰不了她的真性情 ” ）。例 3 中， “for ”后接三个并列名词结构，增译成了符合汉语习惯的 “ 不管 …… 不管 …… 也不管 ……” 这样一个并列连词结构。
　　 （例 4 ） “Nineteen years old ， six feet two inches ta ll ， long of bone and hard of muscle ， with sunburned faces and deep auburn hair ， their eyes merry and arrogant ， their bodies clothed in identical blue coats an d mustard- colored breeches ， they were as much alike as two bolls of cotton. ” （译文： “ 他们的年纪是十九岁，身材六尺二吋高，长大的骨骼，坚硬的肌肉，太阳晒黑的面皮，深金褐色的头发，眼光和乐之中带几分傲慢，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褂儿，芥末色裤子，相貌也一模一样，像是两个难分彼此的棉花荚。 ” ）如例 4 所示，在英语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以及独立主格结构等无动词分句常常放在主句前面作定语修饰主语或作状语修饰谓语，在翻译时，按汉语习惯，将主语放在前面，将英语中的状语或定语成分变成谓语。

1 ． 2 异化的含义及应用

异化（ foreignization ）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在傅东华先生所译的《飘》中 , 同样存在着大量异化的成分。从异化的定义可以得出 : 凡是打破了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准则、习俗等 , 保留了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 , 让译文语言的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的翻译 , 就是异化翻译。傅译《飘》保留了大量的异域文化 , 让中国读者了解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当地的风俗文化。如小说中查理死后 , 斯佳丽一下变成了寡妇。为了散心 , 斯佳丽来到白蝶姑妈家小住。由此引出了美国南方人做客一段 : “如果一个南方人竟肯收拾起行囊 , 跑到二十哩路外去拜一次客 , 那就一住起码一个月 , 或竟几个月 有些人到亲戚家去过圣诞节 , 往往要过到第二年七月回来。新婚夫妇到外边去作蜜月旅行 甚至要等养了第二个孩子才回去。老年的姑妈、姑爷们礼拜日回娘家来吃中饭的 , 往往竟要吃到寿终正寝。”这是这一段让中国读者读起来忍俊不禁 , 也颇为惊讶于当时美国南方的习俗。又如当时美国南方女子 ( 特别是未婚者 ) 在男人面前要装出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 , 要假装惊讶、虚弱 , 甚至动不动就得晕倒 ; 女人跟男人之间不得谈论“养孩子”一类的话题 , 甚至必要时提及此事也会“很难为情” ; 以及当时“上等人”应有的诸多高尚品德 , 和战前南方农奴主富足、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以及骑马跳舞、篝火宴会等热闹场面 , 都给中国读者十足的异域感受。反映傅译《飘》中异化译法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为中国读者介绍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文化 , 完成了翻译的文化交流使命

2 归化与异化的不同特色。

　　归化（ adaptation ）是指用译语文化中惯用的表达方式来转换源语；异化（ alienation ）是要保存源语的异国情调。前者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后者则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归化、异化的争论实质上是直译与意译争论的延伸和扩展。直译、意译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语言的表达方式问题，而归化、异化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语言所包含文化内容的传递问题。蔡平 [3] 在《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一文中提到，“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是为了再现原文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异化的表达法在译语读者看来是不合常规的、新奇的，从而产生一种异国情调”。

三、 异化和归化使用要考虑的因素：（结合文本《飘》）

1 翻译目的

任何一种方法的选用都与目的性有密切关系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的决定方法。就翻译而言也决不例外 , 纵观中国翻译史 , 尤其是近现代历史 , 这一问题看得十分清楚。如我国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 , 以严复、林纾、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翻译家 , 他们从事翻译的目的在于 宣教启蒙 , 志在唤起国民 , 震撼自鸣得意的士大夫阶级乃至最高统治者。所以他们多采用十分归化的方法 , 不欲制造冷僻的术语、词汇及形象 , 只要中国读者能明其理 , 识其事 , 甚至为达此目的不惜增删。所以 , 当时的译者都用十分地道雅训的中国文体 , 甚至是古文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如傅先生把《飘》作为一部流行小说翻译，他的目的是将这部深受外国人喜欢的爱情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为了使国人愿意阅读、接受甚至喜欢它，翻译就不能生硬，不能使读者感到故事距离自己很遥远，而应该以平实的、读者熟悉的语言将故事讲出来。同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读者最大的期望是尽快地了解故事情节，这与归化翻译所能提供的“准确理解”和“快速”相一致，同时也是翻译目的的要求。如（ 1 ） Alex ’ s horse was standing there and your pa climbed on it without a by-your-leave and off he went in a cloud of dust so thick it choked you ， cussing every breath he drew 。

傅译：当时乐西的马儿吊在路边，你爸爸看见了，便不管是谁的，一下跳了上去，随即掀起了一蓬红尘，嚷嚷着如飞而去了。

“一蓬红尘”，“嚷嚷着如飞而去”，读起来栩栩如生，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使读者产生了往下读的欲望，这样就达到了翻译的预期目的，符合功能翻译的目的论，也具有浓厚中国味。

归化式的翻译当然也与译者心中的 中华文化中心 的观点分不开。 中优西劣的思想使他们在翻译中不仅不吸收新的表现方法 , 反而改造或同化原著的异域风俗及表现手法 , 使得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等在他们笔下几乎如同一人。正是这些局限性使以鲁迅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翻译家崛起。民国之后 , 鲁迅等翻译家为了改变汉语语法的不精确 , 表达手法的贫乏 , 提倡要 保持原作的丰姿 , 故其翻译的手法多为移植 , 而非归化。鲁迅先生曾批评前一时期的翻译 : 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 , 倘有 , 就是貌合神离 , 从严辨别起来 , 它算不得真正的翻译。凡是翻译 , 必须兼顾两面 , 一当然是力求其易解 , 一则是保存原作的丰姿。 他所倡导的 真心模仿 的翻译观的目的 , 就是向西方学习。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 同一时代的不同译者在处理同一语言文化现象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 这是由于处于文化交流不同阶段的译者往往肩负着时代交给他们的任务 , 为了达到这一共同的目的 , 他们就会不约而同使用同一翻译方法。在既非 中国文化中心论 也非 西方文化中心论 的今天 , 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 , 互相交流。处在这种文化交流氛围里 , 译者也会因为自己不同的目的而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即使是翻译同一本小说也是如此。

2 社会背景的影响

归化、异化不只是对几个具体词语、句子的处理 , 而是包括译文所带入的思想、内容 , 体裁、风格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说 , 当你在选择翻译文本时 , 如果你选定了一篇没有处于目的语文文化主体地位 , 而是边缘地位的文本时 , 你就已经采用了异化策略。傅东华译本完成于 1940 年 9 月 15 日 , 上文已经提到 , 这一时期的翻译主流以译“苏联战前的文学作品以及世界古典名著为主” , 侧重于思想性和艺术性 , 如前面提到的朱生豪、梅益、李健吾的译作等。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不仅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 也满足了当时文学与政治文化相结合的需要。所以当时像《飘》这样对社会现实影响不大的同时代通俗文学就只是处于边缘的作品。根据韦努蒂对异化的界定 , 傅东华当初在选定 Gone With The Wind 这部作品时 , 就已经采用了异化策略。傅译的《飘》成功地译入了女主人公斯佳丽的形象 , 她“一箭双雕、顺手牵羊”等等。社会在发展 , 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在变化 , 评价翻译的标准也在变化。种不同文化相互沟通和移植的过程。 傅 先生是第一个将《飘》翻译到中国的译者，因为当时的客观历史背景决定了他的翻译的目的是《飘》这个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和普及性，他的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取向，在词汇层、句法层和段落宏观的层面上都采用 “ 归化 ” 的翻译方法，使原文的文化语言特色归化到读者的语言文化中，通顺易懂。忠实于原文，保留原文的文化语言特色，让国人欣赏到异域文化的精彩。

3 文化因素

著名学者王佐良 [2] 先生在《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一文中有一句精彩的论述 : 他 ( 译者 ) 处理的是个别的词 ; 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诚如其言 , 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过程 , 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沟通和移植的过程。离开文化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翻译的。因此 , 在翻译研究当中 , 作用于翻译过程的文化因素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从历时的角度看 , 文学译作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译本 , 每一个译者对于一部作品的理解都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完成的 , 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

傅东华先生之《飘》译本完成于 1940 年 , 那么他所处的时代中有哪些文化因素对其译该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呢 ? 首先 , 在这部作品呈现给中国读者之前 , 由原著改编的电影已先声夺人 , 进入了观众们 ( 也就是读者们 ) 的视野了。傅先生本人在 飘 译本序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 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 , 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 , 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纪录 , 同时本书的翻印本也成了轰动一时的读物。可见 , 当时的舆论、公众已对这部小说有了一定的认识 一本准通俗三角恋爱小说 , 并引发了某种期待。所以 , 傅先生的翻译目的、翻译标准和具体的翻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电影所产生的舆论效应的左右 , 无形中在笔调、手法、内容等诸方面都迎合了当时读者 ( 即观众 ) 的认识和期待。此外 , 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影响了他对原著的整体认识。那一时期的翻译主流是以译苏联战前的文学作品以及世界古典文学名著为主 , 侧重于思想性和艺术性 , 提倡将社会功用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而那些对社会现实影响不大 , 甚至 毫无作用 的外国同时代通俗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一定冲击 , 对其艺术性的挖掘研究、多角度的解读赏析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于是乎 《飘》 这类小说也就只是成为了当时国统区的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故傅先生对这部作品的定位可想而知 , 他本人在译本序中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 因为译这样的书 , 与译 Classic 究竟两样 , 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地译 , 恐怕读起来反要沉闷 。可见 , 译者对原著总体上的把握 , 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过程 , 影响到整个译作的基调。再者就是要考虑到当时的语言现实问题对傅先生的影响。应当看到 , 中国近、现代的翻译事业与欧美各国相比历史尚短。白话文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后便逐渐赢得了它在中国语言中的重要地位 , 但在当时并不成熟 , 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时 , 显得力不从心。那个时期的翻译家们有的主张通过翻译本身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 ; 有的更为客观一些 , 提出用西方的句法和词汇来丰富白话文 , 为其输血。然而用外国语文的优势来弥补我们的劣势 , 终归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 而且只是多种途径中的一种。在通过翻译影响、丰富白话文的同时 , 众多的译者把目光投向了文言文。不难看出 , 傅东华先生是倾向于在翻译中多借鉴中国传统语文优势的。所以 , 在他的译作中 , 不仅归化了人名、地名 , 而且出现了许多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译语 , 如 竖起牌楼来、小白脸、大地主、营丁 等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书中反复使用了具有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的人称代词和称呼语 , 如： 俺、咱们、爹爹、娘娘 等。而就语言特色而言 , 则常常是文白相杂 , 四字格随处可见 , 如 惝恍迷离、精疲力竭、一箭双雕、顺手牵羊 等。奈达曾说 : 译本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外国文化场景主要取决于译本需要发挥的祈使功能有多大。如果译本的目的是促使受众在其本身的文化范畴内做出某些特定模式的行为 , 那么 , 译者会觉得有理由改变原有场景的文化特征。基于这一理论 , 我们在分析评价傅译时 , 是不是可以做出如下解释 , 傅东华先生正是受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白话文水平的影响和限制 , 并把这些影响和限制转化成再创造的 自由 而把 Gone with the Wind 译成一个 更像中国近代故事 的故事。美国南北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被傅先生移植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场景 , 取得了当时读者的认可。

因此，我们可以如是说 : 傅东华先生《飘》 译本的成形与当时的文化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4 读者对象

4 读者对象。

读者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以及生活阅历等一般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如儿童读物就要求语言朴实易懂 , 道理浅显明了 , 情节简单而有趣等 , 恐怕越是 移植 的就越看不懂。读者是译文的接受对象 , 在处理异质文化时 , 译者应顾虑到读者的个性。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依照接受美学的理论指出译文必须被读者接受 , 翻译过程才真正完成。所以 ,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可接受性。影响读者接受并且同时也限制译者翻译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 读者的文化水平、专业以及年龄等。读者文化水平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其接受教育的程度不一样。一般来讲 , 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文化水平也会较高 , 阅读经验丰富 , 视野开阔 , 渴望发现新的文化以充实和更新自己。为此 , 译者不必费力不讨好地将 Go to law for a sheep, you lose a cow 译成 捡了芝麻 , 丢了西瓜 。这会使这类读者丧失一次通过语言翻译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不如直译成 为一只羊打官司 , 却损失了一头牛 , 保留西方民族习惯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文化习尚。相反 , 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要求译文通俗易懂 , 显然 猫哭耗子假伤心 就远比 鳄鱼的眼泪 ( crocodile tears) 更合他们的口味。读者不仅文化水平不一 , 而且还从事不同的行业。俗话说得好 外行看热闹 , 内行看门道 , 隔行如隔山 。所以译者应考虑到 内 外 有别。双重翻译策略

四、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量应有一个适宜的度

归化翻译意味着将原语语言及文化特色翻译成译文读者所熟知目的语语言及文化特色。那么这种翻译所提供给译文读者的便是旧 ( 已知 ) 信息。相反 , 异化翻译提供的则是新 ( 未知 ) 信息。我们知道 , 一个文本应该是新旧信息的统一体。过多的新信息会对阅读理解造成阻碍 , 即丧失能读性 ; 而过多的旧信息又会使文本枯燥乏味 , 丧失可读性。这表明 : “文化翻译因素中的归化法和异化法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个适宜度的问题。适度归化可使译文流畅易懂 , 引起读者共鸣。适度异化可以拓宽双语之间的共性 , 消除双语之间在某些具体的表达方式方面的差距 , 使译文读者增加对原语国文化的理解 , 促进文化交流并丰富译语国的语言。过度的归化或异化对译文的理解及促进文化交流会带来一定的阻碍作用。” ( 陆小玲 [3] 《文化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适宜度》 )

五结论。

归化和异化是译者针对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差异，面对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读者等方面的不同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其目的是指导具体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与运用。 归化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的规范， 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异化追求保留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特色，以丰富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对译文‘陌生感’的需求。任何翻译永远都只能是归化与异化的统一体 , 不可能只有归化 , 也不可能只有异化。归化与异化永远共存于翻译之中。异化和归化并非构成翻译的全部， 它们只是构成了翻译的两极我们要掌握好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度的问题。 我们需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优势，克服劣势。 这种有机结合的方式就要通过双重的翻译策略来实现。

归化和异化只是翻译的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无论是归化多些还是异化多些，只要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将二者结合得很好，将其辩证统一的关系充分体现，既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又结合了读者的文化及语言习惯，就是成功的翻译。

篇三：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分析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缩影，称得上是 “ 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 ” 。其英文全译本有两个权威版本：一个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 (Gladys Yang) 翻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一个是英国大卫 · 霍克斯 (David Hawkes) 和他的女婿约翰 · 闽福德 (John Minford) 合译而成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杨氏夫妇的译作 ( 以下简称杨译 ) 主要以原文文本为指归，多采用异化策略，在文化信息的保留传达上着意颇多，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而霍氏翁婿的译作 ( 以下简称霍译 ) 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使外国读者能够更容易地了解故事情节，在语言、艺术的再创造上更见功力。两人对同一文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表达效果上各有千秋。本文通过对两个英译本中若干实例的对比分析，对归化和异化两个策略在翻译过程中的实际应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两种翻译策略的含义

早在 1813 年，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就曾精辟地阐述说： “ 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 ” 而翻译界内部把这两种方法分别称之为 “ 异化策略 ” 和 “ 归化策略 ” 。［ 1 ］

归化策略要求译者向目的语（ Target Language ）读者靠拢，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换言之，归化是将原语表达形式略去，代之以目的语进行表达的翻译策略。其通常的作法是：撇开原文的词语与句法，抓住其语用意义，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而译之。归化策略的代表人物是奈达。他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出发，将读者置于首位。他认为 “ 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 ” 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 2 ］ 159 这是因为完全将原语的语言规范、文化体系强加给目的语是不现实的，因而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障碍。同时，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交际，冲突会导致误解，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冲突。由此可见，归化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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