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范文集
大学生“宅”死家中折射三大缺失张 遇 哲 近日，湖北十堰一名不愿工作的男子被发现死在家中。该男子名叫王小林，是十堰郧县杨溪铺镇刘湾村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放弃工作独自居住家中14年，不做事甚至不愿做饭，最终被人发现“宅”死家中，疑是饿死。（3月18日《长江商报》） 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王小林曾经是全村人的骄傲。然而，这位昔日的天之骄子，却不愿工作独居家中14年，并最终“宅”死，令人扼腕叹息。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然而，王小林去世前，村民好些天都没见他出门找东西吃，怀疑是被活生生饿死的。 当然，大学生“宅”死家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个例和偶然因素，但必须看到，这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更是教育和社会的悲哀。与之相佐证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作，独立自强？为什么一个大学生独居家中14年，社会都没有拉他一把，使其早日回归？这个不幸的故事引发一系列沉重思考，更折射出当今教育和社会的三大缺失。 首先是家庭教育缺乏独立意识培养。心理学认为，“啃老”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包办”产生的后遗症。对儿童正常行为的压制和约束，不利于培养孩子独立、自信的品格；而父母在孩子青春期包办得太多，代替孩子成长，又会使得孩子缺乏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尽管报道对王小林的成长经历报道不详，但仅从“读大二时父亲去世，很长一段时间家人都瞒着他”的细节来看，父母的呵护可见一斑。 其次是学校教育缺乏人格意识塑造。奥尔波特在《人格——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中提出，“所谓人格是决定个体适应环境所独有的心理——生理内在动力系统”。形成对自己社会地位、尊严、能力的思想意识，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心理成熟的标志。毕业后，王小林不能适应工作，不满学校的安排就辞职不干；回到家后，也很少帮助母亲干农活，甚至为此争执把母亲打骨折。显然，我们的国民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形成独立的人格，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欠缺。 此外是社会管理缺乏心理危机干预。急促的社会转型，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部分天性脆弱、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人，经不起方方面面的刺激，从而产生扭曲的心态、变异的心理，导致情感、理智和行为上的“错位”。正视公众的心理危机，建立危机干预体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精神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心理干预在城市刚刚起步，农村几乎空白。面对王小林长达14年的反常生存，村民却不认为其有精神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懂得如何开导，解开其心结，最终酿成悲剧。 大学生“宅”死家中，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悲哀，折射“家庭教育缺乏独立意识培养、学校教育缺乏人格意识塑造、社会管理缺乏心理危机干预”三大缺失。早日修复教育和社会的缺失，让每一个公民心智成熟，独立坚强，不再游离于社会之外，这既是对生命的呵护，更是对未来的负责。 “第一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 周稀银 截至15日中午，广西桂平市水上交通事故事故已致14人死亡，仍有6人失踪。国家安监总局官员表示，事故存在迟报。而面对当地官员在汇报中多次出现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警方第一时间控制船主等，国家安监总局官员赵瑞华不禁追问“第一时间是几点几分” ？当地官员无言以对。赵瑞华表示，以后别提第一时间，说具体时间，这是这次事故调查依据和责任追究依据。(3月16日中国新闻网） 每当有事故发生，在所涉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或情况通报材料上，抑或是在相关新闻报道中，类似“第一时间”的说辞几乎成了常规辞令。令人不解的是，如此不断扭曲“第一时间”，却很少受到参与调查的上级官员质疑或反对。难怪赵瑞华的追问这么令人印象深刻，并且让说惯了“第一时间”者始料未及，更无法回答“第一时间”到底是几点几分。 “第一时间”是指事情发生后的最早时间，本来是很具体明确的。可是在事故发生地的政府官员那里，“第一时间”俨然成了糊弄人的代名词。即使是事故发生后的数个小时，只要领导没有到达现场，或者事故救援没有到位，都不会是“第一时间”。只有领导赶到现场了，才会产生他们所谓的“第一时间”。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在事故现场明明救援人员比领导先到，但为了凸显领导对事故处理的迅疾，总是把“第一时间”让位于领导，好像领导不到救援就无法开展似的。 “第一时间”的频频亮相，充分流露出事故发生地政府的瞒报故意和推责蓄意。所以，笔者十分支持“以后别提第一时间，只说具体时间”的事故汇报。但要将“第一时间”从事故处置中彻底“赶跑”，却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要严格区分事故上报时间与处置时间。尽管事故上报也属于处置的一个方面，但却不能混为一体。事故发生后上报的第一时间应是无条件的，只要符合上报级别就该在最短的时间上报，至少是边上报边处置。一旦上报时间与救援混杂在一起，那注定导致等待观望式的上报，也必然为瞒报做铺垫。而对待事故瞒报越宽容，此类“第一时间”的马虎眼就越多，就越是会干扰事故调查依据和责任追究依据的确立。 另一方面，事故处置与领导到场应该区分开来。事故处置各地都有应急预案，该怎么做就这么做，尤其是专业救援人员的及时有效行动，要比单纯的领导到场有益得多。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不少地方十分强调省长、市长、县长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说领导们公务繁忙，即便是在办公室坐等处置，也未必做到每起事故都能在救援人员之前赶到现场。也正是基于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指令性规定或习惯，也才导致了“第一时间”愈加模糊，模糊得可以大事化小。 因此，欲让“第一时间”在事故处置中变成具体的“几点几分”，绝不仅仅是个措辞的纠正问题，而是关系到事前重大事故隐患是否排除和预案是否落实，关系到事故上报是否坚持实事求和救援是否做到专业为先，更关系到瞒报是否得到及时揭露和处置拖延是否得到严厉查处。可以说，“第一时间”没有错，错的是官员拿它作盾牌，且不断在事故瞒报和处置不力中得以“软着陆”。武汉地铁招标为何舍弃“价高者”？ 周 继 坚 报价高出竞争对手3个多亿，却在项目建议书环节被大比分反超，深圳报业集团一子公司在武汉地铁2号线站内平面广告媒体代理竞标中“出局”，该公司随后提出异议。对此，武汉地铁集团表示，已接到上级纪委转来的投诉材料，将对此次招标过程进行调查。（2月15日 《中国青年报》） 尽管招标代理方在接受采访时解释“此次招标项目采用的是综合评估法”，并非“价高者得”，但按照深圳报业提出的围绕专家评审、中标公示等诸多环节的疑问，这起事件仍然有待招标方做进一步解释。 疑问之一，专家评审究竟有无猫腻？据媒体报道，深圳报业失分最多、争议最大的在于综合评估的第三部分，而“价高者”深圳报业在公益广告和合理化建议等小项上，得分居然为零分。由于这一部分评分原则、依据和具体分数均未公布，且武汉地铁称不能公开评委名单，使外界对这一部分评审如同“雾里看花”。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既然中标结果已经确定，公布评委名单应无不妥。 疑问之二，公示是否有意避开竞标者？据报道，武汉地铁1月18日通过其官网公示的中标结果，提出公示发布之日起7日内可提出质疑。而竞标方深圳报业认为其有效异议期不足，且公示系员工偶然看到。那么，招标方当以何种方式告知竞标者才算有效，也是需要厘清的问题。 疑问之三，调查期内下中标通知书是否合适？据报道，深圳报业最早1月21日提出质疑，武汉地铁2月1日作出回复。但深圳报业认为答复无说服力，并向湖北省招投标管理局、武汉市纪委等提出书面投诉，而2月7日，武汉地铁和湖北成套向竞标单位正式发出了中标通知书和未中标通知书。应该说，调查尚在进行，此时下达中标通知书是否合适？ 倘若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即便招标程序已然走完，但附着在招标过程中的种种疑问，仍然将挥之不去。“宅”死的大学生是一本反面教材杨 维 兵近日，湖北十堰郧县杨溪铺镇刘湾村6组男子王小林被发现死在家中。他曾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放弃工作，不做事甚至不愿做饭，最终“宅”死家中，疑是饿死。排除精神疾病，这的确是一个让人非常痛心的个案。一个大学生，在“只要勤劳就不会饿饭”的今天，怎么会被活活饿死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找答案，似乎都没有一个最确切的答案。这虽然是个案，但其表现出来的“自视清高”“高分低能”“慵散懒惰”“生活白痴”等特征在很多以“啃老”为代表的新生代大学生身上都或多或少有体现，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说湖北“宅”死家中的大学生是一本教育失败的反面教材，那么越来越多的“啃老族”正在拷问着我国的家庭教育环境和学校教育制度。如果我们的下一代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自行解决，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起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重任。湖北大学生的“宅”死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从小到大成绩优异，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家人、村人和老师的骄傲，这种优越的环境让他养成了“养尊处优”的性格特点，因此在工作中稍遇挫折就气馁，从而辞职不干。现在来反观其家庭教育，如果当初他的父母能够教育他“成才先成人”，让他学会劳动，将“美好的生活要靠劳动创造”根植于其头脑中，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再来看学校教育，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已提了很多年，但其“成绩优异”“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等字眼仍折射出他所就读的学校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王小林的姐姐说：“如果人有来世，我希望他做一个能劳动的人，能自食其力。”这句话应该让那些仍把孩子“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的家长深思，让那些“口喊素质教育，实则从事应试教育”的学校警醒。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曾有政协委员建议取消“啃老族”享受福利的资格，激励其自立自强。虽然这是一项很难进入操作程序的建议，但提案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确值得重视。“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除去资源层面、社会层面的诸多危害不说，单就对其自身的危害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啃老族”里很多人也像“宅”死的王小林那样有一个暴脾气，将父母打跑了，他们会不会被饿死呢？正如提案中说的，“啃老族”的与日俱增并迅速扩大，已从一种“家庭现象”演化成“社会问题”。虽然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几十年的努力，但相关部门应该树立“早重视、早解套、早受益”的理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可能的解决好这一社会问题。但愿这名被“宅”死的大学生“编写”的反面教材能够在教育和激励年轻一代大学生自立自强、自力更生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然，他的死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大学生培训乱象需警惕 陶象龙 据报道，上海一家叫“转折号”的培训机构，以“求职能力提升”作为幌子，诱骗一些高校大学生花高额学费，参加所谓的求职能力培训。结果，很多大学生参加培训后，发现上当受骗，而且维权成功者寥寥无几。（11月23日《新闻晚报》）据了解，经过半天时间不停歇的“求职能力提升”头脑风暴，老师凭三寸不烂之舌让大学生掏出全部生活费作学费，少则2000多元，多至9000多元，收钱之后对学生不闻不问。更加让人感到吃惊的是，本市上大、华理工、上理工、同济、金融学院、杉达等多所学校大一新生被骗，从2018年起每年均有发生。说到大学生培训乱象，我们自然就会想到非法传销。虽然说，大学生培训乱象和非法传销有着本着的区别，但是，从新闻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培训乱象和非常传销有着一个共同点：都是对参加组织的人进行“疯狂洗脑”，逼他们乖乖就范。而这样的后果是，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上了某些人的圈套，白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所以，在我看来，大学生培训市场的乱象，值得我们社会警惕。首先，大学生要筑起牢固的自身防线。虽然大学生急于提高自己求职能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需要提醒的是，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短时间的培训就能“速成”的。所以，大学生不能被一些培训机构花言巧语的表象所迷惑，而应该有自己的理性思维和辨别力。其次，对于一些培训机构的违规操作，我们的监管部门不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给某些非法培训机构以可乘之机。比如，对于有些培训机构超范围经营的现象，有关部门就应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格查处，给社会树立起警示的标杆。第三，一些新闻媒体应该曝光大学生培训乱象的内幕。对于大学生上当受骗的案例，进行深入的报道，告诉大学生们防范上当受骗的一些技巧和方法。总之，对于大学生培训的乱象，既需要大学生自身的“内力”，也需要我们社会的“合力”。只有这样，大学生培训乱象的蔓延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大学生受骗谁之过郭喜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收钱不给培训，退款说你违约》的新闻调查，揭示了大学生求职培训的黑幕，也暴露了目前许多大学校园教育的软肋。读罢这则新闻，不仅让人极为错愕，更让人替那些受骗的大学生鸣不平。我们先不要说大学生为啥会这样傻，而应当大声质问：大学生受骗谁之过也？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场所，为何能让无任何资质的教育培训骗子机构进入校园公然行骗，而且堂而皇之地在多所大学校园宣讲他们“诱人”欺骗的“五步法”？为什么学校坐视不管？学生受骗，更应让教育界认真反思：我们的大学究竟需要怎么办？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能够为学生走向社会提供真正的素质教育，为学生们走向社会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奠基之举，他们也不会在茫茫人海中迷失方向，分不清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真假骗局；如果学校能够严格管理，就不会从南到北出现这么多大学生在求职路上上当受骗，让大家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他们的笑话。其实，大学生们很委屈，那些相关的家长们感到窝囊。大学生审视不出求职培训合同中存在的骗局条款，什么培训期限、培训内容、应当向对方索要发票而不是收据，这些他们不懂。学校老们懂得这些，可是却没有教给学生。学校的低素质教育只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这不是学生们的错误。他们不会情愿让人骗他们，他们更不情愿不依靠学校实现就业，而在求职路上“误入歧途”。如果不是新华社记者的追踪调查，我们不知道除了记者发现的“转折号”、“感叹号”、“波浪号”用 “五步法”骗取大学生的信任外，社会上还有多少无教育资质培训的骗子机构，也不知道为何应当担当责任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每天都干什么？如果不是记者深入调查，上海市的工商行政部门说不定又要为新的申请核准名称的教育机构发放营业执照。问题出来了并不可怕，怕的是职能部门装聋作哑，继续自己的行政不作为，怕的是出现大学生求职培训受骗的相关院校麻木不仁，还将继续推行虚高的就业率。如果让大学生在大学里学到的是将来走上社会如何造假，那可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更是国家未来之悲哀，而非仅仅是学生和家长之悲哀。北京晨报：大学生宅男饿死莫当个案刘效仁分享到...· 分享到人人 · 分享到QQ空间 湖北十堰郧县杨溪铺镇王小林，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当班长，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后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1995年毕业分配到郧县一所中专教书。由于不满学校的安排，回到家乡。却因干活发生争吵甚至将母亲打成骨折。失望的母亲从此住到女儿家，一住就是14年。14年间王小林不做事也不做饭。想吃东西，就到别人家菜地里拔点菜。直到3月12日，当邻居再次透过窗口看到他时，身体已经僵硬，疑是饿死。（3月18日《长江商报》）这委实是一个个案，可切切不可当特殊的个例看。因为，从王小林身上，不仅可以看到应试教育失败、家庭教育失败的影子，更可以看到当下部分青年人的影子。应试教育下，教诲人的是如何做人上人，不是如何做一个人；是如何做一个劳心者，而不是如何做一个劳力者；是如何做一个社会精英而不是如何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是如何挤破头皮步入上流社会，而不是眼睛向下融入基层大众。“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想做”。姐姐为他读书而早早辍学；怕影响他读大学，父亲去世也对他相瞒——家庭的爱、亲情的温暖，却并没有唤起一个男儿的责任心，唤来一个儿子的回报。仅仅因为不满校方的安排，就辞职不做一去不回。“谈论时政时有板有眼，有理有据”，夸夸其谈，却又懒得劳作。最终，只有饿死的份儿。读书时的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天下舍我其谁；择业时的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山望着那山高”，却“过尽千帆皆不是”，被待业。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读书死，实在不是一个人的悲剧。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和一些领导干部打交道。在少数为官者的办公室，书橱内确实放了不少书，却是精装版的《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古代帝王驭人术》、《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等等，甚至如《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官运》也堂而皇之摆在那里。由此看来，为官读书重要，但读什么书更为重要。 “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养性，要在读书。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干部该读什么书？这不仅是个人的爱好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 胡长清爱看书。他经常看的是《肉蒲团》、《素女心经》、《金瓶梅》，结果荒淫无度沦为阶下囚。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也爱看书，他随身带着《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赌术实战108招》，结果赌博成性输掉了整个人生。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爱看书，看《麻衣相法》、《柳庄相法》、《相术大全》，最终“鬼迷心窍”踏上了不归路。 书犹药也。书籍自产生以来就良莠并存，有精华也有糟粕。读书好、好读书更需要读好书。读书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古往今来，一些落马的为官者，均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不读书不学习，沉迷于官欲，满足于现状，这样的“官人”不是“无知盲干”走上不归路，就是为百姓所不容，被时代所淘汰。另一方面是爱读书，读的却不是正经书，而是一些污七八糟的书，这样的“官人”往往最终信仰沦丧，道德堕落，意志消沉，甚至气节蜕变沦为阶下囚。 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安静地读一些书，选择性地读一些好书，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种本领。当今时代瞬息万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工作之余唯有多学习、多读书、读好书才能更好地胜任工作。作为党员干部，该读什么书，爱读什么书不仅是个人爱好，更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毛泽东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一生对书的热爱完全是出于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思考的需要。周恩来一生热爱读书，掌握多国语言，才学丰富。一个脱离低级趣味品德高尚的干部，靠的是不断阅读关于人生修养的书籍。 读好书可以立德、修身、养性、改过。读好书可以纯洁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知识、增强人的才干。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须多读一些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而不是手捧《厚黑学》，钻研谋权之道、治人之术，这样最终只会被人们所唾弃。(郭震海)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867cff7e773231126edb6f1aff00bed5b8f37378.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