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翻译

颜氏家训—翻译版

《颜氏家训》卷一 序致第一

古代圣贤著书立说,主要目的是教育人们要忠诚孝顺,不随便说话,行为要端庄稳重,创立宏伟大业,成就一世英名。这些道理,古人已经说得很详尽了。但是,自从魏、晋以来,阐述古代先哲明圣思想的著作,不管在道理还是内容方面,无不重复雷同,相互模仿,这样做就如同屋里建屋,床上放床,实在是多余。我现在又写这样的书,并不敢拿它做一般人的行为规范,只是用来整顿自家的门风,让后辈警醒罢了。同样的一句话,有的人会相信,这是因为相信他们所亲近的人；同样的一个命令,有的人会去执行,就是因为下命令的人是他们所信服的人。要想禁止小孩子的过于淘气,那么师友的劝诫抵不过婢女的命令；要想制止兄弟之间的争斗,尧、舜的言传身教比不上他们妻子的训导与规劝。我希望这本书里面的道理能让你们信服,也希望它所起的作用胜过婢女对孩童、妻子对丈夫的作用。

我们家的门风家教,一向是严整缜密的。还在孩童的时候,我就时时得到长辈的指导教诲；学着我两位兄长的样儿,早晚侍奉双亲,一举一动都按照规矩办事,神色安详,言语平和,走路小心恭敬,就像在拜见尊严的君王一样。长辈时时传授我佳言锦句,关心我的喜好,勉励我克服缺点发扬优点,没有一样不是恳切深厚的。我长到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道中衰,人丁冷落。慈爱的兄长尽其抚育之责,困苦辛劳达到极点；但他仁爱而没有威严,对我的督导就不够先前严厉。我虽然读了《周礼》《左传》,也有些喜欢作文,但与一般平庸之人相交而受其熏染,放纵私欲,信口开河,又不注重容貌的整洁。到十八九岁时,逐渐懂得要磨炼自己品性了,但习惯成自然,最终还是难以彻底去掉不良习惯。二十岁以后,太大的过失很少犯了,经常是在信口开河时,心里就警觉起来而加以控制,理智与感情往往处于矛盾之态,夜晚觉察到白天的错误,今日追悔昨日的过失,自己意识到小时候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才发展到这种地步。追忆平素所立的志向,真是刻骨铭心,绝不仅仅是把古书上的告诫听一遍看一遍。因此,我留下这二十篇《家训》,以此作为你辈的后车之鉴。

评析

《序致》篇相当于全书的序,主要用来说明著述本书的宗旨和目的,讲解自己一生的生活经验和亲身感受,并希望自己的后人以此为借鉴,检点行为,磨砺意志。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古代圣贤著书立说,主要目的是教育人们要忠诚孝顺,不随便说话,行为要端庄稳重,创立宏伟大业,成就一世英名。这些道理,古人已经说得很详尽了。但是,自从魏、晋以来,阐述古代先哲明圣思想的著作,不管在道理还是内容方面,无不重复雷同,相互模仿,这样做就如同屋里建屋,床上放床,实在是多余。我现在又写这样的书,并不敢拿它做一般人的行为规范,只是用来整顿自家的门风,让后辈警醒罢了。同样的一句话,有的人会相信,这是因为相信他们所亲近的人；同样的一个命令,有的人会去执行,就是因为下命令的人是他们所信服的人。要想禁止小孩子的过于淘气,那么师友的劝诫抵不过婢女的命令；要想制止兄弟之间的争斗,尧、舜的言传身教比不上他们妻子的训导与规劝。我希望这本书里面的道理能让你们信服,也希望它所起的作用胜过婢女对孩童、妻子对丈夫的作用。

我们家的门风家教,一向是严整缜密的。还在孩童的时候,我就时时得到长辈的指导教诲；学着我两位兄长的样儿,早晚侍奉双亲,一举一动都按照规矩办事,神色安详,言语平和,走路小心恭敬,就像在拜见尊严的君王一样。长辈时时传授我佳言锦句,关心我的喜好,勉励我克服缺点发扬优点,没有一样不是恳切深厚的。我长到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道中衰,人丁冷落。慈爱的兄长尽其抚育之责,困苦辛劳达到极点；但他仁爱而没有威严,对我的督导就不够先前严厉。我虽然读了《周礼》《左传》,也有些喜欢作文,但与一般平庸之人相交而受其熏染,放纵私欲,信口开河,又不注重容貌的整洁。到十八九岁时,逐渐懂得要磨炼自己品性了,但习惯成自然,最终还是难以彻底去掉不良习惯。二十岁以后,太大的过失很少犯了,经常是在信口开河时,心里就警觉起来而加以控制,理智与感情往往处于矛盾之态,夜晚觉察到白天的错误,今日追悔昨日的过失,自己意识到小时候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才发展到这种地步。追忆平素所立的志向,真是刻骨铭心,绝不仅仅是把古书上的告诫听一遍看一遍。因此,我留下这二十篇《家训》,以此作为你辈的后车之鉴。

评析《序致》篇相当于全书的序,主要用来说明著述本书的宗旨和目的,讲解自己一生的生活经验和亲身感受,并希望自己的后人以此为借鉴,检点行为,磨砺意志。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颜氏家训》卷一 教子第二

智力超群的人,不用教育他就能成才；智力迟钝的人,虽然教育他也没有用处；智力中常的人,不教育他就不会明白事理。古时候,圣王有所谓胎教的方法：王后怀太子到三个月时,就要搬到专门的房间,不该看的就不看,不该听的就不听,音乐、饮食,都按照礼节制。这种胎教的方法,都写在玉版上,藏在金柜里。太子生下来到两三岁时,师保就已经确定好了,从那时起开始对他进行孝、仁、礼、义的教育训练。普通平民纵然不能如此,也应当在孩子知道辨认大人的脸色、明白大人的喜怒时,开始加以对他们教诲,叫他去做他就能去做,叫他不做他就不会去做。这样,等到他长大时,就可不必对他打竹板处罚了。当父母的平时威严而且慈爱,子女就会敬畏谨慎,从而产生孝心。我看这人世上,父母不知教育而只是溺爱子女的,往往不能这样；他们对子女的吃喝玩乐,任意放纵,本应告诫子女的,反而奖励,本应呵责,反而面露笑容,等到子女懂事,还以为按道理本当如此。子女骄横傲慢的习气已经养成了,才去制止它,把子女鞭抽棍打死也树立不起威信,对子女火气一天天增加,招致子女的怨恨,等到子女长大成人,终究是道德败坏。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便是这个道理。俗话又说："教媳妇趁新到,教儿子要赶早。"这句话一点不假啊!

一般人不去教育子女,也并不是想让子女去犯罪；只是不愿意看到子女受责骂而脸色沮丧,不忍心子女被荆条抽打受皮肉之苦罢了。这应该用治病来打比方,子女生了病,父母怎么能不用汤药针艾去救治他们呢?也应该为那些勤于督促训导子女的父母想一想,他们难道愿意虐待自己的亲骨肉吗?确实是不得已啊。

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老夫人,品性十分严谨方正；王僧辩在湓城时,是三千士卒的统帅,年纪也过四十了,但稍微不称魏老夫人的意,老夫人就用棍棒教训他。所以,王僧辩才能成就功业。梁元帝的时候,有一位学士,聪明有才气,从小被父亲宠爱,疏于管教：他若一句话说得漂亮,当爹的巴不得能使过往行人都晓得,一年到头都挂在嘴上；他若一件事有了闪失,当爹的为他百般遮掩粉饰,希望他能悄悄改掉。学士成年以后,凶暴傲慢的习气是一天赛过一天,终究因为说话不检点,得罪了周逖,被杀掉后,肠子被抽出,血被拿去涂抹战鼓。

以父亲的威严,就不应该对孩子过分亲昵；以至亲的相爱,就不应该不拘礼节。不拘礼节,慈爱孝敬就都谈不上了；如果过分亲昵,那么放肆不敬之心就会产生。从有身份的读书人往上数,他们父子之间都是分室居住的,这就是不过分亲昵的道理；当晚辈的替长辈抓搔,收拾卧具,这就是讲究礼节的道理。有人要问："陈亢这人很高兴听到君子与自己的孩子保持距离的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呀?"我要回答说："不错啊,大约君子是不亲自教授自己孩子的。因为《诗》里面有讽刺骂人的诗句,《礼》里面有不便言传的告诫,《书》里面有悖礼作乱的记载,《春秋》里面有对淫乱行为的指责,《易》里面有备物致用的卦象,这些都不是当父亲的可以向自己孩子直接讲述的,因此君子不亲自教授自己的孩子。

人们喜爱自己的孩子,却很少有能够一视同仁的。从古到今,这中间的弊端可够多了。那聪颖伶利又漂亮的孩子,当然值得赏识喜爱,那愚蠢迟钝的孩子,也应该对他怜悯同情才是,有那偏宠孩子的人,虽然想以自己的爱厚待他,反而以此加害他。共叔段的死,实际就是他母亲造成的。赵王如意的被杀,实际是他的父亲造成的。其他如刘表的宗族倾覆,袁绍的兵败地失,这些事例都像灵龟、明镜一样可供借鉴啊。

齐朝有一位士大夫,曾经对我说："我有个孩子,现在已经[1][7]岁了,非常通晓公文的书写,我教他讲鲜卑语、弹奏琵琶,他逐渐地快掌握了,用这些特长去为王公们效劳,没有不宠爱他的,这也是一件紧要的事啊。"我当时低着头,没有作回答。这个人教育孩子的方法,真令人诧异啊!假如因干这种职业,就可当上宰相,我也不愿让你们去干。

评析《教子》篇主要阐述了对士大夫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幼儿的教育,必须处理好教育和爱护的关系,父母对幼儿时期的孩子是非常疼爱的,而过分地溺爱也是有害而无益的。教育孩子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恰当的方法,首要的是重视孩子早期的品德教育,因为良好的品德是成人的基础。

《颜氏家训》卷一 兄弟第三

有了人类以后才有夫妇,有了夫妇以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以后才有兄弟：一个家庭中的亲人,就这三者而已。以此类推,直到产生出九族,都是来源于"三亲",因此对于人伦关系来说,三亲是最为重要的,不能不加以重视。

兄弟,同是一母所生,形体各异,而气息相通的人。他们小的时候,父母左手拉一个,右手牵一个；这个扯着父母的前襟,那个抓住父母的后摆；吃饭是用一个餐盘；穿衣是哥哥穿过的传给弟弟；学习是弟弟用哥哥用过的课本；游玩是在同一个地方。即使有悖礼胡来的人,兄弟间也不会不相互爱护。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各自娶了妻子,各自都有了孩子,虽然有忠诚厚道的人,兄弟间的感情却是逐渐减弱。妯娌比起兄弟来,关系就更是疏远淡薄了。现在让关系疏远淡薄者来决定关系亲密者之间的关系,这就如同给方形的底座配上圆形的盖子,一定是合不拢的。只有相亲相爱、感情至深,才不会受妻子影响而改变关系的兄弟,才可以避免上述情况。

父母死后,兄弟间互相照顾,应当如同身体和它的影子、音响和它的回声那样密切。互相爱护先辈所给予的躯体,互相珍惜从父母那儿分得的血气,不是兄弟又有谁会这样互相爱怜呢?兄弟之间的关系与别人不一样,相互期望过高就容易产生不满,而接触密切,不满也容易得到消除。就像一间居室,有一个洞就立刻堵上,有一条缝隙就马上涂盖,就不可能有倒塌的忧虑了。如果对雀子老鼠的危害不放在心上,对风雨的侵蚀不加以提防,就会致使墙壁倒塌,楹柱摧折,没法补救了。仆妾比起雀子老鼠,妻子比起风雨,其危害更甚。

兄弟之间如果不能和睦,侄儿子之间就不能互相爱护；侄儿子之间如果不互相爱护,家庭中的子弟辈们就会关系疏薄；如果子弟辈们关系疏薄,那童仆之间就可能成为仇敌。这样,过往路人都可以任意欺辱他们,谁能够救助他们呢?有的人却能够结交天下之士,相互之间都能快乐友爱,而对自己的哥哥却缺乏敬意,为什么对多数人可以做到的,而对少数人却不行呢!有人能统领几万军队,使部属以死效力,而对自己的弟弟却缺乏恩爱,为什么对关系疏远的人能够做到的,对关系亲密的人却是不行呢!

妯娌之间,容易产生纠纷,即使是同胞姊妹,让她们成为妯娌住在一起,也不如让她们远嫁各地,这样,她们反而会因感受霜露的降临而相互思念,仰观日月的运行而彼此遥相盼望。何况妯娌本来就是陌路之人,处在容易闹纠纷的环境里,彼此之间能够不产生嫌隙的,就非常少了。之所以能这样,主要是因为大家面对家庭中的集体事务时却出以私情,肩负重大的家庭责任却心怀个人的区区恩义。如果她们都能够本着仁爱之心行事,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加以爱抚,则这种弊端就不能产生了。

有人不肯以对待父亲的态度来敬事兄长,又怎么能埋怨兄长对自己不如自家孩子恩爱呢?以此反观就可看出自己缺乏自知之明。沛国的刘琎曾与哥哥刘瓛住房只隔着一层墙壁,有一次,刘瓛喊叫刘琎,连叫几声都没有答音,过了好长时间才听见他答应。刘瓛感到奇怪,问他原因,他说："因为刚才还没有穿戴好衣帽。"以这样的态度敬事兄长,就可以免除隔阂了。

评析《兄弟》篇主要是谈论家庭成员间的相处问题,认为兄弟之情是除父母、子女之外最为深厚的一种感情,而在男权为主的社会里,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对于整个家族的团结、和睦、治理、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同时还论述了影响兄弟友谊的一些不利因素,并提出了防范的办法。

《颜氏家训》卷一 后娶第四

吉甫是一位贤明的父亲,伯奇是一位孝顺的儿子,让贤明的父亲来教导孝顺的儿子,应该能够称心如意吧。但吉甫的后妻从中进行挑拨,伯奇就被父亲放逐了。曾参的妻子死后,他拒绝再续娶,并对儿子说："我不如吉甫贤明,你们也赶不上伯奇孝顺。"王骏在妻子死后,也对别人说了相同的理由："我不如曾参,我的孩子也不如曾华、曾元。"三人都终身不再另娶。这些事例都足以为诫。在曾参、王骏他们之后,继母残酷虐待前妻的孩子,离间父子骨肉的关系,令人伤心断肠的事,不可胜数,因此对娶后妻的事,要特别慎重啊!慎重啊!

江东一带,不顾忌妾媵所生的孩子,正妻死后,大多是以妾媵主持家事。这样,小的摩擦,或许不能避免,但限于妾媵的身份地位,也能很少发生兄弟内讧那种耻辱的事。在河北一带,瞧不起妾媵所生的孩子,不让他们平等参与各种家庭或社会事务,这样,在妻子死去以后,就一定要再娶一位,甚至娶三四次,以至后母的年龄比前妻的儿子还小。后妻所生的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他们的衣服饮食,一直到婚配做官,竟然有像士庶贵贱那样的区别,而当地习俗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这样的家庭,在父亲死后,往往打官司会挤破衙门,诽谤辱骂之声路上都能听得到。前妻之子诬蔑后母是小老婆,后母之子贬斥前妻之子当佣仆,他们四处传扬先辈的隐私,暴露祖宗的长短,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直,这种人时时出现。可悲啊!自古到今的奸臣佞妾,用一句话就害了别人的太多了!何况凭夫妇的情义,早晚会改变男人的心意,婢女男仆为讨得主人欢喜,帮着劝说引诱,积年累月,怎么还可能有孝子?这不能不让人恐惧。

常人的秉性,后夫大多宠爱前夫留下的孩子,后妻则必定虐待前妻丢下的骨肉。并不是只有妇人才会心怀嫉妒之情,男人才有一味溺爱的毛病,这也是事物的情势令他们这样。前夫的孩子,不敢与自己的孩子争夺家业,而从小照顾抚养他,日积月累就能够产生爱心,因此就宠爱他；前妻的孩子,地位往往在自己孩子之上,读书做官,男婚女嫁,没有一样不要提防,因此说要虐待他。但异姓的孩子被宠爱,父母就会遭到怨恨,后母虐待前妻的孩子,兄弟之间就会变成仇人,如果哪家有这种事,都是家庭的祸害啊!

评析在《后娶》篇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事例说明对待妻子死亡后续弦一事要慎之又慎。通常的经验是后娶的妻子常常同前妻的孩子因感情、财产等问题产生矛盾冲突,冲突的结果便是骨肉的分离,严重的则是家庭的再次破碎,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情。

《颜氏家训》卷一 治家第五

教育感化的事,是从上向下推行延续,前人影响后人。所以,父亲不慈爱,子女就不可能孝顺；哥哥不友爱,弟弟就不可能恭敬；丈夫不仁义,妻子就不可能和顺。父亲慈爱而子女杵逆,哥哥友爱而弟弟倨傲,丈夫仁义而妻凶悍,那便是天生的凶民,只有靠刑罚杀戮来让他们畏惧,而不是靠训导能够加以改变的。

家庭内部取消体罚,孩子们的过失立刻就会出现；刑罚施用不当,老百姓就不知如何是好。治家的宽严、标准也与治国一样。

孔子说："奢侈就显得不恭顺,俭朴就显得鄙陋；与其不恭顺,宁可鄙陋。"孔子又说："假如有一个人有周公那样好的才能,但只要他既骄傲又吝啬,那其他方面也是不足道的。"如其这么说来就应该节俭而不应该吝啬了。节俭,即是减省节约以合乎礼数；吝啬,即是对穷困急难的人也不救济。现在愿意施舍的却也奢侈,能节俭的却又吝啬,例如能做到肯施舍而不奢侈,能节俭而不吝啬,那就可以了。

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要靠春种秋收来获取食物,种桑纺麻得到衣服。蔬菜水果的聚积,是靠果园菜圃里出产；鸡肉猪肉等美味,是靠鸡窝猪圈里产生。直到房屋器用、柴草脂烛,无不是耕种养殖的产物。那些最善于管理家业的人,不出门而各种维持生计的物品已经充足了,只不过家里还缺少一口产盐的井罢了。现在北方地区的风俗,一般能做到减省节约,以保障衣食之用；江南地区风气奢侈,在节俭持家方面大多不如北方。

梁朝孝元帝的时候,有位中书舍人,治家缺乏一定的法度,待家人过于严厉苛刻。妻妾就共同买通刺客,乘他喝醉不防时杀了他。

齐朝的吏部侍郎房文烈,从来都不生气发怒,一次由于连续几天降雨家中断缺了粮食,房文烈派一名婢女出去买米,婢女乘机逃跑了,过了三四天,才把她抓住。房文烈只是语气平和地对她说："一家人都没吃的了,你跑哪里去啦?"竟然没有痛打。房文烈曾经把房子借给别人居住,奴婢们把房子拆了当柴烧,差不多都要拆光了,他听到后皱了皱眉头,但始终没说一句话。

姜太公说："女儿养得太多,实为一种耗费。"陈蕃说："盗贼也不光顾有五个女儿的家庭。"女儿带来的拖累,也太深重了。但天生众民,先辈传下的骨肉,你拿她怎么办呢?一般人通常都不愿抚养女儿,生下的亲骨肉对其也要加以残害,难道这样做,还期望老天赐福给你吗?我有一个远亲,家中多有姬妾,有谁产期快要到的时候,就派看门人去监守。一旦产妇身体不安,就从门窗往里窥视,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立即抱走；母亲随之号啕大哭,真让人不忍心听下去。

女人的秉性,多为宠爱女婿而虐待儿媳。宠爱女婿,则儿子的不满就由此而产生；虐待儿媳,则女儿的谗言就随之而至。那么不论是嫁女儿还是娶儿媳,都要得罪家人,这实在是当母亲的造成的。以致有谚语说："阿姑吃饭好冷清。"这是对她的报应啊。这是家庭中经常出现的弊端,能不警戒吗!

男女婚配要挑选对当,这是先祖靖侯立下的规矩。近来嫁女儿娶媳妇,竟然有卖女儿捞钱财,用财礼买媳妇的。为子女选择配偶时,比较算计对方父辈祖辈的权势地位,斤斤计较对方财礼的多寡；女方要求得多,男方应允得少,与商人没有差别。结果,招的女婿猥琐鄙贱,娶来媳妇凶悍擅权。他们贪荣求利,反而招来羞耻,对此能够不慎重吗?

我家从来不提请巫婆神汉求鬼神消灾赐福的事,也不祈求道士用符书章醮弄法,这些都是你们看到的。可不能为这类妖妄之事破费。

评析《治家》篇主要探讨了治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对此作了一些总结。作者站在历史的角度,通过考察研究认为：治理家庭必须自上而下,也就是说父母在子女面前必须率先垂范,做出榜样。另外,对于家庭的治理要做到勤俭,对子女的教育要宽严适度,要有仁慈宽厚之心。子女的婚嫁影响到他们的一生,父母更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立场,不可贪荣求利而毁了他们的幸福。同时作者还特别强调：治家要从小事做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颜氏家训》卷二 风操第六

我看那《礼经》,上面有圣人的教诲：为长辈清扫秽物时应该怎样使用撮箕扫帚,进餐时应该怎样选择匙子、筷子,在父亲公婆面前应该持怎样一种行为姿态,酒席宴会上应该有些什么规矩,服侍长辈洗手又应该怎么进行,都有一定的节制规范,说得也特别周详。但这部书已经残缺,不再是全本；有些礼仪规范,书上也没有记载,有些则需根据世事的变化作相应调整,博学通达的君子,自己去权衡度量,递相承受而推行之,因此人们就把这些礼仪规范称为士大夫风操。然而各个家庭自有不同,对所见到的礼仪规范看法不同,但它们的大致路径还是清楚的。我过去途经江南的时候,对这些礼仪规范耳闻目睹,早已深受其熏染,就如同蓬蒿生长在麻之中,不用规范也长得很直一样。你们生长在战乱年代,对这些礼仪规范当然是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因此我姑且把它们记录下来,以此传示子孙后代。

《礼记》上说："看见与过世父母相似的容貌,听到与过世父母相同的名字,都会心跳不安。"这主要是因为有所感触,而引发了内心的哀痛。如果在气氛和谐的地方发生这类事,可以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遇到实在无法回避的,也应该忍一忍。就比如自己的叔伯兄弟,相貌有酷似过世父母的,难道你能因此而一辈子伤心断肠,同他们绝交吗?《礼记》上还说过："写文章时不用避讳,在宗庙祭祀不用避讳,在国君面前不避私讳。"这就让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在听到先人的名字时,应该先斟酌一下自己应当采取的态度,不一定非得立马窘迫趋避不可。梁朝的谢举,他很有声誉,但听到别人称先父母的名字就要哭,引得世人对他讥笑。还有一位臧逢世,是臧严的儿子,其人特别爱好学习,修养品行,不失书宦人家的门风。梁元帝任江州刺史时,派他到建昌督促公事,当地黎民百姓纷纷写信来函,信函集中到官署,堆得案桌满满的。这位臧逢世在处理公务时,凡见信函中出现"严寒"一类字样,必然对之掉泪,不再察看回复,所以经常耽误公事。人们对此既不满又感到诧异,他最终因不会办事被召回。以上所举都是些避讳不当的例子。

最近在扬都,有位读书人忌讳"审"字,他与一位姓沈的士人交情很深厚,姓沈的给他写信,落名时只写名而不写姓,这就不近人情了。

现在凡是要避讳的字,都得用它的同义词来替换：齐桓公名叫小白,所以五白这种博戏就有了"五皓"这个称呼；淮南厉王名长,所以"人性各有长短"就说成"人性各有修短"。但还没有听说过把布帛叫做布皓,把肾肠叫做肾修的。梁武帝的小名叫阿练,因此他的子孙都把练称作绢,然而把销炼物称为销绢物,恐怕就有悖于这个词的含义了。还有那忌讳云字的人,把纷纭称作纷烟；忌讳桐字的人,把梧桐树叫做白铁树,就像在开玩笑了。

现在的人避讳,比古人更为严格。那些为儿子取名字的人,应该为他们的孙子留点余地。我的亲属朋友中有讳"襄"字的、讳"友"字的、讳"同"字的、讳"清"字的、讳"和"字的、讳"禹"字的。大家凑在一起时,交往比较疏远的人一时仓促,讲出话来总是难免冒犯众人,听话的人感到伤心,让人无所适从。

从前司马长卿钦慕蔺相如,因此就改名为相如,顾元叹钦慕蔡邕,因此就取名为雍,而后汉有朱伥字孙卿,许暹字颜回,梁朝有庚晏婴、祖孙登,这些人把古人姓名都作为自己的名字,也太卑贱了。

先前侯霸的子孙称其祖的父亲叫家公；曹植称他的父亲叫家父,母亲叫家母；潘尼称他的祖父叫家祖。旧时的人就是这种称呼法,在今天的人看来就为笑柄了。现在南北各地风俗,提到祖父母及双亲,没有冠之以"家"的；只有山村野夫,才会这样称呼。凡是与别人谈话,涉及自己的伯父,就按父辈排行的次序称呼。不冠以"家"字的原因,是因为伯父尊于父亲,所以不敢称"家"。凡是说到自己的姑表姊妹,已经出嫁的,就以她丈夫的姓氏来称呼她；还未出嫁的,就按兄弟姊妹的排行次序来称呼她。因为女子嫁给婆家,不能称"家"。对于子孙不可称"家"的原因,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轻视。蔡邕的书集中,称他的姑、姊为家姑、家姊；班固的书集中,也说到家孙；现在都不用这种称呼了。

凡与人讲话,提到对方的祖父母、伯父母、父母及长姑,都应在称呼前面加"尊"字,从叔父母以下,则在称呼前面加"贤"字,这是为了表示尊卑区别。王羲之的书信,称呼别人的母亲和称呼自己的母亲时都一样,前面不另加尊字,今人认为不该这样。

过去,王公诸侯都自称孤、寡、不穀,从那以后,纵使是孔子那样的至圣先师,与弟子谈话时也都自称名字。后来虽然有人自称臣、仆,但这样做的人却是仍然不多。江南的人是不论地位高低,都各有称号,这均记载在《书仪》这种书中。北方人自称名字,这是古人的遗风,我赞成他们自称名字这样的做法。

说到先人的名字,按道理应当产生哀念之情,这在古人是不难的,而今天的人却感到不那么容易。江南人除非事出不得已,否则,在与别人谈及家世的时候,一定是以书信往来,很少当面谈及的。北方人无缘无故想找别人聊天,就会到家相访,那么,像当面谈及家世这样的事,就不可施加给别人。如果别人把这样的事施加给你,你就应当设法回避。你们名声地位都不高,如果是被权贵所逼迫而必须谈及家世,你们可以隐忍敷衍一下,尽快结束谈话；不要烦琐重复,以免有辱自家祖辈父辈。如果自己的长辈已经逝世,谈话中必须提到他们时,就应该表情严肃,端正坐姿,口称"大门中",对伯父、叔父则称"从兄弟门中",对已过世的兄弟,则称兄弟的儿子"某门中",并且要各自按照他们的尊卑轻重,来确定自己表情上应该掌握的分寸,与平时的表情要有所区别。如果是同国君谈话提及自己过去的长辈,虽然表情上也有所改变,但还是可以说"亡祖、亡伯、亡叔"等称谓。我看见一些名士,与国君谈话时,也有称他的亡兄、亡弟为兄之子"某门中"或弟之子"某门中"的,这是不够妥帖的。北方的风俗,就完全同这不一样。泰山的羊侃,是在梁朝初年到南方来的。我最近到邺城,他侄儿羊肃来访我,问及羊侃的具体情况,我答道："您从门中在梁朝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羊肃说："他是我的亲第七亡叔,不是从。"祖孝徵当时也在坐,他早就知道江南的风俗,就对羊肃说："就是指贤从弟门中,您怎么不了解?"

古时的人都称呼伯父、叔父,而现在多只单称伯、叔。叔伯兄弟、姊妹死去父亲后,在他们面前,称他们的母亲为伯母、叔母,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兄弟的儿子死了父亲,你与别人谈话时,当着他们的面,称他们为兄之子或弟之子,颇不忍心；北方大多数称他们为侄。按：在《尔雅》《丧服经》《左传》诸书中,侄这个称呼虽然男女都可以用,但都是对姑而言。从晋代开始,才称叔侄。现在统称为侄,从道理上说是恰当的。

凡是亲属的名称,都应该有所区别,不能滥用。没有教养的人,在祖父祖母去世后,对外祖父外祖母的称呼与祖父祖母一个样,教人听了不顺耳。虽是当着外公外婆的面,在称呼上都应加"外"字以此表示区别；父母亲的伯父、叔父,都应该在称呼前加上排行顺序以此表示区别；父母亲的伯母、叔母,都应该在称呼前面加上她们的姓以此表示区别；父母亲的子侄辈的伯父、叔父、伯母、叔母以及他们的从祖父母,都应该在称呼前面加上他们的爵位和姓以此表示区别。河北的男子,都称外祖父、外祖母为家公、家母；江南的乡间也是这样称呼。用"家"字代替"外"字,这我就不明白了。

宗族亲属的世系辈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的风俗,从此以往,对官职高的,通称为尊,同一个祖宗的,虽然隔了一百代,但照样称为兄弟；如果对外人介绍,则都称作族人。河北地区的男子,虽然已隔二三十代,但照样称从伯从叔的。梁武帝曾经问一位中原人说："你是北方人,为什么不懂得有'族'这种称呼呢?"他回答说："骨肉的关系容易疏远,因此我不忍心用'族'来称呼。"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机敏的回答,但从道理上讲却是不通的。

从前,名是用以表明自身的,字是用以表示德行的,名在形体消亡后就应对之避讳,字却可以作为孙辈的氏。孔子的弟子在记录孔子的言行时,均称他为仲尼；吕后贫贱的时候,曾经称呼汉高祖刘邦的字叫季；到汉代的爰种,称呼他叔叔的字叫丝；王丹与侯霸的儿子谈话时,称呼侯霸的字叫君房；江南一直到今天不避讳称字。河北的士大夫们对名和字全都不加区别,名也称作字,字当然就称作字。尚书王元景兄弟俩,都被称作是名人,他俩的父亲名云,字罗汉,他俩对父亲的名和字全都加以避讳,其他的人讳字,就不足为怪了。

《礼记·间传》上说："披戴斩缞孝服的人,一声痛哭便至气竭,仿佛再回不过气来似的；披戴齐缞孝服的人,悲声阵阵连续不停；披戴大功孝服的人,其哭一声三折,余音犹存；披戴小功、缌麻孝服的人,脸上显出哀痛的表情也就可以了。这些就是哀痛之情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孝经》上说："孝子痛哭父母的哭声,气竭而后止,不会发出余声。"这些话都是论说哭声有轻微、沉重、质朴、和缓等各种区别。按礼俗以哭时杂有话语者叫做号,如此则哭泣也可带有言辞了。江南地区在丧事哭泣时,经常杂有哀诉的话语；山东一带在披戴斩缞孝服的丧事中,哭泣时,只知呼叫苍天,在披戴齐缞、大功、小功以下丧服的丧事中哭泣时,则只是倾诉自己悲痛如何深重,这就是号而不哭。

江南地区,凡是遭逢重丧的人家,若是与他家相认识的人,又同住在一个城镇里,三天之内不前去吊丧,丧家就会同他断绝交往。丧家的人除掉丧服,与他在路上相遇,也要尽量避开他,因为怨恨他不怜恤自己。如果是另有原因或道路遥远而没能前来吊丧者,可以写信来表示慰问；不来信的,丧家也会一样对待他。北方的风俗则不是这样。江南地区凡是来吊丧者,除了主人之外,对不认识的人都不握手；如果只认识披戴较轻丧服的人而不认识主人,就不到灵堂去吊丧,改天准备好名刺再上他家去表示慰问。

梁朝的大臣,他们的子孙刚脱去丧服,去朝见皇帝和太子的时候,都应该哭泣流泪；皇帝和太子会因此感动而改变脸色。但也颇有一些肤色丰满光泽,没有一点哀痛感觉的人,梁武帝看不起他们的为人,这些人大多被贬退降谪。裴政除去丧服,行僧礼朝见梁武帝的时候,身体十分瘦弱,形容枯槁,当场痛哭流涕,梁武帝目送着他出去,说："裴之礼没有死啊。"

父母亲逝世以后,他们生前斋戒时所居住的屋,儿子和媳妇都不忍心再进去。北朝顿丘郡的李构,他母亲刘氏死后,她生前所住的屋子,李构终身把它锁闭,不忍心开门进去。李构的母亲,是宋广州刺史刘纂的孙女,所以李构依然得到江南风教的熏陶。他的父亲李奖,是扬州刺史,镇守寿春,被人杀害。李构曾经与王松年、祖孝徵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酒谈天。孝徵善于画画,又有纸笔,就画了一个人。过了一会儿,他因为割取宴席上的鹿尾,就开玩笑地把人像斩断给李构看,但并没有别的意思。李构却悲痛得变了脸色,起身乘马而去了。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诧不已,却猜不出其中的原因。祖孝徵后来醒悟过来,才对此深感不安,当时却很少有人能理解的。吴郡的陆襄,他的父亲陆闲遭到刑戮,陆襄终身穿布衣吃素餐,即便是生姜,如果用刀割过,他都不忍心食用；做饭只用手掐摘蔬菜供厨房之需。江宁的姚子笃,因为母亲是被火烧死的,所以他终身不忍心吃烤肉。豫章的熊康,父亲因酒醉后被奴仆杀害,所以他终身不再尝酒。然而礼是因为人的感情需要而设立的,情爱则可依据事理而断绝,假如父母亲因为吃饭噎死了,也不至于因此绝食吧。

《礼经》上讲：父亲留下来的书籍,母亲使用过的口杯,子女感受到上面有父母的气息,则不忍心阅读或使用。只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生前经常用来讲习,校对缮写以及专门使用的,有遗迹可引发哀思罢了。如果是经常用的书籍,以及各种日用品,哪能全部废弃呢?父母遗物既然不阅读使用,就不要让它们散失,应该封存保护,以留传给后代。

魏朝王修的母亲由于是在社日这天去世的,第二年的社日,王修感怀思念母亲,特别哀痛。邻居们听说这件事后,为此而停止了社日的活动。现在,父母亲去世的日子,如果正碰上伏祭、腊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些节日,以及忌日前后三天,忌日晦日的前后三天,除了忌日这天外,凡在上述的日子里,仍然应对父母亲感怀思慕,与别的日子有所不同,应该做到不参加宴饮、不听声乐以及不外出游玩。

刘縚、刘缓两兄弟,都是名人,他们的父亲名叫昭,所以两兄弟便一辈子都不写照字,只是按照《尔雅》用癈来代替。然而凡文字与人的正名相同,当然应该避讳；如行文中出现同音异字,就不应该全都避讳了。刘字的下半部分就有昭的音。吕尚的儿子如果不能写"上"字；赵壹的儿子如果不能写"一"字,便会一下笔就犯难,一写字就犯讳了。

人有忧患疾病,就呼喊天地父母,从古至今就是这样。现在的人讲究避讳,处处事事比古人来得严格。而江东的士族庶族,悲痛时就叫祢。祢是已故父亲的庙号,父亲在世不能叫庙号,父亲死后怎能随便呼叫他的庙号呢?《苍颉篇》中有癉字,《训诂》解释说："这是痛苦时发出的声音,发音是羽罪反。"现在北方人悲痛时就这样叫。《声类》注这个字的音是于耒反,现在南方有人要悲痛时就这样喊。这两个音随人们的乡俗而定,都是可行的。

梁朝被拘囚弹劾的官员,他的子孙弟侄们,都要赶赴朝廷的殿廷,在那里整整三天,免冠赤足,陈述请罪,如果子孙中有做官的,就主动请求解除官职。儿子们则穿上草鞋和粗布衣服,蓬头垢面,惊恐不安地守候在道路上,拦住主管官员,叩头流血,申诉冤枉。如果被发配去服苦役,他的儿子们就一起在官署门口搭上草棚,不敢在家中安居,一住就是十来天,官府驱逐,才退离。江南地区各位宪司弹劾某人,案情虽然不严重,但如果某人是因教义而受弹劾之辱,或者因此被拘囚而身死狱中,两家就会结下怨仇,子孙三代都不相往来。到洽当御史中丞的时候,开始想弹劾刘孝绰,到洽的哥哥到溉与刘孝绰关系友善,他苦苦规劝到洽不要弹劾刘孝绰而没能如愿,就前往刘孝绰处,流着泪与他分手。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皆非安全之道。古时候,天子穿上丧服去统领军队,将军凿一扇凶门然后由这里出征。某人的父祖伯叔如果在军队里,他就要自我约束,不谊参加奏乐、宴会以及婚礼冠礼等吉庆活动。如果某人被围困在城邑之中,他就应该是面容憔悴,除掉饰物器玩,总要显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模样。如果他的父母病重,那医生虽然年少位卑,他也应该向医生哭泣下拜,以此求得医生的怜悯。梁孝元帝在江州的时候,曾经生病,他的大儿子方等就亲自拜求过中兵参军李猷。

先前,周公宁愿随时中断沐浴、用餐,以接待来访的贫寒之士,一天之内曾经接待了七十多人。而晋文公以正在沐浴为借口拒绝接见下人头须,以致遭来"图反"的嘲笑。家中宾客不绝,这是古人所看重的。那些没有良好教养的家庭,看门人也没有礼貌,有的看门人在客人来访时,就以主人正在睡觉、吃饭或发脾气为借口,拒绝为客人通报,江南人家深以此事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被称作士大夫的楷模,假如他家中有这样的人,他会当着客人的面用棍子抽打。他的门子、童仆在接待客人的时候,进退礼仪,表情言辞,没有不严肃恭敬的,与主人没有任何区别。

评析《风操》篇论述了封建士大夫的门风节操。作者从传统的经学出发,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地论述了对孝、名讳、称谓等流行风尚的看法。作者认为讲究门风节操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但是为了个人的荣誉或者名声而废弃了公务,远离了庶物是非常不可取的,是值得批判的。

《颜氏家训》卷二 慕贤第七

古人说："一千年出一位圣人,已经近得像从早到晚那么快了；五百年出一位贤人,已经密得像肩碰肩一样了。"这是说圣人贤人稀少难得,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假如遇上世间少有的明达君子,怎能不攀附景仰呢?我出生在乱世,在兵荒马乱中长大,颠沛流离,所见所闻已经很多。遇上名流贤士,总是心醉魂迷地向往仰慕人家。人在年轻时候,精神性情都还没有定型,和那些情投意合的朋友朝夕相处,受到他们的熏渍陶染,人家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虽然没有存心去学,但是潜移默化之中,自然跟他们相似。何况操守德行和本领技能都是比较容易学到的东西呢?因此,与善人相处,就像进入满是芝草兰花的屋子中一样,时间一长自己也变得芬芳起来；与恶人相处,就像进入满是鲍鱼的店铺一样,时间一长自己也变得腥臭起来。墨子因看见人们染丝而感叹,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君子与人交往一定要慎重。孔子说："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像颜回、闵损那样的贤人,我们一生都难遇到!只要比我强的人,也就足以让我敬重了。

常人多有一种偏见：对传闻的东西很感兴趣,对亲眼所见的东西则很轻视；对远处的事物很感兴趣,对近处的事物却不放在心上。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如有谁是贤能之士,人们也往往对他轻慢侮弄,而不是以礼相待；而处在远方异土的人,凭着那么点名声,就能令大家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去朝思暮盼,那种心情好像比饥渴还难以忍受。他们绕有兴致地评说人家的优劣,不厌其烦地讲究人家的得失,好像那里的人不会如此似的。因此,鲁国的人称孔子为"东家丘"。先前,虞国的宫之奇年龄稍长于国君,国君就很轻视他,反而不能采纳他的意见,以致亡了国,这个教训不能不牢记在心。

采用了某人的意见却又抛弃了这个人,这种行为被古人认为是可耻的。凡采纳一个建议、办理一件事情,这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应该表明,不该窃取他人成果,当成自己的功劳。即使是地位低下的人,也必须要肯定他的功劳。窃取别人的钱财,会遭到刑罚的处置；窃取别人的成果,会遭到鬼神的谴责。

梁孝元帝以前在荆州时,他那里有一位叫丁觇的人,是洪亭人氏,非常爱好写文章,特别擅长草书和隶书；孝元帝的文书抄写,全都交给他去干。军府中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大多数小瞧他,耻于让自己的子弟去临习他的书法,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是："丁君写上十张纸,抵不上王褒几个字。"我十分喜爱他的墨迹,经常把它们珍藏起来。孝元帝曾经派典签惠编送文章给祭酒萧子云看,萧子云就问惠编："君王最近写有书信给我,还有他的诗歌文章,书法特别漂亮,那书写者实在是一个罕见的高手,他姓甚名谁?怎么会一点名声都没有呢?"惠编据实回答了。萧子云感叹道："没有哪个后生能与他相比,竟然没有得到世人所称道,也算是奇事一桩。"从此,听说此事的人才稍稍注意他。丁觇后来渐渐升任到尚书仪曹郎的位置,最后任晋安王侍读,随晋安王东下。等到江陵陷落的时候,那些文书信札一起散失了,丁觇没多久也在扬州逝世。过去轻视他的人,后来再想得到他的一纸墨迹也是不可能了。

齐朝文宣帝即位几年以后,便沉湎酒色,放纵恣肆,一点不顾及法纪。但他尚能将政事交给尚书令杨遵彦处理,所以朝廷内外,清静安宁,各种事务都能够得到妥善安排,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天保之朝结束。杨遵彦后来被孝昭帝杀害,国家的刑律政令从那以后就衰败了。斛律明月是齐朝安邦却敌的重臣,无罪被杀,军队将士因此而人心涣散,周国才产生了吞并齐国的欲望,关中一带人民一直到现在对他仍称赞不已。这个人用兵,岂止是千万人希望之所归而已啊!他的生死,维系着国家的存亡。

张延隽任晋州行台左丞时,辅助主将,镇守安抚疆界,储藏聚集物资,爱护救助百姓,其威严庄重仿佛可与一国相匹敌。那些卑鄙小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联合起来贬放逐谪他。取代了他之后,晋州一片混乱,周国军队一起兵晋,州城就先被平定。齐国败亡的迹象,就从此开始了。

评析《慕贤》篇,即阐述作者仰慕贤才的篇章。作者认为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应该多接触有德行的君子,在潜移默化之中,自己的性情会得到很好的陶冶,自己也会变得有德行。对于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平时一定要对他们尊敬,并且努力向他们学习。对古代的贤人如此,对身边德才兼备的人也要如此。

《颜氏家训》卷三 勉学第八

从古至今的那些圣明帝王,他们都必须勤奋学习,何况一个普通百姓呢!这类事在经书史书中随处可见,我也不想再多举例,姑且举近世紧要的事说说,以启发开导你们。现在士大夫的子弟,长到几岁以后,没有不受教育的,那学得多的,已学了《礼经》《春秋三传》。那学得少的,也学完了《诗经》《论语》。待到他们成年,体质性情逐渐成形,趁这个时候,就要加倍地对他们进行训育诱导。他们中间那些有志气的,就可以经受磨炼,以成就其清白正大的事业,而那些没有操守的,从此懒散起来,就成了平庸的人。人生在世,应该从事一定的工作：当农民的就要计划耕田种地,当商贩的就要商谈买卖交易,当工匠的就要精心制作各种用品,当艺人的就要深入研习各种技艺,当武士的就要熟悉骑马射箭,当文人的就要讲谈讨论儒家经书。我见到许多士大夫耻于从事农业商业,又缺乏手工技艺方面的本事,让他射箭连一层铠甲也射不穿,让他动笔仅仅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整天酒足饭饱,无所事事,以此消磨时光,以此了结一生。还有的人因祖上的荫庇,得到一官半职,便自我满足,完全忘记了学习的事,碰上有吉凶大事,议论起得失来,就张口结舌,茫然无知,如坠云雾中一般。在各种公私宴会的场合,别人谈古论今,赋诗明志,他却像塞住了嘴一般,低着头不吭声,只有打哈欠的份儿。有见识的旁观者,都替他害臊,恨不能钻到地下去。这些人又何必吝惜几年的勤学,而去长受一生的愧辱呢!

梁朝全盛之时,那些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以致当时的谚语说："登车不跌跤,可当著作郎；会说身体好,可做秘书官。"这些贵族子弟没有一个不是以香料熏衣,修剃脸面,涂脂抹粉的；他们外出乘长檐车,走路穿高齿屐,坐在织有方格图案的丝绸坐褥上,倚靠着五彩丝线织成的靠枕,身边摆的是各种古玩,进进出出派头十足,看上去好像神仙模样。到明经答问求取功名的时候,他们就雇人顶替自己去应试,在三公九卿列席的宴会上,他们就借别人之手来为自己作诗,在这种时刻,他们倒显得像模像样的。等到动乱来临,朝廷变迁革易,考察选拔官吏时,不再任用过去的亲信,在朝中执掌大权的,再看不见过去的同党。这时候,这些贵族子弟们靠自己不中用,想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又没有本事。他们只能身穿粗布衣服,卖掉家中的珠宝,失去华丽的外表,露出无能的本质,呆头呆脑如同一段枯木,有气无力像条快要干涸的流水,在乱军中颠沛流离,最后抛尸于荒沟野壑之中,在这种时候,这些贵族子弟就完完全全成了蠢材了。有学问有手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站稳脚跟。自从兵荒马乱以来,我见过不少俘虏,其中一些人虽然世世代代都是平民百姓,但由于懂得《孝经》《论语》,还可以去给别人当老师；而另外一些人,虽然是年代久远的世家大族子弟,但由于不会动笔,结果没有一个不是去给别人耕田养马的。由此看来,怎么会不努力学习呢?如果能够经常保有几百卷书籍,就是再过一千年也始终不会沦为平民百姓的。

通晓"六经"旨意,涉猎百家著述,即使不能增强道德修养,劝勉世风习俗,也仍然不失为一种才艺,可借此自我充实。父亲兄长是不能够长期依赖的,家乡邦国是不能够常保无事的,一旦流离失所,没有人来庇护周济你时,就需要自己设法了。俗话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容易学习而又可致富贵的本事,无过于读书了。世人不管他是愚蠢还是聪明,都希望认识的人多,见识的事广,但却不肯去读书,这就有如想要饱餐却懒于做饭,想得身暖却懒于裁衣一样。那些读书人,从伏羲、神农的时代以来,在这世界上,共认识了多少人,见识了多少事,对一般人的成败好恶,他们看得很清楚,这固然不必再说,就是天地鬼神的事,也是瞒不过他们的。

有客人对我发问说："那些手持强弓长戟,去诛灭罪恶之人,安抚黎民百姓,以此博取公侯爵位的人,我认为是有的；那些阐释礼仪,研习吏道,匡正时尚,使国家富足,以此博取卿相职位的人,我认为是有的；而那些学问贯通古今,才能文武兼备,却身无俸禄官爵,妻子儿女挨饿受冻的人,却是数也数不清,照此说来,哪里值得对学习那么看重呢?"我回答他说："一个人的命运是困厄还是显达,就如同金、玉与木、石；研习学问,就好比琢磨金、玉,雕刻木、石。金、玉经过琢磨,就比矿、璞来得更美,木、石截成段敲成块,就比经过雕刻来的丑陋,但怎么能说经过雕刻的木、石就胜过未经琢磨的金、璞呢?因此,不能以有学问的人的贫贱,去与那无学问的人的富贵相比。况且,那些披挂铠甲去当兵,口含笔管充任小吏的人,身死名灭者多如牛毛,脱颖而出者少如灵芝草；如今,勤奋攻读,修养品性,含辛茹苦而没有任何益处的人就像日食一样少见,而闲适安乐,追名逐利的人却像秋荼那样繁多,哪能把二者相提并论呢。况且我又听说：生下来就懂得事理的是上等人,通过学习才明白事理的是次一等的人。人之所以要学习,就是想使自己知识得到丰富,明白通达。如果说一定有天才存在的话,那就是出类拔萃的人,作为将军,他们暗中具备了与孙武、吴起相同的军事谋略；作为执政者,他们先天就获得了管仲、子产的政教才干。虽然他们从未读过书,我也要说他们是有学问的。现在您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又不去师法古人的所作所为,那就好比蒙着被子睡大觉,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们看见邻居、亲戚中有出人头地的人物,懂得让自己的子弟欣慕他们,向他们学习,却不明白让自己的子弟向古人学习,这是多么无知啊。一般人只看见当将军的跨骏马,披铠甲,手持长矛强弓,就说我也能当将军；却不懂得了解天时的阴晴寒暑,分辨地理的险易远近,比较权衡逆境顺境,审察把握兴盛衰亡的种种奥妙。一般人只知道当宰相的秉承旨意,统领百官,为国积财储粮,就说我也可以当宰相；却不知道侍奉鬼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贤举能的种种周到细致。一般人只知道私财不落腰包,公事及早办理,就说我也可以管理好百姓；却不知道诚恳待人,为人楷模,治理百姓,如驾车马,止风灭火,消灾免难,化鸱为凤,变恶为善的种种道理。一般人只知道遵循法令条律,判刑赶早,赦免推迟,就说我也可以秉公办案；却不知道同辕观罪、分剑追财,用假言诱使诈伪者暴露,不用反复审问而案情自明这种种深刻的洞察力。推而广之,甚至那些农夫、商贾、工匠、童仆、奴隶、渔民、屠夫、喂牛的、放羊的,他们中间都有在德行学问上堪为前辈的人,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广泛地向这些人学习,对事业是不无好处的。

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能力,以利于自己的行动。对那些不懂得奉养父母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体察父母心意,按父母的意愿办事；轻言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谈话；怎样不怕劳苦,为父母弄到香甜软嫩的食品；使他们看了之后感到畏惧惭愧,起而效法古人。对那些不懂得怎样侍奉国君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怎样笃守职责,不侵凌犯上；怎样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性命；怎样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忘自己忠心进谏的职责；使他们看了之后痛心疾首地对照自己,进而想去效法古人。对那些平时骄横奢侈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怎样恭谨俭朴,节约费用；怎样以谦卑自守,以礼让为政教之本,以恭敬为立身之根,使他们看了之后震惊变色,自感若有所失,从而端正态度,抑制那骄奢的心意。对那些平时浅薄吝啬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怎样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怎样周济鳏寡孤独,体恤贫民百姓。使他们看了之后脸红,产生懊悔羞耻之心,从而做到既能积财又能散财。对那些平时暴虐凶悍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怎样小心恭谨,自我约束,懂得齿亡舌存的道理；怎样宽仁大度,尊重贤士,容纳众人。使他们看了之后气焰顿消,显出谦恭退让的样子来。对那些平时胆小懦弱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无牵无碍,听天由命,如何强毅正直,说话算数,如何祈求福运,不违祖道。使他们看了之后能奋发振作,无所畏惧。以此类推,各方面的品行都可以采取以上方式来培养,即使不能使风气淳正,也可以去掉那些偏离道德规范的不良行为。从学习中所获取的知识,没有什么地方不可运用。然而现在的读书人,只知空谈,不能行动,忠孝谈不上,仁义也欠缺,再加上他们审断一桩官司,不一定了解了其中道理,主管一个千户小县,不一定亲自管理过百姓；问他们怎样造房子,不一定知道楣是横着放而癦是竖着放；问他们怎样种田,不一定知道高粱要早下种而黍子要晚下种。整天只知道吟咏歌唱,谈笑戏谑,写诗作赋,悠闲自在,迂阔荒诞,对治军治国则毫无办法,所以他们被那些武官俗吏嗤笑辱骂,确实是有原因的。

人们学习是为了用它得到好处。我看见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起来,冒犯长者,轻慢同辈。大家仇视他好比对仇敌一般,厌恶他好比对鸱枭那样的恶鸟一般。像这样用学习给自己招来损害,还不如不要学习。

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充实自己,以弥补自身的缺乏；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只能夸夸其谈。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广利大众,推行自己的主张以造福社会；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自身需要,涵养德行以求仕进。求学就像种果树一样,春天可以观赏它的花朵,秋天可以收取它的果实。讲论文章,这就好比赏玩春花；修身利行,这就好比摘取秋果。

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大成人以后,思想容易分散,所以,对孩子确实需要及早教育,不可坐失良机。我在七岁的时候,背诵《灵光殿赋》,直到今天,隔十年温习一次,仍然不会遗忘。二十岁以后,所背诵的经书,搁置在那里一个月,便到了荒废的地步。当然,人总有困厄的时候,壮年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仍然应当在晚年时抓紧时间进行学习,不可自暴自弃。孔子说："五十岁时学习《易》,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魏武帝、袁遗,他俩到老年时学习的兴趣愈加浓厚,这些都是年轻时勤奋学习直到老年也不厌倦的例子。曾子十七岁时才开始学习,最后名闻于天下；荀卿五十岁才开始到齐国游学,仍然成了大学者；公孙弘四十多岁才开始读《春秋》,靠这学问后来终于当上了丞相；朱云也是四十岁才开始学习《易经》《论语》的,皇甫谧二十岁才开始学习《孝经》《论语》,他们最后都成了大学者。这些都是早年沉迷而晚年醒悟的例子。普通人如果到成年以后还未开始学习,就说晚了晚了,就这样拖拖拉拉过日子,好像面对着一堵墙壁什么也看不见,也可算是愚蠢的了。从小就开始学习的人,就如同太阳初升时的光芒；到老来才开始学习的人,就如同手持蜡烛在夜间行走,但总比那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人强。

学习风气的兴盛或衰败,随世道变迁而变化。汉朝时代的贤士俊才们,都靠精通一部经书来发扬光大圣人之道,上知晓天命,下贯通人事,他们中凭着这个特长而获取卿相职位的人可多了。汉末风气改变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了,读书人都空守章句之学,只知道背诵老师讲过的现成话,如果靠这些东西来处理实际事务,我看大概不会有什么用处。因此,后来的士大夫子弟读书都以广泛涉猎为贵,不肯专攻一经。梁朝从皇孙以下,在儿童时就一定先让他们入学读书,观察他们的志尚,到步入仕途的年龄后,就去参与文官的事务,没有一个是把学业坚持到底的。既当官又能坚持学业的,则有何胤、刘瓛、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縚等人,这些人文笔也很在行,不光是只能口头讲讲而已。在洛阳城,我还听说有崔浩、张伟、刘芳三人的大名,邺下那里还有位邢子才：这四位学者,虽然都较为喜好经术,但也以才识广博擅名。像以上的各位贤士,原本就该是为官者中的上品,除此之外就大都是些村夫庸人,这些人语言鄙陋,风度拙劣,互相之间固执己见,任何事也干不了,你问他一句话,他就会答出几百句,若要问他其中的意旨究竟是什么,他大概一点也摸不到边。邺下有谚语说："执教的人上市去买驴,契约写了三大张,不见写出个驴字。"如果让你以这种人为师,岂不会使人丧气。孔子说："去学习吧,你的俸禄就在其中了。"而今这些人却在那些毫无益处的事情上下工夫,这恐怕不是正经行当吧。圣人的书,是用来教育人的,只要能熟读经文,精通注文之义,使之对自己的言行经常提供些帮助,也就足以在世上为人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要写它两张纸的疏文来解释呢,你说"居"指闲居之处,他说"居"指讲习之所,现在又有哪个能够亲见?在这种问题上,争个你输我赢,难道会有什么好处吗?光阴可惜,就像那逝去的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应当广泛阅读书中那些精要之处,以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帮助。如果你们能把博览与专精结合起来,那我就非常满意,再无话可说了。

世间的读书人,不去广泛涉猎群书,除了读各种经书和纬书外,就是学学解释这些经典的注疏而已。我刚到邺城时,与博陵的崔文彦交游,我和他曾谈起《王粲集》中关于王粲责难郑玄《尚书注》的事,崔文彦转而给几位读书人谈起此事,刚要开口,就被他们责难说："文集中只有诗、赋、铭、诔等类文体,难道会论及有关经书的事吗?况且在先儒之中,也没听说过王粲这人啊。"崔文彦笑了笑便告辞了,终究未把《王粲集》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任上时,与各位博士议及有关宗庙之事,并引《汉书》为据,众博士笑着说："我们没有听说过《汉书》可以证验经学的。"魏收很脑火,一句话也不再说,把《汉书》中的《韦玄成传》扔给他们,就起身退出了。众博士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共同翻检此书,第二天才来道歉说："想不到韦玄成还有这等学问啊。"

老子、庄子他们的书,都是在讲怎样保持本真性情、修养超然品性的,所以他们不会因为身外之物而牵累自己,使自己过得不开心。老子心甘情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最后又悄无声息地隐身于沙漠之中；庄子则干脆隐居漆园当一个小官,后来楚成王邀请他做相,可是他却不领情。他们俩都是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的人啊。后来,像何晏、王弼等,他们也宣讲道教的教义。那个时候的人,就好比影子伴随形体、草木随风倒一般,大家都以神农、黄帝的教化来装扮自己,至于周公、孔子的礼教等就无人问津了。可是何晏因为攀附曹爽而遭杀身之祸,这是碰到了贪婪的网上；王弼傲视周围,小看他人而遭到怨恨,这是掉进了好胜的陷阱；山涛由于贪财吝啬而遭到世人非议,这是违背了聚敛的越多失去的越多的古训；夏侯玄以非凡的才能和声望而招致被害,这是因为他还没有从庄子支离和臃肿大树的寓言中吸取教训：无用之才能够保全自己；荀粲因丧妻而伤心致死,说明他还不具有庄子丧妻击缶而歌的超脱情怀；王衍因丧子而痛不欲生,这和东门吴达观地面对丧子之痛有着天壤之别；嵇康因清高而命丧黄泉,说明他还没有做到"和其光,同其尘"；郭象因声名显赫而成为达官贵人,最终也没有做到甘于人后；阮籍纵酒迷乱,违背了险途应该小心谨慎的古训；谢鲲因贪污而遭罢官,这是他没有遵守节制物欲的宗旨。以上的这些人,都是所谓的玄学中的领袖人物。至于那些在尘世污秽、名利官场之中毫无自由可言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无非拿老、庄书中的一些清谈雅论什么的,剖析一下其中的玄妙之处,宾主之间相互问答取娱,贪图一时的快乐,这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有什么用呢?到了梁朝,这种崇尚道教的风气又开始流行,那个时候兴玄学,《庄子》《老子》《周易》被人们称为"三玄"。这个东西,就连梁武帝和简文帝都亲自加以讲论。周弘正奉君王之命讲解如何以道教治国的大道理,偏远小城镇的人都来听讲,有时听讲的人达数千,真是盛况空前。后来元帝在江陵、荆州的时候,也对玄学乐此不疲,还召集学生亲自给他们讲解,以至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在身心疲惫、忧愁烦闷的时候,也会拿玄学来自我减压。我当时偶尔也会在末位听讲,有幸聆听元帝的教诲,这对于我这个天资愚笨的人来说,并没有特别的获益。

北齐的孝昭帝护理病中的娄太后,因此而脸色憔悴,饭量与日减少。徐之才用艾炷炙太后的两个穴位,太后疼痛忍无可忍,孝昭帝让母亲握住自己的手以代痛,指甲嵌入掌心,以致血流满手。太后的病终于痊愈,而孝昭帝却积劳成疾,没多久就去世了,临终留下遗诏说：他遗憾的是不能够为娄太后操办后事,以尽到最后的孝心。他这人的天性是这样的孝顺,而不懂得忌讳却又到如此地步,这确实是不学习造成的。他如果从书中看到过有关古人讽刺那盼望母亲早死以便痛哭尽孝的人的记载,就不会在遗诏中说出那样的话了。孝为百行之首,尚且需要通过学习去培养完善,更何况其他的事呢!

梁元帝曾经对我说："我过去在会稽郡的时候,年龄才十二岁,就已经喜欢学习了。当时我身患疥疮,手不能握拳,膝不能弯曲。我在闲斋中挂上葛布制成的帐子,以避开苍蝇独坐,身边的小银盆内装着山阴甜酒,不时喝上几口,以此减轻疼痛。这时我就独自随意读一些史书,一天读二十卷,既然没有老师传授,就经常会有一个字不认识,或一句话不能够理解的情况,这就需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感到厌倦。"元帝以帝王之子的尊贵,以孩童的闲适,尚且能够用功学习,何况那些希望通过学习以求显达的小官吏呢?

先前的勤学者,有用锥子刺大腿以防止瞌睡的苏秦；有投斧于高树、下决心到长安求学的文党；有映雪勤读的孙康；有用袋子收聚萤火虫用来照读的车武子；汉代的常林耕种时也不忘带上经书；还有个路温舒,在放羊的时候就摘蒲草截成小简,用来写字。他们也都可以算是能勤奋学习的人。梁朝彭城的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从小死了父亲,家境贫寒,无钱购买灯烛,就买来荻草,把它的茎折成尺把长,点燃后照明以作夜读。梁元帝在任会稽太守的时候,精心选拔官吏,刘绮以他的才华当上了太子府中的国常侍兼记室,很受尊重,最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义阳的朱詹,世居江陵,后来到了建业。他非常勤学,家中贫穷无钱,有时连续几天都不能生火煮饭,就经常吞食废纸充饥。天冷没有被盖,就抱着狗睡觉。狗也非常饥饿,就跑到外面去偷东西吃,朱詹大声呼唤也不见它归家,哀声惊动邻里。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荒废学业,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元帝所尊重。朱詹之所为,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这也是一个勤学的典型。东莞人臧逢世,二十多岁的时候,想读班固的《汉书》,但苦于借来的书自己不能长久阅读,就向姐夫刘缓要来名片、书札的边幅纸头,亲手抄得一本。军府中的人都佩服他的志气,后来他终于以研究《汉书》出了名。

北齐时有位太监叫田鹏鸾,他本是少数民族。年纪有十四五岁。当初当宫禁的阍寺时,就知道好学,身上带着书,早晚诵读。虽然他所处的地位很是低下,工作也很辛苦,但依然能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四处拜师求教。每次到文林馆,气喘汗流,除了询问书中不懂的地方外,顾不得讲其他的话。每当他从书中看到古人讲气节、重义气的事,就特别激动,连声赞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很喜欢他,对他倍加开导勉励。后来他得到皇帝的赏识,赐名为敬宣,职位到了侍中开府。齐后主逃奔青州的时候,派他往西边去观看动静,被北周军队俘获。周军问他后主在什么地方?田鹏鸾欺骗他们说："已走了,恐怕已经出境了。"周军不相信他的话,就殴打他,企图使他屈服；他的四肢每被打断一条,声音和神色就越是严厉,最后终于被打断四肢而死。一位少数民族的少年,尚且能够通过学习变得如此忠诚,北齐的将相们,比敬宣的奴仆都不如啊。

邺城被北周军队平定之后,我们被流放到关内。那时思鲁曾经对我说："我们在朝廷没人当官,家里也没有积财,我应当尽力干活赚钱,以此尽供养之责。现在,我却时时被督促检查功课,致力于经史之学,您难道不知道我这做儿子的,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安心学习吗?"我教诲他说："当儿子的固然应当把供养的责任放在心上,当父亲的却应当把子女的教育作为根本大事。如果让你放弃学业去赚取钱财,使我丰衣足食,那么,我吃起饭来怎么能够感到香甜,穿起衣来怎么能够感到温暖呢?如果你能够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我们家世的基业,那么,我纵使吃粗茶淡饭,穿麻布衣衫,也心甘情愿。"

《书经》上说："喜欢提问则知识充足。"《礼经》上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共同商讨,就会孤陋寡闻。"看来,学习需要相互共同切磋,彼此启发,这是很明白的了。我就见过不少闭门读书,自以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谬言的人。《谷梁传》叙述公子友与莒挐两人相搏斗,公子友左右的人呼叫"孟劳"。孟劳是鲁国宝刀的名称,这个解释也见于《广雅》。最近我在齐国,有位叫姜仲岳的说："孟劳是公子友左右的人,姓孟,名劳,是位大力士,为鲁国人所爱重。"他和我苦苦争辩。当时清河郡守邢峙也在场,他是当今的大学者,帮助我证实了孟劳的真实含义,姜仲岳才红着脸认输了。此外,《三辅决录》上说："汉灵帝在宫殿柱子上题字：'堂堂乎张,京兆田郎。'"这是引用《论语》中的话,而对以四言句式,用来品评京兆人田凤。有一位才士,却解释成："当时张京兆及田郎二人都是相貌堂堂的。"他听了我的上述解释后,开始十分惊骇,后来又对此感到惭愧懊悔。江南有一位权贵,读了误本《蜀都赋》的注解,"蹲鸱,芋也",芋字错作"羊"字。有人馈赠他羊肉,他就回信说："谢谢您赐我蹲鸱。"满朝官员都感到惊骇,不了解他用的是什么典故,经过很长时间查到出典,才明白是这么回事。魏元氏在位的时候,洛京一位有才学而位居重要职务的大臣,他新近得到一本《史记音》,而内中错谬很多,给"颛顼"一词错误地注音,顼字应当注音为许录反,却错注为许缘反,这位大臣就对朝中官员们说："过去一直把颛顼误读成'专旭',应该读成'专翾'。"这位大臣名气早就很大,他的意见大家当然一致赞同并照办。直到一年后,又有大学者对这个词的发音苦苦地研究探讨,才知道谬误所在。《汉书·王莽赞》说："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是说王莽以假乱真。过去我曾经和别人谈论书籍,其中谈到王莽的模样,有一位聪明能干的人,自夸通晓史学,名誉身价很高,却说："王莽不但长得鹰目虎嘴,而且有着紫色的皮肤,青蛙的嗓音。"此外,《礼乐志》上说："给太官挏马酒。"李奇的注解是："以马乳为酒也,揰挏乃成。""揰挏"二字的偏旁都从手。所谓揰挏,这里是说把马奶上下捣击,现在做奶酒也是用这种方法。刚才提到的那位聪明人又认为李奇注解的意思是：要等种桐树之时,太官酿造的马酒才熟。他的学识浅陋竟到了这个地步。太山的羊肃,也称得上有学问的人,他读潘岳赋中"周文弱枝之枣"一句,把"枝"字读作"杖"策的杖字；他读《世本》中"容成造历"一句,把"历"字认作碓磨的"磨"字。

谈话写文章,援引古代的事物,必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学来的,而不要相信耳朵所听来的。江南乡里间,有些士大夫不事学问,又羞于被视为鄙陋粗俗,就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拿来装饰门面,以显示高雅博学。比如：把徵质呼为周、郑,把霍乱叫做博陆,上荆州一定要说成是上陕西,下扬都就说是去海郡,谈起吃饭就说是皀口,提到钱就称之为孔方,问起迁移之处就讲成楚丘,谈论婚姻就说成宴尔,讲到姓王的人没有不称为仲宣的,谈起姓刘的人没有不呼作公干的。这类"典故"大约一二百个,士大夫们前后相承,一个跟着一个学。如果向他们问起这些"典故"的缘由,却没有一个回答得出来；用之于言谈文章,常常是不伦不类。庄子有乘时鹊起的说法,因此谢胱的诗中就说："鹊起登吴台。"我有一位表亲,作的一首《七夕》诗又说："今夜吴台鹊,亦共往填河。"《罗浮山记》上说："望平地树如荠。"所以戴皉的诗就说："长安树如荠。"而邺下有一个人的《咏树》诗又说："遥望长安荠。"我还曾经见过有人把矜诞解释为夸毗,称高年为富有春秋,这些都是"耳学"造成的错误。

文字,这是书籍的根本。世上求学之人,大多都没有把字义弄通：通读《五经》的人,肯定徐邈而非难许慎；学习赋诵的人,信奉褚诠而忽略吕忱；崇尚《史记》的人,只对徐野民、邹诞生的《史记音义》这类书感兴趣,却废弃了对篆文字义的钻研；学习《汉书》的人,喜欢应邵、苏林的注解而忽略了《三苍》《尔雅》。他们不懂得语音只是文字的枝叶,而字义才是文字的根本。以致有人见了服虔、张揖有关音义的书就十分重视,而得到同是这两人写的《通俗文》《广雅》却不屑一顾。对同出一人之手的著作,居然这样厚此薄彼,何况对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著作呢?

求学的人都以博闻为贵。他们对于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都希望追根问底,找出其源头来；但对于文字,却漫不经心,自家的姓名,也往往出现谬误,即使不出错的,也不知道它的由来。近代有些人为孩子起名字：兄弟几个的名字都用山作偏旁,内中就有取名为峙的；兄弟几个的名字都用手作偏旁,内中就有取名为皌的；兄弟几个的名字都用水作偏旁,内中就有取名为凝的。在那些知名的大学者中,这类例子很多。如果他们知道这与晋平公的乐工听不出钟的乐音不协调是一回事的话,就会感到这是多么可笑。

我曾经跟从北齐文宣帝去到并州,从井陉关进入上艾县,从那里往东几十里,有一个猎闾村。后来,百官又在晋阳以东百余里的亢仇城旁接受马粮。大家都不知道上述两个地方原本是哪里,博求古今书籍,都没有弄明白。直到我翻检《字林》《韵集》这两本书,才知道猎闾原来就是过去的皒馀聚,亢仇就是皔皕亭,它们都属于上艾县。当时太原的王劭想撰写乡邑记注,我把这两个旧地名说给他听,他非常高兴。

我开始读到《庄子》中"皗二首"这一句时,发现《韩非子》上面说："动物中有叫皗的,一个身体两张口,为了争夺食物而互相咬皘,终于导致彼此残杀。"我茫茫然不知道这个"皘"字是什么意思,遇到人就问,却没有一个答得上的。按：《尔雅》等书上说,蚕蛹名皗,但蚕蛹又不是那种有两个头两张口贪婪有害的动物。后来见了《古今字诂》,才明白这也就是古代的"虺"字,我多年来积滞在胸中的难题,一下子如同大雾一样散开了。

我曾经游赵州,见到柏人城北面有一条小河,当地人也不理解它的名字。后来我读了城西门徐整写的碑文,上面说："癗流东指。"大家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我查阅了《说文解字》,这个"癗"字就是古"魄"字,癗,水浅的意思。这条河从汉代以来就没有名字,只是把它当做一条浅浅的河流看待,或许应当就用这个"癗"字给它命名吧?

世上的书信,内中多有"勿勿"这个词语,历来延续都是如此,却不知道它的根由,有人乱下结论说这就是"忽忽"的残缺。按：《说文》上说："勿,是乡里所树立的旗帜,这个字像旗杆和旗帜末端三条飘带的形状,是用来催促民事的。因此就把匆忙急迫称为勿勿。"

我在益州的时候,和几个人在一起闲坐,天刚放晴,阳光很明亮,我见到地上有些小的光亮点,就问左右的人："这是什么东西?"有一蜀地的童仆靠近看了看,回答说："是豆逼。"大家听了惊讶地互相看着,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我叫他拿过来,原来是粒小豆。我曾经一一询问过蜀地的人,都把"粒"叫做"逼",当时没有谁能解释这中间的道理。我就说："《三苍》《说文》中,这个字就是'白'下加'匕',都解释为粒,《通俗文》注音作方力反。"大家高兴地领悟了。

愍楚的连襟窦如同从河州来,他在那边得到一只青色的鸟,把它驯养起来,喜欢地玩赏,所有的人都叫这只鸟为鹖。我说："鹖出在上党,我曾经多次见过,它的羽毛的颜色全都是黄黑色,没有杂乱的颜色。因此曹植的《鹖赋》说："鹖举起它那黄黑色的有力的翅膀。"我试着翻检《说文》,上面说："鹖雀像鹖而毛色是青的,出产在羌中。"《韵集》的注音为"介"。这个疑问顿时就解除了。

梁朝有位叫做蔡郎的忌讳"纯"字,他既然不事学习,就把莼菜称作露葵。那些不学无术之徒,也就一个跟着一个模仿。承圣年间,朝廷派一位士大夫出使齐国,齐国的主客郎李恕在席间问这位梁朝的使者说："江南有露葵吗?"使者回答说："露葵就是莼菜,那是水泊中生长的。您今天吃的是绿葵菜。"李恕也是有学问的人,只是还不了解对方的深浅,猛一听见这话也就没有办法去核实推究了。

思鲁等人的姨夫彭城的刘灵,曾经和我同坐闲谈,他的几个孩子在旁边陪伴。我问儒行、敏行说："凡与你们父亲名字同音的字,它的数目是多少,你们都能认识吗?"他们回答说："没有探究过这个问题,请您指教提示一下。"我说："凡是像这一类的字,如果平时不预先研究翻检,忽然见到又不认识,拿去问错了人,反而会被无赖所欺骗,可不能满不在乎啊。"于是我就给他们解说这个问题,一共说出了五十多个字。刘灵的几个孩子感叹道："想不到会有这样多!"如果他们竟然一点不了解,那也确实是怪事。

考核订正书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从扬雄、刘向开始,他们才可谓是胜任这个工作了。天下的书籍没有看遍,就不能任意改动书籍上的文字。书籍上的文字,有时那个本子认为是错误的,这个本子又认为是正确的；有时,开头的本子是相同的,后来的本子却又出现分歧；有时,两个本子的同一处文字都不够妥当,因此不可以偏信一个方面。

评析《勉学》篇是全书中非常重要的一章,以其极为丰富的内容,语重心长地讲述了"人生在世,会当有业"的道理。同时,作者对当时的士族子弟不务学业,自身没有能力,仅仅凭借门第而猎取高位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于他清醒地认识到门阀制度的弊端,因此他对孩子进行了谆谆教诲：工、农、士、商、兵各行都是学问,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轻视。行业不分贵贱,任何技艺学好了都可以安身立命,否则就可能家败人亡。作者还提出了具体的学习方法和一些为人处世的观念。

《颜氏家训》卷四 文章第九

文章都来自于《五经》：诏、命、策、檄,是从《书》中产生的；序、述、论、议,是从《易》中产生的；歌、咏、赋、颂,是从《诗》中产生的；祭、祀、哀、诔,是从《礼》中产生的；书、奏、箴、铭,是从《春秋》中产生的。朝廷中的典章制度,军队里的誓、诰之词,传布显扬仁义,阐发彰明功德,统治人民,建设国家,这文章的用途是各种各样的。至于以文章陶冶情操,或对旁人婉言劝谏,进入那种异样的审美感受,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在奉行忠孝仁义尚有过剩精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学学写这类文章。但是从古至今,文人多陷于轻薄：屈原表露才华,自我宣扬,显现暴露国君的过失；宋玉相貌艳丽,被当做俳优对待；东方朔言行滑稽,缺乏雅致；司马相如攫取卓王孙的钱财,不讲究节操；王褒私入寡妇之门,在《僮约》一文中自我暴露；扬雄作《剧秦美新》歌颂王莽,其品德因此遭到损害；李陵向外族俯首投降；刘歆在王莽的新朝反复无常；傅毅投靠依附权贵；班固剽窃他父亲的《史记后传》；赵壹为人过分骄傲；冯衍因秉性浮华屡遭压抑；马融谄媚权贵遭致讥讽；蔡邕与恶人同遭惩罚；吴质在乡里仗势横行；曹植傲慢不羁,触犯刑法；杜笃向人索借,不知满足；路粹心胸过分狭隘；陈琳确实粗枝大叶；繁钦不知检点约束；刘桢性情倔犟,被罚做苦工；王粲轻率急躁,遭人嫌弃；孔融、祢衡放诞倨傲,导致杀身之祸；杨修、丁廙鼓动曹操立曹植为太子,反而自取灭亡；阮籍蔑视礼教,伤风败俗；嵇康盛气凌人,不得善终；傅玄负气争斗,被罢免官职；孙楚恃才自负,冒犯上司；陆机违反正道,自走绝路；潘岳唯利是图,不知进退,以致遭到伤害；颜延年意气用事,遭到废黜；谢灵运空放粗略,扰乱朝纪；王融凶恶残忍,咎由自取；谢朓对人轻忽傲慢,因而遭到陷害。以上这些人,都是文人中出类拔萃之辈,不能一一全都记载下来,大致就是这样吧。至于帝王,有时也难幸免。过去身为天子而有才华的,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数人,他们都受到世人的议论,并不是具有美德的君主。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这类人,有盛名而又能避免过失的,不时也可听到,但他们中间遭受祸患的还是占有大多数。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推究其中所蕴涵的道理,文章的本质,就是揭示兴味,抒发性情,容易使人恃才自夸,因而忽视操守,却勇于进取。现代的文人,这个毛病愈加深切,他们若是一个典故用得快意妥当,一句诗文写得清新奇巧,就神采飞扬直达九霄,心潮澎湃雄视千载,独自吟诵独自叹赏,不觉世上还有旁人。更加上言辞所造成的伤害,比矛、戟等武器犹为惨酷,讽刺带来的灾祸,比狂风闪电还要迅速,你们应该特别加以防备,以保大福。

做学问有敏捷与迟钝的差别,写文章有精巧与拙劣的差别。学问迟钝的人不断努力,能够达到精通熟练；文章拙劣的人尽管反复钻研思考,其文章还是难免粗野鄙陋。只要能成为有学之士,也足以在世上为人了。如的确是缺乏写作天分,就不要勉强去握笔杆子。我看世上某些人,一点没有才思,却自称他的文章清丽华美,把他那些丑陋拙劣的文章到处传布,这种人也太多了,江南一带将这种人称为詅痴符。最近在并州有一位士族,喜欢写一些可笑的诗赋,与邢邵、魏收诸公开玩笑,大家共同来嘲弄这位士族,假意赞美他的诗赋,这位士族信以为真,就杀牛筛酒,请客招延声誉。他的妻子是一位明白事理的人,哭着劝他不要这样做。这位士族叹息说："我的才华不被妻子所认可,何况陌生人呢!"至死也没有觉悟。自己能了解自己才可算得上聪明,这确实不容易啊。

学习写文章,应该先找亲友征求一下意见,经过他们的批评鉴别,知道可以在社会上传播了,然后才可脱稿；注意不要由着性子自作主张,以免被他人耻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人哪里说得完,但能够达到宏丽精美这种地步的,也就不过几十篇而已。只要写出的文章不脱离它应有的结构规范,词意可观,就可谓是才士了。一定要使自己的文章做到惊动众人,气盖当世,怕也只有等黄河的水变清才有可能吧!

不屈身于两个王朝,这是伯夷、叔齐的气节；对任何君主都可侍奉,这是伊尹、箕子的道理。自春秋以来,士大夫家族流亡奔窜,邦国被吞并灭亡,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名分了。然而君子之间交情断绝,相互不出辱骂之声,一旦屈膝侍奉于人,怎么可以因为他的存亡而改变初衷呢?陈孔璋在袁绍手下撰文,就把曹操称为豺狼；在魏国那儿草檄,就把袁绍看做蛇蝎。因为这是受当时君主之命,自己不能做主,但这也算是名人的大毛病了,应该从容地斟酌一下。

齐朝有位叫做席毗的人,是位清明干练之士,官做到行台尚书。他讥笑鄙视文学,嘲讽刘逖说："你辈的辞藻,好比那荣华,只能供片刻观赏,并不是栋梁之才；哪里能够比得上我辈这样的千丈松树,尽管经常有风霜侵袭,也不会凋零憔悴呀!"刘逖回答他说："既是耐寒的树木,又能开放春花,如何呢?"席毗笑着说："那敢情好啦!"

凡是写文章,就好比人乘良马一样,良马虽然很有俊逸之气,但应该用衔和勒来控制它,不要让它错乱轨迹,肆意而行以致落到以身体填充沟壑的地步。

文章应该做到以义理情致为心肾,以气韵才调为筋骨,以运用的典实为皮肤,以华丽词句为服饰。现在的人继承前人的写作传统,都是趋向枝节,丢弃根本,所写文章大都存有轻浮华艳,文辞与义理相互比较,则文辞优美而义理薄弱；内容与才华相互争胜,则内容繁杂而才华亏损。那放纵不羁者的文章,流利酣畅却偏离了文章的意旨,那深究琢磨者的文章,材料堆砌却文采不足。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你们怎么能够独自避免呢?你们只要做到所写文章不过分,不走极端也就可以了。如果能有才华优异、声誉隆重的人来改革文章的体制,实在是我所希望的。

古人的文章,才华横溢,气势超迈,其体态风格,与现在相去甚远。只是它遣词造句简略质朴,不够严密细致而已。现在的文章音律和谐靡丽,语句配偶对称,避讳精确详尽,这些方面比过去强得多了。应该以古人文章的体制构架为根本,以今人文章的词句音调为枝叶,两者都应该并存,不可偏废。

沈隐侯说："文章应当遵从'三易'的原则：容易了解典故,这是第一点；容易认识文字,这是第二点；容易诵读,这是第三点。"邢子才经常说："沈约的文章,用典不让人感觉出来,就像发自内心的话。"我因此而深深地佩服他。祖孝徵也曾经对我说："沈约的诗说：'崖倾护石髓。'这难道像在用典吗?"

邢子才、魏收两个人都有盛名,一般人都把他们看做标准,当做宗师。邢子才赞赏佩服沈约而轻视任防,魏收喜爱羡慕任防而诋毁沈约,二人每在谈天喝酒时,就争得面红耳赤。邺下人物盛多,二人各有自己的朋党。祖孝徵曾经对我说："任防、沈约二人的是非,实际上就表示着邢子才、魏收二人的优劣。"

《吴均集》中有《破镜赋》一文。先前,有座城邑名叫朝歌,颜渊因为这名称就不在那里停留；有条里弄称为胜母,曾子到此赶紧整饬衣襟以示恭敬：他们大约是忌讳这些不好的名称损伤了事物的内涵吧。破镜是一种凶恶的野兽,它的典故见于《汉书》,希望你们写文章时能避开这个名字。近代时常看见有奉和别人诗歌的人,在和诗的题目中写上"敬同"二字,《孝经》上说："资于世父以事君而敬同。"可见这两个字是不可以随便说的。梁朝费旭的诗说："不知是耶非。"殷沄的诗说："飖飏云母舟。"简文帝讥讽他俩说："费旭既不认识他的父亲,殷沄又让他的母亲四处飘荡。"这些虽然都是旧事,也不能够随便引用。有的人在文章中引用《诗经》中"伐鼓渊渊"的诗句,《宋书》对这类引用词语不考虑反切触讳的人已有所讥讽,以此类推,希望你们也务必要避免使用这类词语。有人尚在侍奉母亲,与舅舅分别时却吟唱《渭阳》这种思念亡母的诗歌；有人父亲尚健在,送别兄长时却引用"桓山之鸟"这种表现父亡卖子的悲痛的典故,这些都是大大的过失。举以上部分例子,你们就应该处处事事慎重对待了。

挽歌辞,有人说是旧时的《虞殡》之歌,有人说出自田横的门客,都是活着的人用来追悼死者表达哀痛意思的。陆机写的《挽歌诗》大多是死者自叹之言,诗的体例中既没有这样的例子,又违背了作诗的本意。

凡诗人的作品,指责的、规谏的、赞美的、歌颂的,各有其源流,不会混杂,使善和恶同时在一篇之中。陆机作《齐讴行》,前面部分叙述山川、物产、风俗、教化的兴盛,后面部分突然轻视山川之情,太背离此诗的风格了。他写《吴趋行》,为什么又不陈述阖庐、夫差的事呢?他写《京洛行》,为什么又不陈述周赧王、汉灵帝的事呢?

从古至今以来,那些宏才博学,而引用典故发生错误的人是有的；诸子百家杂说,意见或许不尽相同,倘若那些书籍已经湮灭,则后人就不能见到,因此我也不敢随便谈论它们。现在我且说说那已经肯定是绝对错谬的事例,略举一两例让你们引以为诫。《诗经》上说："有鷕雉鸣。"又说："雉鸣求其牡。"《毛诗古训传》也说："唅鷕,雌雉声。"《诗经》上又说："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玄所注解的《月令》也说："雊,雄雉鸣。"潘岳的赋却说："雉鷕鷕以朝雊。"这就混淆雌雄二者的差别了。《诗经》上说："孔怀兄弟。"孔,很的意思；怀,思念的意思,孔怀,意思是十分想念。陆机《与长沙顾母书》,叙述从祖弟士璜之死,却说："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里既然感到伤痛,就表示甚为思念,为什么才说有如呢?看他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亲兄弟就是"孔怀"。《诗经》说："父母孔迩。"如果按照上面的用法把父母亲叫做"孔迩",意思上说得通吗?《异物志》上说："拥剑状如蟹,但一盉偏大尔。"何逊的诗说："跃鱼如拥剑。"这是没有分辨鱼和螃蟹的区别。《汉书》上说："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而文人们往往将其误作"乌鸢"来使用。《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遇见了仙人,自言："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而梁简文帝的诗说："霞流抱朴碗。"就好像郭象把庄周辩说惠施的话当成庄周的话了。《后汉书》说："囚司徒崔烈以锒铛锁。"锒铛,指铁锁链,世上的人大多把它误写作金银的"银"字。武烈太子也是饱读数千卷书的学者了,他曾经作诗说："银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这就是被世俗的写法贻误了。

诗文中涉及有关地理的内容,一定要恰当。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却说："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肖子晖的《陇头水》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这些地方也可算是明珠中的毛病,美玉中的瑕疵,这些地方就一定要慎重对待。

王籍的《入若耶溪》诗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文人认为此二句在诗句中无与伦比,无人可以对此持有异议。梁简方帝咏吟这两句诗后,就不能忘掉它了；梁孝元帝讽读玩味之后,也认为再没有人能够写得出来,以致在《怀旧志》中把它记载在《王籍传》中。范阳人卢询祖,是邺下才俊之士,却说："这两句诗不像样子,为什么认为他有才能呢?"魏收也赞同他的意见。《诗经》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诗古训传》说："意思是安静而不嘈杂。"我时常赞叹这个解释有情致,王籍的诗句就是由此产生的。

何逊的诗歌的确清新奇巧,颇多生动形象的语句；建业邺下那些论诗者,却不满他的诗往往有苦辛之病,多贫寒之气,不及刘孝绰诗歌的雍容华贵。虽然这样,刘孝绰仍然很忌讳何逊的诗,平时诵读何逊的诗,经常讥讽地说："'蘧居响北阙',盝盝不道车。"他又撰写了《诗苑》一书,只选取了何逊的两篇,当时人都非难他收得太少。刘孝绰当时已经有大名,没有什么谦让可言；只是佩服谢胱,经常把谢胱的诗放在几案上,起居作息之时,就拿来讽诵玩味。简文帝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也和刘孝绰的做法一个样。江南俗语说："梁朝有三何,子朗诗最好。"三何,指何逊、何思澄及何子朗。何子朗的诗歌确实多清新奇巧之句。何思澄游览庐山时,经常有佳作产生,在当时也是超群绝伦的。

评析在《文章》篇中,作者提出了文章的源头是《五经》的观点,并认为各类文章都有自己的用途。但是,在写文章的时候不能恃强傲物,否则就会因此而招致败损。同时要求子孙们要继承家风,把文章写得典雅而有正体,不要盲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颜氏家训》卷四 名实第十

名声与实际的关系,就如同形体与影像的关系一样。一个人的德行才干全面深厚,则名声一定美好；一个人的容貌颜色漂亮,则影像也必然美丽。现在某些人不注重修养身心,却企求美好的名声传扬于社会,就好比相貌很丑陋却要求漂亮的影像出现在镜子中一样。上等德行的人已经忘掉了名声,中等德行的人努力树立名声,下等德行的人竭力窃取名声。忘掉名声的人,可以体察事物的规律,使言行符合道德的规范,因而享受鬼神的赐福、保佑,因此他们用不着去求取名声；树立名声的人,努力提高品德修养,慎重对待自己的行动,常常担心自己的荣誉不能显现,因此他们对名声是不会谦让的；窃取名声的人,貌似忠厚而心怀大奸,求取浮华的虚名,所以他们是不会得到好名声的。

人的脚所踩踏的地方,面积只不过有几寸,然而在咫尺宽的山路上行走,一定会从山崖上摔下去；从碗口粗细的独木桥上过河,也往往会淹死在河中,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的脚旁边没有余地的缘故。君子要在社会上立足,也是这个道理。最诚实的话,别人是不会容易相信；最高洁的行为,别人往往会产生怀疑,都是因为这类言论、行动的名声太好,没有留余地造成的。我每当被别人诋毁的时候,就经常以此自责。你们如果能开辟平坦的大道,加宽渡河的浮桥,那么你们就能如同子路那样,说话真实可信,胜似诸侯登坛结盟的誓约；如同赵熹那样,招降对方盘踞的城池,赛过却敌致胜的将军。

我看世上有些人,在清白的名声树立之后,就把金钱财宝弄来装入腰包；在信誉显扬之后,就不再去信守诺言,不知道自己说的话自相矛盾。宓子贱说："诚于此者形于彼。"人的虚实真伪本于内心,但不能不从他的形迹中显露出来,只是人们没有深入考察罢了。一旦通过考察来鉴别,那么,巧伪的人就不如拙诚的人,他蒙受的羞辱就大了。春秋时代的伯石曾经三次推却卿的册封,汉朝的王莽也曾一再辞谢大司马的任命,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自以为事情做得机巧缜密。后人把他俩的言行记载下来,留传万代,让人读后为之毛骨悚然。最近有位大官,以孝顺闻名,在居丧时,他悲伤异常超过了丧礼的要求,其孝心可说是超乎常人了。但他曾经在居丧期间,用巴豆涂抹脸部,从而使脸上长出了疮疤,以此表示他哭泣得多么厉害。他身边的童仆,却没有能够替他遮盖这件事,事情传扬出去,更使得外人对他在居处饮食诸方面所表露的孝心,都不相信了。因为一件事情作假而使得一百件诚实的事情也失去别人信任,这就是因为贪求名声不知满足的原因啊!

有位士家的子弟,读的书不过二三百卷,又天性迟钝笨拙,但他家世殷实富有,很有些骄矜自负。他时常拿出美酒、牛肉及珍贵的玩赏物来利诱结交名士,凡是得到他好处的人,就争相吹捧他。朝廷也认为他才华过人,曾经派他作为使节出国访问。东莱王韩晋明,十分爱好文学,怀疑这位士族写的东西大都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命意构思,就设宴同他交谈,打算当面试试他。宴会那天,气氛欢乐和谐,文人才子们聚集一堂,大家挥毫弄墨,赋诗唱和。这位士族也是拿起笔来一挥而就,但那诗歌却完全不是过去的风格韵味。众宾客都各自在专心地低声吟味,就没有一个发现这篇诗歌有什么异常的。韩晋明退席后感叹道："果然如我猜想的那样!"韩晋明又曾经问他说："玉珽杼上终葵首,那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却回答说："玉珽的头部弯曲圆转,那样子就像葵叶一样。"韩晋明是有学问的人,忍着笑对我说了这件事。

帮助子弟修改润饰文章,以此抬高他们的声名,这是特别糟糕的事。一则因为你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替他们修改润饰文章,终归有露出真情的时候；二则因为初学者一见有了依靠,就越发不去努力勤奋钻研了。

邺下有一位年轻人,外放任襄国县令,他非常勤勉踏实,办公事尽心尽意,对下属体恤爱护,心愿以此博取好名声。凡碰上派遣本地男丁去服兵役,他都要亲自前去握手送别,又向服役的人赠送梨子、枣子、饼干等食品,并对每个人发表临别赠言说："上级的命令,有劳各位了,心中实在不忍心。你们路上饥渴,特备这点薄礼略表思念之情。"百姓们因此都很称颂他,对他赞不绝口。等到他升任泗州别驾,这类费用就一天多似一天,他不可能事事都做得面面俱到,一旦表现出虚情假意,就处处难以继续下去,过去建树的功业、劳绩也就随之被抹杀了。

有人问道："一个人的灵魂湮灭,形体消失之后,他遗留在世上的名声,也就像如同蝉蜕下的壳,蛇蜕掉的皮以及鸟兽留下的足迹一样了,那名声与死者有什么关系,而圣人要把它作为教化的内容来对待呢?"我回答他说："那是为了勉励大家啊,勉励一个人去树立好的名声,就能够指望他的实际行动可以与名声相符。况且我们勉励人们向伯夷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能够树立起清白的风气了；勉励人们向季札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能够树立起仁爱的风气了；勉励人们向柳下惠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能够树立起坚贞的风气了；勉励人们向史鱼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刚直的风气了。因此圣人希望世上芸芸众生,不论其天资禀赋的差异,都纷纷起而仿效伯夷等人,使这种风气连绵不绝,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这世界上众多的普通百姓,都是爱慕名声的,应该根据他们的这种感情而引导他们达到美好的境界。或许还可以这样说：祖父辈的美好名声和荣誉,也如同是子孙们的礼冠服饰和高墙大厦,从古到今,得到它的庇荫的人也够多了。那些广修善事以树立名声的人,就如同是建筑房屋栽种果树,活着时能得到好处,死后也可把恩泽施及子孙。那些急急忙忙只知道追逐实利的人,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死后,如果他们的名声能够与魂魄一道升天,能够同松柏一样长青不衰的话,那就是怪事了!"

评析《名实》篇主要讲的是名不副实的问题。古代哲学家们曾经有过名与实的关系的讨论,也就是探讨事物的名称与客观实在关系的问题。颜之推在这里讨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好的名声是由自己的"德艺周厚"、"修身慎行"而得来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好；而那些沽名钓誉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虚名,是名不副实的,而且虚假的东西终归要败露的。

《颜氏家训》卷四 涉务第十一

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光是高谈阔论,弹琴读书,以此耗费君主的俸禄官爵。国家使用的人才,大概不外六种：一是朝廷之臣,为他们能通晓政治法度,规划处理国家大事,学问广博,品德高尚；二是文史之臣,为他们能撰述典章,阐释彰明前人治乱兴革之由,使今人不忘前代的经验教训；三是军旅之臣,为他们能多谋善断,强悍干练,熟悉战阵之事；四是藩屏之臣,为他们能通晓当地民风民俗,为政清廉,爱护百姓；五是使命之臣,为他们能洞察情况变化,择善而从,不辜负国君交付的外交使命；六是兴造之臣,为他们能计量功效,节约费用,开创筹划很有办法。以上种种,都是勤于学习、保持操行的人所能办到的。人的资质各有高下,哪能强求一个人把以上"六事"都办得尽善尽美呢?只不过人人都应该明白其要旨,能够在某个职位上尽自己的责任,也就可以无愧于心了。

我看世上那些弄文学的书生,品评古今,倒像是指点掌中之物一般明白,等到要用他们去干一些实事,却大都不能胜任了。他们生活在社会安定的时代,不知道会有丧国乱民的灾祸；在朝中做官,不懂得战争攻伐的急迫；有可靠的俸禄收入,不了解耕种庄稼的辛苦；高踞于吏民之上,不明白劳役的艰辛,因此难得用他们去顺应时世,处理公务。晋朝南渡后,朝廷优待士族,因此江南的官吏,凡有才干的,都提拔他们担任尚书令、尚书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的官职,让他们掌管机要大事,剩下那些空谈文章的书生,大都迂阔傲慢、华而不实,不接触实际事务；纵然有一些小小过失,也不好对他们施加杖责,因此只能给他们名声清高的职位,以此来掩饰他们的弱点。至于尚书省的令史、主书、监帅,诸王身边的签帅、省事,担任这类职务的都是熟悉官吏事务、能够履行职责的人,其中有些人纵有不良表现,都可施以鞭打杖击的处罚,严加监督,所以这些人多被任用,大略是用其所长吧。人往往不知自量,当时大家都埋怨梁武帝父子亲近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也就好比自己的眼珠子看不见自己的眼睫毛一样,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梁朝的士大夫,都爱好宽袍大带、大帽高履,外出乘坐车舆,回家凭靠童仆服侍,在城郊以内,就没见有哪个士大夫骑马的。周弘正这人被宣城王宠爱,得到一匹果下马,经常骑着它外出,满朝官员都认为他甚是放纵。至于像尚书郎这样的官员骑马,就会被人检举弹劾。到侯景之乱发生时,这些士大夫肌肤脆弱、筋骨柔嫩,受不了步行；身体瘦弱、气血不足,耐不得寒暑,在仓猝变乱中坐以待毙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建康令王复,性格既温文尔雅,又从未骑过马,一看到马嘶叫腾跃,总是感到震惊害怕,对别人说："这正是老虎,为什么要把它称作马呢?"那时的风气竟到了这种地步。

古人打算了解农事的艰难,这大约体现了重视粮食、以农为本的思想。吃饭是民生第一件大事,老百姓没有粮食就不会生存,三天不吃饭,恐怕父子之间也顾不得互相问候了。种一季庄稼,需要耕地、播种、除草、松土、收割、运载、脱粒、簸扬,经过多次工序,粮食才能够入仓,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看重商业呢?江南朝廷的士大夫们,是因为晋朝的中兴,渡江南来,最后客居异乡的,到如今已过了八九代了,还从来没有下力气种过田,全靠俸禄生活。即使有点田地的,都是靠童仆们耕种,自己从没有亲眼看见翻一尺土,薅一株苗；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这样哪能懂得社会上的其他事务呢?因此他们做官不明吏道,理家不会经营,这都是生活悠闲造成的过错啊。

评析《涉务》篇叙述了要专心致力于事务,就是要办实事的意思。南朝的后期,门阀制度在南方已日趋没落,士族子弟几乎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没有几个能办实事的,因此朝廷不得不借庶族寒士来处理事务。士族出身的颜之推,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并对不办实事、形同废物的士族子弟进行了谴责。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士大夫处世要有益于社会的观点,主张抛弃清高,求真务实,只有如此,于国于己才有好处。

《颜氏家训》卷五 省事第十二

孔子在周朝的太庙里见到一个铜人,背上刻有几行字,说："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多受损；不要多管事,多管事多遭灾。"这个训诫说得太妙了!对于动物来说,善于奔跑的就不能让它长上翅膀,善于飞行的就不能让它长出前肢,头上长角的嘴里就没有上齿,后肢发达的前肢就退化,大概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不能让它们兼有各种优点吧。古人说："干得多而干好的少,那就不如专心干好一件事；鼫鼠有五种本领,却都难以派用场。"近世有两个人,都是聪明颖悟之辈,兴趣广泛,却没有一样专长能帮助他们树立名声。他们的经学知识经不起别人提问,史学知识不足以跟别人探讨评论；他们的文章水准达不到编集传世,书法作品不值得保存赏玩；他们为人卜筮六次里面只对三次,替人看病治十个只能有五个痊愈；他们的音乐水准在数十人之下,射箭本领也不出众,天文、绘画、棋艺、鲜卑话、胡人文字、煎胡桃油、炼锡成银,像这一类的技艺,他们也只能略微了解一个大概,却都不是精通熟悉。可惜啊,以他们这样的精神和灵气,如果能割舍其他爱好,专心研习一种,那一定会达到精妙的地步。

向君主上书陈述意见,这种事起自战国时代,到了两汉,这种风气更加流行。推究它的体度,有四种情况：指责国君长短的,属于谏诤一类；攻讦群臣得失的,属于讼诉一类；陈述国家利害的,属于对策一类；抓住对方私人情感来打动他的,属于游说一类。总括这四类人之道路,都是靠贩卖忠心来求取地位,靠出售言论来谋取利禄。他们陈述的意见可能没有丝毫益处,反而可能会导致不被国君理解的困扰；即使有幸能感悟国君,被及时采纳,当初他们也能得到不可比量的奖赏,但最终还是遭致了无法预测的诛杀,就如同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这类人,那是很多的。优秀的史官所记载的,只是选取了其中那些狂狷耿介,评论时政得失的人罢了,但这些都不是世家君子谨守法度的人所能干的。就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那些德才兼备的人都耻于干这种事。守候于国君出入的门户,或趋赴朝廷的殿堂,向国君献书言计,那些东西大多是空疏浅薄,自吹自擂的,内中没有治理国家的纲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十条意见里面,无一条值得采纳；纵然其中所言也有合乎实际情况的,但上书者却忘了那是别人早就认识到的,并不是大家不知道,可忧的是知道了却不去实行。有时上书者被人揭发出奸诈营私的事,当面与人应答对证,事情的发展反复变化,当事人这时反而是时时担惊受怕；纵然国君出于对外维护朝廷声誉教化的考虑,或许能对他们加以包涵,那他们也只能算是侥幸获免之辈,正人君子是不值得与他们为伍的。

君子要谨守正道、推崇德行,蓄养声望以待时机。一个人如果官职俸禄不能往上升,那实在是因为天命的缘故。自己去索求奔走,不顾及羞耻,跟别人比较才能大小,计量功劳高低,声色俱厉,怨这怨那,甚至有人以宰相的毛病进行要挟,以此取得酬谢；有人大声吵嚷,混淆视听,以此求得早日被安排任用。靠这些手段得到官职,说这就是他们的才干能力,这与偷盗食物来填饱肚皮,窃取衣服来求得温暖有什么区别呢!一般人看见那些奔走钻营而取得官位的人,就说："不去索取怎么能获得呢?"他们不知道时运到来时,你不求取也会来的；他们看见那些恬静谦让却没有得到赏识的人,就说："不去争取怎么能成功呢?"他们不知道时机没有来到,徒然去追求也是没有好处的。世上那些不去索求却获得了,以及索求了却没有获得的人,哪能计算得清呢!

从前我在修文令曹时,有山东学士与关中太史争论历法,共有十几个人,相互之间乱争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果,内史下公文交付议官来评定是非。我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大抵各位先生所争论的,可分为四分律和减分律两家。历象的要点,是可以用日晷仪的影子来测量的。现在以此来检验两种历法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个节气以及日食月食等现象,可以看出四分律比较疏略而减分律比较细密。疏略者就声称政令有宽大与严厉之别,天体的运行也相应会产生超前与不足,这并不是历法计算的失误；细密者则说日月的运行虽然有快有慢,但用正确的方法来推求,就可以预先知道它们运行的躔度,并不存在什么灾祥之说。如果采用疏略的四分律,就可能隐藏奸邪而失却真实,如果采用细密的减分律,就可能顺应天数而违背经义。况且议官所懂得的知识,不可能精于论争的双方,以学识浅薄的人去裁判学问深厚的人,哪里能让人服气呢?既然这事不属于法律条令所掌管,就希望不要让我们来判决此事吧。"整个议曹的人不分地位高低,都认为我说得对。有一位礼官,却以表现这种谦让态度感到耻辱,苦苦地舍不得放手,想方设法去对两种历法进行考核。他的有关知识修养又不足,无法实地进行测量,就反反复复地去采访论争的双方,想借此看出其中的优劣。他们从早到晚地聚会评议,暑往寒来,不胜烦劳,由春至冬,竟然无法裁决,抱怨责难之声四起,这位礼官才红着脸告退了,最后还被内史搞得下不了台,这就是好名声出风头所招来的耻辱啊!

评析《省事》篇所介绍的"省事",就是要减少事情。在作者看来,要想使家庭不遭受祸害,让家庭成员生活安定,就要做到不多说,不多事,因为,多说多败,多事多患。并且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巧言善辩之徒的下场：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得势一时,最终还是落得个身败名裂,家败人亡的下场。作者对子女提出要求：君子要守道崇德,等待天命,不要违背道德追求富贵。

《颜氏家训》卷五 止足第十三

《礼记》上说："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可满足。"天地之大,也可到达它的极限,而人的天性却不知道穷止,只有寡欲而知足,才可划定一个界限。先祖靖侯曾告诫子侄们说："你们家是书生门户,世世代代没有富贵过；从现在起,你们为官,不可担任年俸超过二千石的官职；你们成婚,不可贪图高攀世家豪门。"对这些话我一生都信奉,牢记心间,把它当做至理名言。

大自然的法则,都是憎恶满溢。谦虚淡泊,可以免除祸患。人生在世,衣服只要能够御寒,饮食只要能够充饥,也就行了。在衣、食这两件与人本身密切相关的事情上,尚且不应该奢侈浪费,何况在那些非身体所急需的事情上,又何必要穷奢极欲呢?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他们都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满足,到头来还会遭到败损,何况一般人呢?我一直认为,一个二十口的家庭,奴婢盛多,也不可超出二十人,良田只需十顷,房屋只求能遮挡风雨,车马只求可以代步,钱财可积蓄几万,以备婚丧急用,超过这个数量,就该仗义疏财；达不到这个数量,也不必用不正当的手段去索求。

我认为做官做到最高位置,不过是处于中等品级就足够了,向前看有五十人在前面,向后望有五十人在后面,这就足以免去耻辱,又不承担风险。高于中品的官职,就应该婉言谢绝,闭门安居。我近来担任黄门侍郎的官职,已经可以告退了；只是客居异乡,怕遭人攻击诽谤,虽有这个打算,只是找不到机会。自从丧乱发生以来,我看见那些乘时而起,侥幸富贵的人,白天还在执掌大权,晚上就尸填坑谷；在高兴自己与卓氏、程郑一样富有,月底就悲泣自己像颜渊、原宪一样贫穷,有这种遭际的人,并不止十个五个。要当心啊!要当心啊!

评析《止足》篇所介绍的"止足",一般指"知足"。这里有既要满足又要知止的意思。知止,就是说做官、积财都要有个限度,财富太多、官位太高都容易招来祸患,不如有个限度以平安过日子为好。作者认为,少欲知足是安身立命、保全门户的重要方法。他还用具体事例告诫子女谨慎做人。

《颜氏家训》卷五 诫兵第十四

颜氏的先辈,祖居春秋时期的邹国、鲁国,有的又分散到春秋时期的齐国,世世代代都是以儒雅为业,这在书籍中随处可见记载。孔子的门徒,学问精深的七十二人中,颜氏家族占了八人。从秦、汉、魏、晋,往下数到南朝的齐、梁,颜氏家族中没有靠用兵而得志扬名的。春秋时期,有颜高、颜鸣、颜息、颜羽等人,都是一些武夫。齐国有颜涿聚,赵国有颜冣,汉朝末年有颜良,东晋末年有颜延,都处在将军的位置上,最终却因此而倾败。汉朝的郎官颜驷,自称好武,但却没有看到他有事迹流传。还有颜忠因党附楚王受诛,颜俊因割据武威被杀,从有颜姓以来,没有高尚节操的,只有这两个人,都遭致了灾祸败亡。近世以来,国家遭逢乱离,士大夫们虽然没有武艺气力,但有的也聚集徒众,放弃了一贯的诗书儒业,去碰运气求取战功。我的身体既如此单薄,又想到前人好兵致祸的教训,所以把心思放在读书仕宦这上面,希望子子孙孙都记住这一点。孔子的力气可举起城门,却不以武力闻名于世,这是圣人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啊!我看见当今的士大夫们,才血气方刚,就以此自恃,又不能披戴铠甲手执兵器去保卫国家；只知穿上剑客的服装,行踪诡秘,到处逞弄拳术,大则身陷危亡,小则自讨耻辱,竟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

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败,对此如果已具有广博的学识,也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人进入国家决策机关,在朝廷的殿堂上参与国政,却不能为君主尽谋划之责以求得国家的安定富足,这是君子所引以为耻辱的。但我常常看见一些文士,兵书既读得很少,兵法也只是略知概要。如果处在太平盛世,他们会热心于侦伺后宫动静,为每一点动乱而幸灾乐祸,领头犯上作乱,以致牵连善良之辈；如果处在战乱时期,他们会到处挑拨煽动,八方游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不清存亡的趋向,却竭力扶持拥戴别人称王。这些行为都是招致丧身灭族的祸根,对此要警惕!千万要警惕!

熟悉五种兵器,擅长骑马,方可称作武夫。现在的士大夫,只要不读书,就称作武夫,其实只是酒囊饭袋一个。

评析《诫兵》篇是作者告诉子女不要通过习武事来取得官职,达到富贵。作者结合家族的历史,说明颜姓家族是以儒雅知名的,而家族中爱好武术的人多无成就,甚至结局悲惨。并且认为要想保全自己的门户,就要以儒雅为业,远离武术。

《颜氏家训》卷五 养生第十五

神仙之类的事情,不能说都是假的,万物的天赋和禀受由上天来决定,这种机会是很难遇到的。人生活在世上,所牵挂得太多。小时候,有侍奉父母的辛劳；成年了,却又不能摆脱妻儿的拖累。这边想着家里的衣食需求,那边还惦记着公事、私事；虽然如此的辛勤劳苦,但是真正希望隐居山林、达到超凡脱俗的人,千万个人中也遇不到一个啊。加上炼丹要耗费黄金宝玉,还有炉鼎器具之类,这更不是贫士所能办到的。学道的人多如牛毛,成仙的人却凤毛麟角。看华山下面的白骨多得像野草一般,哪里有称心如意的道理?如果放在佛教之中考究这个问题,就是成了仙,最后还是不免一死,并不能彻底摆脱人世间的羁绊,我不想让你们专心致志地做这样的事。如果是为了爱惜精神,调理气息,而因此起居有规律,穿衣冷暖适当,饮食有所禁忌,吃一些补药来滋养身体,收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我对此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掌握各种服药的方法,不要因此而误事。庾肩吾常服用槐树果实,七十多岁的时候,眼睛还能看清小字,胡须头发也还很黑。有些邺城的朝廷官员专门服用杏仁、枸杞、黄精、白术、车前,从中获益多多,这些不能一一列举。我曾经患有牙疼的小病,牙齿松动几乎要掉了,不管是吃冷的还是热的都疼痛难耐。看了《抱朴子》里固齿的方法：早上起来叩牙三百次。我试着坚持了几天,牙竟然好了,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这一类的小方法,并不妨碍别的事情,不妨试试。要想服用补药的话,陶隐居的《太清方》中收录了很多,但必须细心地挑选,不能够轻率地去用。最近有个叫王爱州的人,在邺城效仿别人服用松脂,因为方法不当,结果肠子被堵,人也死了。像这种被药物所害的例子是很多的。

人的生命不可以不爱惜,也不可以无原则地吝惜。踏上那危险可怕的道路,做下那招灾蒙难的事情,贪图肉欲而损伤身体,遭受谗言而枉送性命,在这些事情上君子是爱惜他的生命的；如果是奉行忠孝而被诋毁,施行仁义而获罪责,舍身以保全家庭,捐躯以拯救祖国,那么,君子是不会抱怨的。自从乱离以来,我看见那些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未获救,白白地自取羞辱,真是令人愤懑。"侯景之乱"时,王公将相,大都受辱被杀,妃主姬妾,几乎没有得以保全的。只有吴郡太守张嵊,兴师讨贼没有能够取胜,被贼军杀害,当他兵败被俘之时,言辞神色毫无屈服的表现；还有鄱阳王世子萧嗣之妻谢夫人,登上房屋怒骂群贼,被箭射死。谢夫人是谢遵的女儿。为什么那些贤德智慧的官绅们坚守操行是如此困难,而那些婢女妻妾自杀成仁却是如此容易?真是可悲啊!

评析在《养生》篇中,作者介绍了不同的养生方法,但是这些养生都是身外的因素,真正的养生还应该是内在的自身的因素,要设法使自己远离祸害,既要注意修身养性,又要注意为人处世的方法。否则,再健康的身体,再懂得养生之道也不会长寿百岁；或者傲物而受刑,或者贪溺而取祸。

《颜氏家训》卷五 归心第十六

佛家所说的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事情,是可靠而有根据的,我们家世代归心佛教,不能对此抱无所谓的态度。这佛教中的精妙的内容,都见于佛教的经、论中,我不用再在这里称美转述了；只是怕你们对佛教的信念还不够坚定,所以再对你们稍加劝勉诱导。

推究色、香、味、触四尘和色、受、想、行、识五荫的道理,剖析世间万物的奥秘,借助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和六舟声闻、缘觉、菩萨三驾,去普度众生：让众生通过种种戒行,皈依于"空"；通过种种法门,渐臻于善。其中的辩才和智慧,难道只能与儒家的"七经"及诸子百家的广博相提并论吗?佛教的境界,显然不是尧、舜、周公、孔子之道所能赶得上的。佛学作为内教,儒学作为外教,本来同为一体。两者教义中有区别的,深浅程度也不相同。佛教经典的初级阶段,设有五种禁戒,而儒家经典所讲的仁、义、礼、智、信,都与它们相合。仁就是不杀生的禁戒,义就是不偷盗的禁戒,礼就是不淫乱的禁戒,智就是不酗酒的禁戒,信就是不虚妄的禁戒。至于像狩猎、征战、饮宴、刑罚等行为,我们还得顺随着老百姓的天性,不能把它们一下子全部根除掉,只能让它们存在而有所节制,不至于过分发展。由此看来,那些皈依周公、孔子之道却违背佛教宗旨的人,是多么糊涂啊!

世俗诽谤佛教的说法,大致有以下五种情况：第一,认为佛教所说的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以及那些神奇诡异无法测定的事情是荒唐悖理的；第二,认为人的吉凶祸福未必就有相应的报应,佛教因果报应之说只是一种欺诈蒙骗的伎俩；第三,认为和尚、尼姑这个行当里的人多数不清白,佛院寺庙乃藏奸纳垢之所；第四,认为佛教耗费金银财宝,和尚、尼姑们不纳税,不服役,这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严重损害；第五,认为即使有因缘之事,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怎么能够让今天的某甲含辛茹苦,以便让后世的某乙得到好处呢?这是不同的两个人啊。现在,我对上述五种情况一并作如下解释。

我对第一种指责的解释是：对那些极远极大的东西,难道可以测量出来吗?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东西,还没有超过天地的。天是云气堆积而成,地是土块堆积而成,太阳是阳刚之气的精华,月亮是阴柔之气的精华,星星是宇宙万物的精华,这是儒家所喜欢的说法。星星有时会从天上坠落下来,到地上就变成了石头。但是,这万物的精华如果是石头,就不应该有光亮,而且石头的特性又很沉重,靠什么把它们系挂在天上呢?一颗星星的直径,大的有一百里；一个星座从头到尾,相隔有数万里。直径一百里的物体,在天空数万里相连,它们形状的宽窄、排列的纵横,竟然都保持一定而没有盈缩的变化。再说,星星与太阳、月亮相比,它们的形状、色泽都相同,只是大小有差别；既然如此,那么太阳、月亮也应当是石头吗?石头的特性既然是那样坚固,那三足乌和蟾蜍、玉兔,又怎么会在石头中间存身呢?而且,石头在大气中,难道能够自行运转吗?如果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气体,那么气体很轻浮,它们就应当与天空合而为一,它们围绕大地来回环绕转动,就不应该相互错位,这运行中间速度的快慢,按理应该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太阳、月亮、五星、二十八宿,它们运行时各有各的度数,速度并不一致?难道它们作为气体,坠落的时候,就突然变成石头了吗?大地既然是浊气下降凝集成的物质,按理说应该是沉重而厚实的了；但如果往地下挖土,却能够挖出泉水来,说明大地是浮在水上的,那么,积水之下,又有些什么东西呢?长江、大河及众多的山泉,它们都是从哪里发源的?它们向东流入大海,那海水为什么不见溢出来?据说海水是通过归塘、尾闾排泄出去的,那它们最终又到何处去了呢?如果说海水是被东海沃焦山的石头烧掉的,那沃焦山的石头又是由什么点燃的呢?那潮汐的涨落,是靠谁来节制调度?那银河悬挂在天空,为什么不会散落下来?水的特性是往低处流的,为什么又会上升到天空中去?天地初开的时候,就有星宿了,那时九州还没有划分,列国也还没有出现,那么,当时天上的星宿又是如何运行的呢?封邦建国以来,到底是谁在对它们进行分封割据呢?地上的国家有增有减,天上的星宿却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这中间人世的吉凶祸福,依然不断发生。天空如此之大,星宿如此之多,为什么以天上星宿的位置,来划分地上州郡的区域只限于中国一地呢?被称作旄头的昴星是代表胡人的,其位置对应着匈奴的疆域,那么,像西胡、东越、雕题、交睨这些地区,就该被上天所抛弃吗?对上述种种问题进行探究,至今无人能弄明白,是否因为这些问题按人世间的寻常道理解释不了,而必须到宇宙之外寻求答案呢?

我对第二种指责的解释是：我相信那些诽谤佛教因果报应之说的种种证据,就好像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可以明白无误地加以验证。这类事,我耳闻目睹是非常之多的。有时报应之所以没有发生,或许是当事者的精诚还不够深厚,"业"与"果"还没有发生感应的缘故。倘如此,则报应就有早迟的区别,但或迟或早,终归会发生的。一个人的善与恶的行为,将分别招致福与祸的报应。中国的九流百家,都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怎么能单单认为佛经所说是虚妄的呢?像项橐、颜回的短命而死,伯夷、原宪的挨饿受冻；盗跖、庄眛的有福长寿,齐景公、桓眛的富足强大,如果我们把这看成是他们的前辈的善业或恶业的报应,或者把他们从善或为恶的报应寄托在他们的后代身上,那就说得通了。如果因为有人行善而偶然遭祸,为恶却意外得福,你便产生怨尤之心,认为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只是一种欺诈蒙骗,那就好比是说尧、舜之事是虚假的,周公、孔子也不可靠,那么你又能相信什么,你又凭什么去立身处世呢?

我对于第三种指责的解释是：自从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来,不善良的人多而善良的人少,怎么能够要求每一位僧人都是清白高尚的呢?有些人明明看见了那些名僧们的高尚德行,却抛在一边不予称扬；但若是看到那些平庸的僧人的粗俗行为,就竭力指责诋毁。况且,受学的人不用功,难道是教育者的过错吗?那些平庸的僧人学习佛经、戒律,与世人学习《诗》《礼》有什么不同?假如用《诗》《礼》中的教义,来衡量朝廷中的官员,恐怕没有几个人是完全够格的；同样,用佛经、戒律中的禁条,来衡量这些出家僧人,怎么能够唯独要求他们不犯过错呢?而且,那些缺乏道德的臣子们,仍在那里追求高官厚禄；那些违犯禁条的僧侣们,又何必对自己接受供养感到惭愧呢?他们对于佛教的戒行,自然难免有违犯的时候；但他们一旦披上法衣,就算进入了僧侣的行业,一年到头所干的事,无非是吃斋念佛、讲经修行,比起世俗之人来说,其道德修养的差距又不只是山高海深那样巨大了。

我对第四种指责的解释是：佛教修持的方法有许多种,出家为僧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忠、孝放在心上,以仁、惠作为立身之本,像须达、流水两位长者所做的那样,也就不必非得剃掉头发胡须去当僧人不可了；又哪里用得着把所有的田地都拿去盖宝塔、寺庙,让所有的在册人口都去当和尚、尼姑呢?那都是因为执政者不能够节制佛事,才使得那些非法而起的寺庙妨碍了百姓的耕作,使得那些不事生计的僧人耗空了国家的税收,这就不是佛教大觉的本旨了。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谈到追求真理,这是个人的打算；谈到珍惜费用,这是国家的谋划。个人的打算与国家的谋划,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作为忠臣,就应该以身殉主,为此不惜放弃奉养双亲的责任；作为孝子,就应该使家庭安宁和睦,为此不惜忘掉为国家服务的职责,因为两者各有各的行为准则啊。儒家中有不为王公贵族所屈、耿介独立、清高自许的人,隐士中有辞去王侯、丞相的职位到山林中远避尘世的人,我们又怎么能去算计这些人应承担的赋税,把他们当成逃避赋税的罪人呢?如果我们能够感化所有的老百姓,使他们统统皈依佛教,就像佛经中所说的妙乐、转轮王等国度的情况一样,那就会有自然生长的稻米,数不尽的宝藏,哪里用得着再去追求种田、养蚕的微利呢?

我对于第五种指责的答复是：人的形体虽然死去,但精神仍旧存在。人生活在世上时,觉得自己与来世的后身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等到他死了以后,才发现自己与前身的关系就好像老人与小孩、清晨与傍晚的关系那样密切。世界上有死人的魂灵向亲人托梦的事,或托梦于他的童仆侍妾,或托梦于他的妻子儿女,向他们索要饮食,求取福眣,这类事是不少的。现在的人若是处在贫贱疾苦的境地,没有不怨恨前世不修功业的；就从这一点来说,怎么可以不早修功业,以便为来世留有余地呢?一个人有儿子、孙子,他与儿子、孙子各自都是天地间的黎民百姓,相互间有什么关系?而这个人尚且知道爱护他的儿孙们,把自己的房产基业留传给他们,何况对于自己本人的魂灵,怎可弃置而不顾呢?那些凡夫俗子们冥顽不灵,看不见未来之事,所以他们说来生、前生与今生不是同一个人。如果能够有一双透视未来的天眼,让这些人通过它照见自己的生命在一瞬间由诞生到消亡,又由消亡到诞生,这样生死轮回,连绵不断,他难道不感到害怕吗?再说,君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贵在能够克制私欲,谨守礼仪,匡时救世,有益他人。作为管理家庭的人,就希望家庭能够幸福；作为治理国家的人,就希望国家能够昌盛。这些人与自己的仆人、侍妾、臣属、民众有什么亲密关系,值得这样卖力地为他们辛苦操持呢?也不过是像尧、舜、周公、孔子那样,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个人的欢乐罢了。一个人修身求道,可以救济多少苍生?免掉多少人的罪累呢?希望你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们若是顾及世俗的责任,要建立家庭,不抛弃妻子儿女,以至不能出家为僧,也应当修养品性,恪守戒律,留心于佛经的诵读,把这些作为通往来世幸福的桥梁。人生是非常宝贵的,千万不要虚度啊!

儒家的君子,都远离厨房,因为他们若是看见那些禽兽活着时的样子,就不忍心看见它们被杀掉；他们若是听见禽兽的惨叫声,就吃不下它们的肉。像高柴、折像这两个人,他们并不了解佛教的教义,却都不愿意杀生,这就是仁慈的人天生的善心。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没有不爱惜它的生命的；关于不杀生的事,你们一定要努力做到。好杀生的人,临死会受到报应,子孙也跟着遭殃,这类事情很多,我不能全部记录下来,现在姑且抄示几条于本章之末。

梁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常常拿鸡蛋清和在水里洗头发,说这样可使头发光亮,每洗一次就要用去二三十枚鸡蛋。到他临死的时候,只听见头发中传出几千只雏鸡的啾啾叫声。

江陵的刘氏,以卖鳝鱼羹为生。后来他有了一个小孩,长了一个鳝鱼头,从颈部以下,才是人形。

王克任永嘉太守的时候,有人送他一只羊,他就邀集宾客来打算举办一个宴会。等把羊牵出来时,那羊突然挣脱绳子,奔到一位客人面前,先跪下拜了两拜,便钻到客人衣服里去。这位客人竟然一言不发,坚持不为这只羊求情。一会儿,那只羊就被拉去宰杀后做成肉羹端了上来,那肉羹先送到这位客人面前。他挟起一块羊肉才送入口中,像是有种毒素进了皮内,在全身运行,这位客人痛苦号叫,方才开口说此情况。却是发出阵阵羊叫声死去了。

世间有一种愚痴人,不懂得仁义,也不知道富贵皆由天命。他为儿子娶媳妇,恨那媳妇的嫁妆太少,仗着自己当公公婆婆的尊贵身份,怀着毒蛇一样的心性,对媳妇恶意辱骂,一点不懂得忌讳,甚至谩骂侮辱媳妇的父母,其实,这反而是教媳妇不用孝顺自己,也不顾她的怨恨。这种人只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却不知道爱护自己的儿媳。像这种人,阴曹会把它的罪过记载下来,鬼神也会减掉他的寿命。你们千万不可与这种人做邻居,更何况与这种人交朋友呢?还是躲他远点吧!

评析在《归心》篇中,作者所说的归心即为归于佛心。作者生活的年代,正是佛教极为流行的时期。受这一大环境的影响,社会上的人把佛教称为内典,把儒教称为外典,并且认为儒佛两教原本是一体的。作者受佛学的影响很深,一生重视儒学,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儒佛双重思想的影响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深情地告诫子孙：克己从善,修身养性；把握现在,来世图报。

《颜氏家训》卷六 书证第十七

《诗经》上说："参差荇菜。"《尔雅》解释说："荇菜,就是接余。"荇字有时也写作"莕",前代学者们的解释都说：荇菜是一种水草,圆叶细茎,其高低随水的深浅而定,现在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它,它那黄色的花就像水葵,江南民间也称它叫猪莼,也有人叫它荇菜。后魏的刘芳对此都有注释。而河北地区的一般人大都不认识它,博士们都把《诗经》中所说的"参差荇菜"认作苋菜,把人苋叫做人荇,也确实非常可笑了。

《诗经》上说："谁谓荼苦?"《尔雅》《毛诗传》都以荼为苦菜。此外,《礼记》上说："苦菜秀。"按：《易统通卦验玄图》上说："苦菜生长于寒冷的秋天,经冬历春,到夏天就长成了。"现在中原一带的苦菜就是这样的。它又名游冬,叶子像苦苣而比苦苣细小,摘断后有白色的汁液,花黄色像菊花。江南一带另外有一种苦菜,叶子像酸浆草,它的花有的紫有的白,结的果实有珠子那么大,成熟时颜色有的红有的黑。这种菜可以消除疲劳。按：郭璞注的《尔雅》中,认为这种苦菜就是蘵草,即黄蒢。现在河北一带把它叫做龙葵。梁朝讲解《礼记》的人,把它当做中原的苦菜,它既没有隔年的宿根,又是在春天才生长,这也是一个大的误释。另外高诱在《吕氏春秋》注文中说："只开花不结实的叫英。"苦菜的花就应当叫做英,由此更说明它不是龙葵。

《月令》说："荔挺出。"郑玄作的注释说："荔挺就是马薤。"《说文解字》说："荔像蒲而较小,根可做刷子。"《广雅》说："马薤就是荔。"《通俗文》也称它为马蔺。《易统通卦验玄图》说："荔草茎儿长不出,则国家多火灾。"蔡邕的《月令章句》说："荔草以它的茎儿冒出地面。"高诱注释《吕氏春秋》说："荔草的茎儿冒出来。"这样看来,郑玄的《月令注》把"荔挺"作为草名是错误的了。这种草在河北地区的沼泽地带到处都有。江东地区则少有此物,有的人把它种在阶庭内,只不过是称它为旱蒲,所以就不知道马薤的名字。讲解《礼记》的人竟把它当成马苋；马苋是可以吃的,也叫做豚耳,俗名叫马齿。江陵曾经有一位僧人,脸形上宽下窄；刘缓的小儿子叫民誉,年龄才几岁,却异常聪明,善于描摹事物,他看见这位僧人就说："他的脸像马苋。"民誉的伯父刘縚因此就称呼这位僧人叫荔挺法师。刘縚本人就是讲解《礼记》的有名学者,尚且会有这样的误解。

《诗经》说："将其来施施。"《毛传》说："施施,难以前进的意思。"郑玄《笺》说："施施,缓缓行走的样子。"《韩诗外传》也是重叠为"施施"二字。河北本《毛诗》都写作"施施"。江南过去的《诗经》版本,全都单写作"施",众人就认可了它,这恐怕是个小小的错误。

《礼经》说："定犹豫,决嫌疑。"《离骚》说："心犹豫而狐疑。"前代学者没有进行解释的。按：《尸子》说："五尺长的狗叫做犹。"《说文解字》说："陇西把犬子叫做犹。"我认为人带着狗行走,狗喜欢预先走在人的前面,等人等不到,又返回来迎候,像这样来来去去,直到一天结束,这就是"豫"字具有游移不定的含义的原因,所以叫做犹豫。也有的人根据《尔雅》的说法："犹的样子像麂,善于攀登树木。"犹是一种野兽的名称,听到人声后,就预先攀援树木,像这样上上下下,所以叫做犹豫。狐狸作为一种野兽,又性多猜疑,所以要听到河面冰层下没有流水声,然后才敢渡河。今天的俗语说："狐疑,虎卜。"就是这个含义。

《左传》说："齐侯秠,遂敩。"《说文》说："秠是两天发作一次的疟疾。敩是有热度的疟疾。"按：齐侯的病,本来是两天发作一次,较原来逐渐加重,所以成了诸侯忧虑的事。现在北方仍然叫做秠疟,发音为"皆"。而世间的传本大多把"秠"写作"疥",杜预也没有作解释,徐仙民注音作"介",浅薄的学者依照这个说法为之疏通说："患了疥疮,使人产生畏寒的症状,就转变成了疟疾。"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疥癣这种小毛病,有什么值得说的,难道会有生疥疮而转变成疟疾的吗?

《尚书》说："惟影响。"《周礼》说："土圭测影,影朝影夕。"《孟子》说："图影失形。"《庄子》说："罔两问影。"像这些"影"字,都应当做"光景"的"景"。凡是阴景,都是因为有光才产生的,所以就叫做景。《淮南子》称为景柱,《广雅》说："晷柱挂景。"都是这样的。到了晋代葛洪的《字苑》中,才开始在旁边加"乡",注音为"於景反"。而世上的人就把《尚书》《周礼》《庄子》《孟子》中的"景"字改从葛洪《字苑》中的"影"字,这是十分错误的。

姜太公的《六韬》,有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论语》说："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左传》说："为鱼丽之陈。"俗本多写作"阜"字旁加车乘的"车"字。按：以上几个陈队,都写作陈国、郑国的"陈"。行陈的含义,是从"陈列"这个词中取用过来的,这在六书中就是假借,《苍颉篇》《尔雅》以及近世的字书,都没有写成别的字；只有王羲之的《小学章》中,唯独是"阜"旁加"车"字,即使俗体流行,也不应该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中的"陈"字作"阵"字。

《易经》有蜀才作注的本子,江南的学士,竟然不知道蜀才是什么人。王俭的《四部目录》中,也没有谈他的姓名,写作："王弼后人。"谢炅、夏侯该都是读了数千卷书的人,他俩都怀疑这人是谯周；而《蜀李书》(一名《汉之书》)上说："这人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在南方,因为晋朝渡江之后,北方的传记,都被指为伪书,人们不重视阅读它们,所以没见到这段文字。

《汉书》说："田肎贺上。"江南的版本都把"肎"写作"宵"字。沛国人刘显,博览经籍,特别精研班固的《汉书》,梁代称他为《汉》圣。刘显的儿子刘臻,不失家传儒业。他读班固的《汉书》时,读作"田肎"。梁元帝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含义可求,只是因为我家里传下的旧本中,用雌黄把'宵'字改成了'肎'字。"梁元帝也没办法难住他。我到江北时,看见那里的版本就写作"肎"。

简策的"策"字,是"竹"下面放一个"朿",后代的隶书,写得就像杞国、宋国的"宋"字,也有在"竹"下放一个"夹"字的；就像刺字的偏旁应该是"朿",现在也写成"夹"一样。徐仙民的《春秋左氏传音》《礼记音》就是以"荚"为正字,以"策"作读音,完全弄颠倒了。《史记》又在写"悉"字时,误写成"述",在写"妬"字时,误写成"姤",裴盙、徐广、邹诞生都用"悉"字给"述"字注音,用"妬"字给"姤"字注音。既然这样,难道也可以用"亥"字为"豕"字注音,以"帝"字为"虎"字注音吗?

《史记》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这是节取《战国策》中的文字。按：延笃的《战国策音义》说："尸,鸡中之主。从,牛子。"这样看来,鸡口的"口"字应当作"尸"字,牛後的"後"字应当作"從"字,世俗流行的写法是错误的。

《史记》中太史公评论英布说："祸之兴自爱姬,生于炻媚,以至灭国。"另外,《汉书·外戚传》也说："成结宠妾妬媚之诛。"这两个"媚"字都应当作"睐"字,眯也就是妬,这个字的含义见于《礼记》《三苍》。况且《史记·五宗世家》也说："常山宪王后妬盇。"王充《论衡》说："妬夫盇妇生,则忿怒斗讼。"更可明白"睐"是"妬"的别名。推究英布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怀疑贲赫,所以不能说成"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