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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汪精卫辞职事件与蒋介石善后

发布时间：2023-09-08 10:44:1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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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1935年汪精卫辞职事件与蒋介石善后
作者：段智峰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年第04期
[摘要]1935年6月，汪精卫由于“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的出现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于六月底离京疗养。汪精卫离京后，南京中枢的反汪力量开始集结串联，为谋求各自的政治利益，策动反汪风潮，并于呼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恢复外交委员会及渲染迎胡入京等三方面入手实施。在此形势下，汪精卫宣布辞职。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部会首长，亦相继请辞，政治僵局至此形成。蒋介石对于南京中枢的反汪活动，事前试图予以平复与消解，但未见成效。汪精卫辞职后，蒋介石全力慰留，给予其政治支持，最终通过亲自回京。对于反汪力量予以强力压制的方式，实现促汪复职，南京中枢的基本权力架构得以延续。[关键词]汪精卫，蒋介石，辞职，反汪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19—081935年8月8日，正在青岛养病的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随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行政院部会首长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相继提出辞呈，以示与汪共进退。此事件最终虽以汪精卫的复职而告终，并未造成国民政府权力架构重组的结果，但仍值得予以重视。首先，汪精卫辞职事件在本质上是一次国民党内部多个派系参与，以检讨对日政策为肇始点，以“倒汪”与“挺汪”为基本斗争形态，以推翻与维持国民政府既有核心权力架构为各自核心诉求的政潮。其次，汪精卫辞职事件平息不久，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及五全大会相继召开，汪精卫出国疗养，蒋介石继汪氏出任行政院长，“蒋主军，汪主政”的权力分配格局就此终结。汪精卫辞职事件是否为这一变动的先声，蒋与汪精卫辞职事件有何关联，蒋是否于此时即有取汪自代的谋划，厘清汪精卫辞职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解决以上问题也颇具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由于资料相对凌乱，甚至相互矛盾等情况的存在，使得既有研究在诸如汪精卫辞职事件如何肇始，哪些力量参与其间，事件如何发展、善后等关键性问题上，或语焉不详存在简单化倾向，或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颇多分歧，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综合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及《王子壮日记》等相关史料，做另一种诠释和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的原貌，不足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汪精卫辞职事件爆发前的政治形势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从国民政府对日决策层看，“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的出现造成了两个密切关联且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一，“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的出现，意味着国民政府即有对日政策并未达到延缓日本在华北进逼的目标，相反愈陷妥协退让的困境，对日政策的检讨及修正已无法避免。其二，对日政策陷入困境的直接结果就是对日决策层遭受的政治压力陡然上升，特别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由于身兼外交部长直接负责对日交涉，首当其冲。6月19日的中政会议上，汪遭到颇为犀利的诘问与质疑：
蔡元培曾起而质问汪氏说：“对日外交究持何策，际兹时局，殊有请外交当局说明的必要。”汪氏当即回答云：“对日外交，这几年来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已，现在亦复如是。”蔡氏乃再起而质问说：“忍辱云云，我辈固极明白，求全如何，却望予以解释。”汪氏对此不理，默然不动。俄顷吴稚晖乃起而发言，说：“求全两字极易解释，简而言之，是只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与抗敌之师反而糜烂地方罢了。”汪氏闻此讥讽，乃愤而退席。
一周后的中政会议上，质疑升级成为对汪的政治围攻：
中政会举行会议，列席者群向汪质问外交政策，汪每答一词，驳者以十词责之。向例会议期间，仅为二三小时，而是次则延长至六小时。其首先开口骂汪者，即为监察院长于右任，一切毒语，无不尽行搬出，以为骂的资料，语语夹杂汉奸卖国贼之声。继于氏发言者，则为念佛的戴传贤，骂汪之语，极为凌厉，虽未具十足火气，但亦等于金刚怒目，此殊出人意料外也。又次则为孙科发言，孙变其国语腔调而操粤语，略谓诚不料以一二小人公然卖国，语至愤慨时，击桌助势，致敲碎桌上茶杯，且其大骂时，虽未指出汪名，唯每以目视汪。最后则为焦易堂指汪之名而骂，谓中华民国不是尔汪某一人的，如要卖国，我焦某不能听人所卖……其慨恨可想而知。
对汪精卫而言，要扭转被动局面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重新检讨对日外交政策，从政策层面拿出一套完整的对日交涉方案。其二，缓解与日俱增的政治压力，扭转于己不利的政治氛围。为此，汪在密集时间内召集湖北省府主席张群、浙江省府主席黄绍竑、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及福建省府主席陈仪入京，商讨对日问题及政局竑。
6月24日至27日，张群等四主席相继到京，一时间种种猜测甚嚣尘上。
所谓四主席者，活动于京、沪、汉各地甚勤(湖北张群、江西熊式辉、浙江黄绍弦、福建陈仪，其目的如何，不知其详。唯传闻彼等之对外的目的亦在对日谋彻底的妥洽，即所谓经济合作等等之实行。且闻对内尚有种种之拟议。
张群等四人进京，担负“对外与对内”两个任务，即“对日谋彻底的妥洽”，“对内尚有种种之拟议”。两个任务如可完成，汪氏困境亦随之会得到改善。汪此时会寄望张群等四人，关键在于四人的背景、政治倾向及政治地位。背景上，四人中除黄绍竑外，均有赴日留学经历。黄绍竑亦于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涉足华北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的对日交涉。四人于对日交涉问题均有相当发言权。政治倾向上，张群与熊式辉均为主张对日缓和的新政学系要角，黄绍竑在弃桂投蒋后，与新政学系接近。在对日交涉问题上，与汪精卫有着一致的立场。此外，四人主政的湖北、江西、浙江与福建四省，为国民政府政令能够畅通的核心统治区域，四人的政治地位及在南京中央的发言权自然有所区别。四人入京对汪氏而言既是在对日交涉问题上建言献策，又是政治上的一种奥援。
从结果看，四主席入京的确为汪精卫解决了部分问题。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与汪精卫、黄郛及何应钦的商议形成方案后，“推黄绍竑入川谒蒋委员长”。对日政策的检讨与修正，已具雏形。与此同时，汪精卫的态度经由四主席的入京亦发生了变化。6月28日，饱受非议与攻击的汪精卫在接见四主席时，流露出了消极态度，“拟辞职”。至30日四主席相继离京，汪虽赴沪就医，但行政院长的职守依然履行。7月4日，当何应钦请示汪氏可否将日方要求致梅津之书面通知(即后来所谓的“何梅协定”发出时，汪仍复电同意发出。此外，汪赴沪就医，“既不正式请假，又不辞职，仅私人函孔(孔祥熙——引者注代理”。所以，将汪精卫6月30日赴沪就医解读为辞职肇始，是值得商榷的。汪氏赴沪的主要原因还是身体的疾患。当8月下旬经过近两个月修养的汪氏返京后，仍然“面目黑瘦，确显病态”。如果说汪氏赴沪就医与政治有关联的话，就在于其病发与承受的政治压力有关。如国闻周报短评所说：“汪先生的病，不是普通所谓的政治病，但得病则由于政治。”
沪上就医的汪精卫，采取既不辞职也不回京的策略，以静观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蒋介石的态度。汪氏如此，不仅再一次说明其此时无意辞职，且可以看出其对于蒋的态度颇具信心。蒋汪维持合作有年，根基之一就在于二人在基本政策上存在共识。而于华北的对日交涉，蒋亦为主要决策人，整个交涉过程皆是在蒋汪合作下完成的，所以当戴季陶在政治会议上“以取消河北省党部事拍案大骂”时，汪称“事情弄到这种田地，都是你们的蒋先生，不能独怪我”。面对黄绍竑带来的对日方案，蒋表示：“如果日本不发动武力，仍可由汪先生与其敷衍。”此时蒋的核心考量仍以对日缓和为主导，认为现阶段“和缓时间为我国唯一之要旨”，在实质上与汪精卫的主张仍是切合的。值得注意的是，蒋此时更在意南京中央的稳定。当得知汪氏由沪转往青岛继续疗养后，蒋认为：“中央涣散，主持无人，而主干皆少气节，并无风格言念，前途忧惶之至。”蒋的这种考虑，成为其稍后善后汪精卫辞职事件所执行政策的关键依据。黄绍竑回京向中政会传达蒋氏意见后，产生的总体效果是“对日政策大体依旧，方法运用可稍变化……汪蒋合作之局面一时殊不如外间所传遂告解散”。既然蒋已表明态度，汪回京复职似乎已水到渠成。23日，黄绍竑与汪氏心腹陈公博飞赴青岛。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看到由黄绍竑带来的对日和平方案后，即决定8月20日回京并与蒋会面。言谈之间，汪氏回京的决心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至追随汪氏有年的陈公博都大发感慨：“我从来没听说过汪先生那样决心的说话，十几年来今天还是第一次。”
至此，两个问题已经清楚。其一，对于蒋认可的对日和平方案，是符合汪氏预期的，从其决心回京的态度即可窥见。这也说明，蒋对于汪氏与四主席商议的对日政策方案是基本予以吸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纳的，共识已迅速建立。其二，蒋汪虽然天各一方未曾晤面，但政策与政见的沟通渠道仍是畅通的，合作默契犹在。
正当蒋汪之间沟通顺畅共识确立，汪精卫计划回京之时，南京中央却爆发了反汪政潮，形势逆转。汪精卫态度在此影响下迅速转变，致电南京中央辞职。至此，核心焦点已由对日政策修正，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核心决策层沟通政见确立共识，迅速转移为汪精卫去留问题。
二、反汪风潮肇始与汪精卫辞职
对于南京反汪空气浓厚，及由此带来的汪精卫地位不稳，蒋介石是有所预判的。6月29日，蒋致电叶楚伧、何应钦，请叶在中政会及国防会议开会时用最机密方法传阅一份其手启文件，大意为宣示二点因应事变之限度，其最后表示：“所望我同志，心心相喻，齐其步趋，坚其互信。他人利于吾之分裂，吾人当示人以整齐坚定之阵容。”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亦证实了此电的存在，并对其的由来作了说明：
敌方在华北军阀意图启衅，对我政分会压迫备至，要求撤退中央军及宪警，并将平、津党部撤除，蒋公从大处着眼，极端隐忍，卒一一许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师均先后撤退，而蒋孝先君原率宪兵驻平，亦调至侍从室服务，党部移地，秘密进行。顾京中群情愤慨，汪氏无以自解于同志，蒋公于六月二十九日命草一电文，致中央政治会议，说明忍辱以备雪耻之至理，此电抵京，何敬之(何应钦一引者注先生以为不宜发表，遂密存未报告会议云。
陈布雷在这里流露出三层意思：其一，“何梅协定”的主要条款，即对国民政府在冀省主权伤害最大的中央军、宪警撤退，平津党部撤除等部分，蒋是认可的；其二，为缓解汪氏遭受的政治高压，蒋氏致电中政会以示与汪共同负责；其三，蒋电由于何应钦认为“不宜发表”而被“密存”。
何应钦把蒋电密存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蒋的政治形象与声名，避免示人蒋对日屈服的形象。何应钦此举的直接根源在于此时国民党内高层对于蒋汪合作以及时局的基本看法：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在暂时不能直撄其锋的情况下，对日妥协无法避免。如由汪出面对日屈服，养成蒋氏威望，以待日后与日方决裂时，蒋可出而号召全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曾对王子壮表示，蒋此时折冲于对日交涉第一线，“会减损蒋在国人心目中之威望，使其无以号召国人，国家至此将蒙不测之损害”。如果“使汪折冲期间，蒋先生得以从容布置，必要时可牺牲汪先生之地位，由蒋氏出与周旋”
对此汪系内部亦有认知，陈公博曾说：外交方面，汪先生在南京做了蒋先生的护身箭垛子，“蒋先生事实上不能打，但不打又失人望，底下的聪明才智之土，迫得替他作虚伪的宣传，说蒋先生随时都想打，不愿打的只有一个汪先生”。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何应钦的处置看似保全了蒋氏的政治声名，却使酝酿已久的反汪风潮无可抑制的爆发出来。风潮伊始，反汪力量从三个方面予以策动：积极策动四届六中全会召开；谋划恢复外交委员会，以削汪氏外交决策权，逼其辞职；煽动迎胡汉民回国的舆论，鼓吹所谓“蒋胡合作”。在策动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问题上，王子壮日记中记载：
有一部分同志之请愿运动，其事在前数日方希孔来秘书处，约启江及余同往后湖开会(在今日下午据谓其意在目睹目前中央涣散，外交失败，更应有所振作，即日准备开全会(四届六中全会——引者注以便如愿开代表大会(五全大会一引者注。不能如此泄夕沓分也。约往此为各北方党部及南京市党部委员，中央党部有洪兰友、张冲等，然则此会为立夫所主动，可谓无疑。
此处日记透露出的信息是：其一，正是由于外交失败，才有串联以要求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之举。其二，串联活动的核心策动者为陈立夫。中执会作为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召开总是要“时局告一小段落”之时，以便“解决重大之时局问题”。现以“外交失败”为由召开全会，汪已成众矢之的。国民党党部向来是CC系之禁脔，党部力量积极策动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没有陈立夫的默许与支持，难以成行。陈立夫涉入期间，当可无疑。
由于积极串联，各地党部纷纷到国民党中央请愿，加之中常委如戴季陶、陈立夫及居正等人的附和，中常会迅速作出决议于9月20日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8月7日的中政会上，所谓“恢复外交委员会”的提议原则通过。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汪院长赴青疗养后，病状本已颇减。据赴青省视诸人言(褚民谊、陈公博等，原已确定本月中旬返京就职。唯近来在京中央执委及党员，颇多恐慌，惧汪返而对日屈服政策将更变本加厉。因是中央政治会议于本月七日会议开会时，覃振、石瑛、王陆一、焦易堂多人均主张设立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之集中一人，并主张汪辞外交部长兼职。
此次政治会议弥漫着浓烈的反汪气氛，积聚多日的反汪情绪爆发。参加会议的王子壮记载：
日昨之政治会议开会，至下午一时余，闻会场中以对日问题，外交内政诸问题，辩争极为激烈。最后石瑛与谷正纲互相对骂，几至动武。最后推叶(叶楚伧——引者注，吴(吴稚晖——引者注，居，覃(覃振——引者注等开会审查。关于外交委员会之恢复，今日推吴稚晖先生报告，以为外交委员会可以原则上通过，但须请示蒋汪两先生，经推定叶、蔡两位往青岛谒汪，由覃理民，陈立夫两位谒蒋。此项报告完毕，张厉生首先发言，以为电报可往返磋商，不必派人，如果派人应明白表示中央同人意见。大家可先研究一方案，送去，不然空洞之请示，正显示中央同人之无能。张说至现在中央之庸懦，不负责任各点，痛快淋漓，全场中以掌声报之。……请示之纲定为下列四点：一外交军事之打算。二华北政治机关之存废。三如何巩固中枢。四外交委员会问题。吾人由此四点可知其趋向为对汪先生办理外交之不满，固此而愿于内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政上有所更迭也。同时戴先生又提出上常委诸公书，标为目前必须实行各点，大致为文武须统一，内外大权应集中于一人，方能应付未来之非常局面。
6月的两次中政会，虽言辞激烈但更多的只是反汪的情绪宣泄，并无去汪的实际步骤。但此次会议上，具体步骤已进入操作层面。特别是戴季陶所谓“文武之统一”，“内外大权应集中于一人”，矛头直指“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格局，要从根本上谋求去汪，反汪立场尤其强硬。
7日中政会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反汪阵营中的关键力量均于此时浮出水面。覃振、吴稚晖自不必说。依据国民党内派系的特点，焦易堂背后无疑是于右任，张厉生则代表陈立夫。居正则“已完全与两陈(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引者注合作，两陈之运动倒汪由来已久”。要从根本上推翻蒋汪合作格局的戴季陶，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强硬的反汪立场，更是反汪中坚。
与此同时，报刊上营造胡汉民回国的舆论亦开始升温。先是李石曾派魏道明往瑞士向胡汉民接洽一事曝光，接着舆论又风传胡派的王宠惠将作过渡行政院长。蒋汪合作后，汪精卫与胡汉民已成水火，互为参商，所以一旦迎胡则必去汪。
反汪活动从三方面展开并不是精心策划密切协调的结果，本质上是反汪力量内部不同的利益诉求。陈立夫策动中全会召开，是由于“全会以及全国代表大会时则立夫方面之组织委员会，最为职权隆重之时代，以有操纵代表之全权。若干委员不能不与以联络，以冀下届之当选”。
如此不仅可以去汪，亦可借机扩展政治势力。恢复“外交委员会”则是戴季陶的主要诉求。外交委员会曾于国民党四全大会前后短暂存在，于外交部之上掌管外交事务，戴季陶即为该会委员长。九一八事变肇始，国民政府的外交应对就出自该会。蒋汪合作后，汪以行政院长之尊兼任外交部长负责外交决策，戴氏遂远离外交决策层，但其对重返外交决策层一直有所追求。陈立夫回忆录中有一段与戴季陶关于对日交涉问题的谈话，颇能说明问题：
民国二十四年间，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其时日本侵华之野心日益显明，汪令其次长唐有壬及高宗武司长应付之，一日我进谒戴季陶先生请教我方对日应采之方针，戴先生认为若不从大方针以转变日本之侵华政策，零星应付，绝难生效，拖延时间尚可。我问戴先生是否可去日本一趟，对日本元老重臣方面做些工作，俾知中日战争之后台为苏俄，将来万一中日战争爆发，必致两败俱伤，得利者为苏俄。戴先生笑谓我日：“这是一件极艰巨的工作，主管外交者并没有派要员前往日本，谁会请缨负重。”
外交委员会一旦恢复，不仅可以削去汪氏外交权逼其辞职，戴季陶亦可藉此重返外交决策层。迎胡回国，一方面确是蒋胡关系缓和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源于“一部分老先生酝酿”，且“监察委员老先生多同此意”。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南京反汪活动逐步升级，汪精卫被迫以辞职反击。8月8日，汪精卫致电南京中央提出辞呈：
兆铭自七月初旬患病以来，渥蒙温谕，安心调理，感激至深，本期病势速全，复供驱策，无如月余以来，标病虽去，本病未治，且偶一用心，辄复眩晕，窃思兆铭承乏院部，当未病时，尽夜治事，犹虞不给，今若不自量度，仍然尸位，一身固不足惜，贻误国事，何堪设想，为此沥诚恳请准予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一俟病痊，仍当趋旨中央党部，敬效奔走，勿任盼祷之至。再者兆铭病假期内，行政院务已有孔副院长代理，外交部务已由徐次长代行，政务进行，未因兆铭之病而间断，如有经手未完之事，病愈后，当随时清洁，并此呈明，伏乞垂鉴。
汪辞职后，与其关系密切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实业部长陈公博、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唐有壬、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政务处长彭学沛相继提出辞职，以示与汪共进退。汪系与反汪力量激烈角逐，政治僵局就此形成。至此，此次政争的症结已由对日外交失败问题，完全转化为汪精卫去留问题，此后的斗争核心均围绕此展开。症结的变化，既是问题实质的浮出水面，又标志着政争的白热化。如此种种，也就迫使身在四川的蒋介石不得不出面善后。
三、蒋介石善后与汪精卫复职
7月31日，蒋介石致电叶楚伧，阐述了对反汪活动的基本态度及善后的初步倾向：近闻中央各种会议纷杂，且有使汪先生欲回不得之意。如果委员中有此意思与行动，无异为汉奸反动派所利用，破坏中央局面，以随投机者之私图。务请注意制止。汪先生未回以前，对于行政院各部，不必有所越俎代庖之提议，如果有人为中央负责，是固弟所求之不得也。蒋电之意在于：其一，对于反汪活动，在蒋眼中只能是“破坏中央局面”；其二，对反汪力量积极策动的主要动机，蒋判断为“投机者之私图”；其三，在以上两点判断的基础上，蒋的初步处置是对反汪活动“注意制止”，在汪未回京前“对于行政院各部，不必有所越俎代庖之提议”，支持汪氏立场明确。
蒋持此立场，源于其基本着眼点在维持南京中央稳定与团结。中枢稳定才能够“剿匪”，于西南诸省推行中央化措施，才能通过对日交涉，和缓日本在华北的进逼，推行“安内攘外”的基本政策。所以与华北外交失败相比，保持中枢稳定对蒋更为重要。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央政府即国家之代表，破坏中央，即破坏国家。以此为出发点，蒋对汪氏的核心考量，在于“使之安心”，以便其能够于南京主持中枢。邵元冲在日记中亦写道：“中枢近亦极空虚，无人负责，介石犹欲其(指汪精卫——引者注暂行备位。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反汪力量已然积蓄有时，仅凭蒋一纸电文难以压平。随着政治僵局形成，蒋不得不认真考虑善后的问题了。
蒋介石的善后措施，从发展过程来看是随着局势的恶化而逐步强化的。汪辞职伊始，蒋虽积极留汪，但对反汪力量不予强力压制。8月11日，蒋致电汪精卫劝其打销辞意回京复职：中央诸同志志趣不一，意见纷歧，不能负责，徒事牵制。此与制度及人事均有关，原非一朝一夕之故。若切实负责者意存沮丧，不挺身为积极之主持，则涣散益甚，必杂论丛生，更不可究诘。恐不待外患之来，即已不可收拾。现状如此，岂容吾人撒手不问，只有继续努力支撑，以图逐步挽救而已。弟考虑再三，非兄即日回京，不能重整阵容。弟必与兄共同负责，当前各种困难，亦必当尽力消除，幸鉴纳微情。勿多踌躇。弟约日内到庐，望兄届时回京。再约晤地为盼。
三天后，蒋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汪先生请辞职，中央应即予恳切慰留，催其即速回京主持，以免中枢涣散，愈弄愈坏，尚命转达中央同人为荷。”
蒋如此初步善后，是蒋对汪一贯采取“既用又防，既保又压”策略的结果。蒋深知此时离不开汪精卫，需要其在南京为其支撑门面，所以积极留汪。但蒋处于平衡汪氏的需要，对于南京的反汪力量并不愿强力压制，便于保持自己对于南京的影响力。
蒋的初步慰留，并未立竿见影。随着蒋慰留电的发出，代表中常会的叶楚伧、蔡元培亦抵青，慰留汪氏。但汪态度强硬，表示“本人一经中央核准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两职即行返京，愿以中央委员资格，供职中央党部，共襄国是”，对蒋会晤的要求则置之不理。而反汪力量对蒋电消极抗拒，反汪活动并未收敛。8月15日的中常会，由于先前蒋电已明确表示慰留汪氏，留汪决议必会通过，所以张厉生、张道藩、戴季陶、王陆一等人“相约不出席以为抵制”。主持会议的陈果夫对蒋电“颇淡然”，“先将汪先生辞职电宣读，后叶先生(叶楚伧——引者提起蒋先生有电，果夫始略读蒋电”。陈果夫的处置，使得中常会虽发出对汪的慰留电，但效果大打折扣，“不过一普通之慰留而已”。
针对僵局，蒋不得不于庐山召集国民政府高层会面。经此次会面，蒋无论对于事件性质的判断，还是善后思路均趋于明确，其在日记中写道：“决计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唯留汪为唯一枢纽也。”嘴把此次事件与日本永田案相提并论，意味着在其心目中导致事件发生的主因乃是派系恶斗而非对日外交失败。以此判断为基础，蒋把留汪提升到“唯一枢纽”的高度，也就宣示了其下一步善后不仅会继续慰留汪精卫，而且将强力压制反汪力量。
15日，蒋再次电汪约其回京会晤以解决僵局：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辞职问题，必待面商办法后，方能解决。否则实无解决之法。弟亦只有径回四川，务望兄即日到京。弟亦同时赴京。面洽一切。无论何事，必须要讲办法。亦决无不可解决之事。但兄不来京面详，则一切皆无办法。亦无解决之日也。
17日，蒋派其心腹张群携带亲笔函飞抵青岛劝汪回京复职。次日，汪立场松动同意回京，但在复职问题上依旧坚辞。汪的转变与当初辞职的考量有直接关系。汪离京疗养，并无辞职之意。由于南京反汪风潮骤起，汪才以辞职为手段予以反击，基本目的有二：其一“以电辞试探中枢意旨”，迫南京对己做一次信任投票；其二，迫蒋出面，压制反汪活动，以示共同负责，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现蒋已承诺回京，并表示“决无不可解决之事”，迫蒋出面业已实现。如此，南京中枢的意旨亦会在蒋宣示共同负责的姿态下变得于己有利。唯汪在承诺复职一事仍语带保留，仍对蒋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的心理，看蒋如何压制南京的反汪力量。19日蒋介石回京。即便如此，反汪活动并未偃旗息鼓，反汪力量仍然力图一搏：戴先生(戴季陶——引者为此事之运筹帷幄者，故彼之意极可注意。彼以为蒋之第一次留汪系表面的，以院长欲辞职，最初当然须留，不过如再接再厉，致情形所趋不得不去汪，蒋亦无可如何矣。故联合各方，继续努力。王陆一之赴沪系约于(于右任——引者直接参加，以厚实力，同时于报端发表胡汉民王宠惠将返国之消息，以示将迎胡(此事最初余即断然以为谣言，以蒋胡以前之关系绝难如此也。戴先生更提出李晓生(胡汉民之秘书为铨叙部次长以示决心。实际上在拥孔祥熙以为过渡时之行政院长也。
反汪力量如此顽强，除去各自现时利益考量外，本质上是国民党既有体制不完善情况下争端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内缺乏一套成熟的民主协商机制来处理党内争端，争端解决更多的是依靠连甲排乙，发动政潮的方式或直接诉诸武力。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众团结对外，抵御外侮的呼声日高，诉诸武力在政治上已难有出路，故发动政潮成为国民党内解决争端角逐利益的普遍方式。此次政潮，由于汪精卫与反汪力量之间的争端于平时未能得到排解，相反逐渐积聚矛盾日深。故而反汪如此执著亦就不难理解：
戴陈诸公素与汪不洽，平时已时现龌龊。今得其外交失败之机会而欲排除之，故各方运动。戴既两上书表示其意见，以示对现当局之不满。立夫更使张厉生、张道藩于会场中大放其炮，并使中央及各省市党部人员上书中央表示意见……于院长既与汪久已不睦，此际之赞助，更无待言。孙(孙科——引者则以地位关系，亦不满于汪者，居(居正——引者亦略同。如此则政府大半数亦为汪之敌。
21日汪精卫回京。当蒋请其出席当日举行的政治会议时，汪以“机车劳顿”为由，拒绝出席。这一方面可见汪氏怨气未消，另一方面则是其借机向蒋施压的策略。
中政会上蒋的表态无疑成了左右此次政潮的关键。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蒋“对出席各同志痛切说明革命之环境现状与中枢诸人及中央委员应协同负责以济艰危之理”，如此“京中空气，始见转移”。王子壮在日记中，对蒋谈话的内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记载：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昨日蒋先生自庐山以飞机莅京。今日出席政治会议，有长篇之演说，其意在责备各中委，不应如此反汪，传述其意旨如下：
(一说明我们应负责，少说话。彼本人自十七年以来即最犯此病者。近年来深感觉错误。我们应少说话，切实负责作事，自然人家一般国民可以谅解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专为指摘别人，致陷国事于不可闻问。(二华北事件历来均为军事问题，由本人负其责任，与他人无涉，更与行政无涉。(三国事由我们中委共同负责，即各院长亦我们所选出，我们都有责任，不能效法国会议员说话，不负责任，任意攻击，使一般人怀疑我们党部为议会，这是绝对错误。各院长都是代表我们处理政务，不是随便可以担任的。
蒋的表态具有两个意义：其一，从根本上否定了此次反汪运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其二，对于肇始此次风潮的“华北事件”进行了澄清，以示与汪共同负责之意。这样也就在实质上宣告了此次反汪风潮的失败。
蒋强力压制后，南京中枢的政治氛围有了明显转变。22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讨论汪氏辞职事宜，“蒋及各委发言，均主张恳留。一致决议，仍请继续负责主持行政院及外交部职务”。会后汪精卫同意复职，于23日销假视事。
持续两月的政潮，在蒋介石回京强力压制反汪力量的情况下迅速归于平静，南京中枢的基本权力架构得以延续。在此仍有一问题值得讨论。蒋介石于22日中常会慰留汪氏时曾言“无论如何希望汪先生主持至六中全会”。联系到汪精卫于四届六中全会遇刺，蒋氏于五全大会后出任行政院长，蒋汪合作格局发生更动一事，可否判断蒋在8月即有去汪之意，并于六中全会付诸实施呢?依笔者所阅资料，蒋此言更多的是出于策略考虑，用以平抚反汪力量，是其既打又拉惯用策略的体现。政潮爆发之时，双方“各走极端，图穷匕见，似不易有调和之途径”。蒋核心考量既在维持中枢稳定与团结，则其“断然维持一派于势亦有所难”。对蒋而言，汪氏乃“极须合作”，反汪力量则“主持者甚多力量”，对反汪力量压制过甚，“至大虑有反动”，与其要稳定要团结的基本诉求不符，故以望汪维持至六中全会之言，给予反汪力量“以宣泄之机”。蒋的基本诉求既在稳定与团结，对既有政治结构自是希望维持现状。其在8月反省录中写道：“月内中央风潮之工哄与汪之辞职，几乎根本动摇。幸此次回京，皆得如常安息。此未始非转危为安之机也。”既然将促汪复职成功恢复现状看做“转危为安之机”，那么在一月后的六中全会上蒋不可能谋划去汪。四、结语
汪精卫辞职事件在本质上是一次国民党内部多个派系参与，以检讨对日政策为肇始点，以“倒汪”与“挺汪”为基本斗争形态，以推翻与维持国民政府既有核心权力架构为各自核心诉求的政潮。事件虽以检讨对日政策为肇始点，反汪力量亦将华北对日交涉失败作为去汪的根本政治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依据，但实质上皆是反汪力量为达成去汪目的，进而谋取各自政治利益的工具与手段。众所周知，一国的外交政策是本国政治局势、综合国力乃致国际格局演变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事的具体更迭，或许在策略层面发挥影响，但对根本性政策转变却影响甚微。就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其对日政策伸缩转换的空间有限，在实质上不是汪精卫是否担任行政院长能够左右的。如反汪甚烈的戴季陶，在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结果如何?中政会上痛骂汪精卫对日妥协的孙科，在汪氏离京疗养后，为取汪自代“甚至托人向日本驻京总领事说明，孙如继任行政，必将继续对日妥协，无逊于汪氏云”。这一阶段民国政局下，诸如“对日强硬”等颇具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宣示，如果被渗入政治利益的考量与算计，必然会被空洞化与工具化，进而丧失其原有的内涵与外延。
从蒋汪关系的角度而言，汪精卫辞职事件，既不是蒋汪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也不是二人根本性政策分歧的体现。事件源于南京中央的反汪力量，为谋取各自政治利益，以检讨对日政策为号召，串联策动去汪活动，与蒋并无直接关联。即使存在蒋介石心腹陈立夫、戴季陶涉入期间，亦与蒋本人的主观意愿相违背，这一点从蒋氏的善后措施可见一斑。蒋介石推行以坚决留汪为核心的善后措施，传达了两个鲜明的信号。其一，此时的蒋仍要维持与汪精卫的合作局面，保持南京中枢既有的核心权力架构，以利稳定与团结。与华北对日交涉妥协相比，蒋更关注南京中枢的稳定。其二，政府基本政策的推行与其政治权力架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权力架构在基本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方面，充当着无可替代的载体作用。从此点出发，蒋既然对维持与汪氏合作的态度坚决，也就意味着其对于此时“安内攘外”的基本政策，并无更动的打算。而汪精卫在反汪风潮炽烈，政治氛围严峻的情况下，虽然一度萌生辞意但最终复职，可见其对与蒋氏合作格局仍持积极态度，与蒋合作的默契犹存。由此可以想见，如果汪精卫没有在两月后的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进而出国养病，很难说蒋会于五全大会时出面兼任行政院长，全面更动“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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