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拒绝

陶渊明的拒绝

隔着这么深的时光，我无法把陶渊明看得更清了。我对他作着我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无论准确与否，都缘于我对他和他诗文的喜爱。一个作者的生命总是靠着读者的阅读来延长的，而陶渊明也一直活在后人对他的喜爱里。



     据说他最后一次从官场辞职时已经四十二岁了。这就是那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著名行为。从此，他就彻底回到田园之中了。但陶渊明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退出，从而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隐士，相反，他更加真实的热爱着具体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遗忘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他侍弄庄稼，把杂草象删除多余的诗句似的从大地上除去，然后他又写诗，由于他在自己的文字下面上足了生活的肥料，所以，那些诗行总是长得很繁茂，这一点和很多其他诗人的诗不同，他的诗不是草本的，而是木本的。他的诗不属于任何一个季节，只属于时间。因此，他的诗成了我们文化中一种丰稔的收获。他在王维、孟浩然、李白、韦应物等后人身上开花结果，在苏东坡身上，他干脆被重新诞生了。



     陶渊明只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或者说，他从仕途之中退出，转身回到了自己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之中。这样，陶渊明才成为了陶渊明。只有我们置身于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是某种变形，或者什么也不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何时代，人活着，都应该有做梦的权力。陶渊明的文化人格魅力缘于一个人对其内心生活的选择和坚持。他把一个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愿望上升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行动。所以，我觉得隐逸这个词用在陶渊明身上并不太确切，就象《红楼梦》的最后，贾宝玉身上的那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好看倒是好看，就是有那么一点招摇，因此，倒不一定合适了。



     陶渊明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人，他的达观之中深藏着沉郁的底色，超然之中静流着凝重的激情。他的冲淡是魏晋风度的绚烂之极。在他的思想中，道只是表象，儒才是本源。道是肉，儒是骨。他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果实。



     俄国诗人叶赛宁在他的绝笔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并不新奇，活着当然就更不稀罕。这句诗是在一种极端状态下写出的，当然很极端，代表不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据这点，后来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反其意而用之，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去并不费力，但创造生活，却很困难。虽然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但这句诗中的道理却不能也跟着自杀。的确是这样，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是怎么才能更好的活着。这个问题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那儿，就更明朗化了，在其散文著作《船夫日记》里，他写道，“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这句话说得似乎很绝望，但我们于绝望中却感受到一种执著的力量。死是生命的结果，却不是生命的出路。无论什么时候，活下去，才是最终的出路；幸福的活下去，才是最终的目的。在西方，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内心的教堂轰然坍塌，精神失去依托，灵魂于是一路踉跄走来。但在我们的大地上，陶渊明却把自己的道路修向了自然。而自然是永恒的。中国的很多读书人，他们往往穿着一儒一道两只不同的鞋子，在这条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内心的田园。自然一词，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往往是一个情感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因而，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我想，我们“心中”的自然和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深度不如那个写出《瓦尔登湖》一书的美国人梭罗，我认为作这种生硬的横向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因为两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文化渊源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个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差异太大。在陶渊明的时代，陶渊明必需向他的现实索取自己的生活，而梭罗则可以从他的现实中挑选自己的生活。从长远的普遍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在生活着的同时去思想，而不是在思想着的同时与世隔绝。我们需要思想的深度，但我们也需要生活的态度。



     从一开始，陶渊明就不能适应他的现实世界。他不能适应——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在那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中，他除了选择自己，他又不能获得其它更多的选择。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拒绝。拒绝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权利。陶渊明拒绝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拒绝了一个他所不喜欢的世界，把自己的立足点落在了自己内心的田园。我们需要改天换地的英雄，我们也需要滋润灵魂的诗人。要知道，有时给予也是一种强加的苦难，比如，在鸟儿的翅膀上系上黄金。陶渊明重新回到他热爱的大地。他一只手阻挡着飘忽不定的冷风——因为那些形形色色的冷风总是透过生活脆弱的窗户纸吹熄他内心的烛火。他用另一只沾满泥土的手写诗，抚摸春天挂满露珠的湿漉漉的身子。



     有时发现了美也就等于是创造了美。当陶渊明用心灵的扫帚把那些生活的灰尘扫去，于是，我们一下子看见了那些朴实无华的事物原来竟然有着那么动人的色彩。陶渊明用语言缔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应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坐落在内心深处的桃花源。语言的房屋，质朴，温暖，一尘不染，案上的史书，墙上沉默的素琴；语言的小院，花药分列，一边是感兴的理想主义的花朵，一边是理性的现实主义的药草；语言的篱笆，菊花朵朵，幽香细细，此起彼伏的开成一脉清寒孤洁的传统；语言的阳光，绿树成荫，庇护着灵魂来去自由的鸟儿；语言的细雨、春云，旺盛的庄稼苗，节气和时令；语言的炊烟浮上黄昏的天空，又一个美丽的黄昏来临，深巷的犬吠搅拌着农业社会浓得化不开的沉寂。五谷杂粮的晚餐，生活的清贫和充实，素月出东岭，月光如水，把凝望的身影漂洗成无声的叹息，象云影轻轻落在青草上------



     陶渊明的隐逸，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是陶渊明疏远了他的世界，而是他的世界遗弃了他。因为他未能同流合污，顺流而下。他挣扎在黑暗的河水里，他想在生活中找到一个清澈的上游。后来，他抓住了一丛诗歌的灌木条，筋疲力尽的爬上了岸。应该找个干净的地方休息一下了，他坐在岸边，看世界越流越远。 他慢慢走了，头上是高高的秋天的天空，大雁的鸣叫声从风中一串串滴落。他即将死去，这个，他最为清楚。对此，他早有准备。他亲手写下了自己的挽歌。



     而那个冷冬的某日是否有阳光呢？即有，也该不太温暖吧。那天他被他耕种的大地接纳。他完成了最后的栖居。或者说，他永远安葬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里了。

陶渊明辞职的猜想

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在彭泽县令的位子上才干了八十余天，竟然辞职回家种田。他辞职理由很有名，读了几句书的人都知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就像现在有些退居二线的领导所说的“服从组织的安排”、被免职的领导所说的“无官一身轻”之类，听起来冠冕堂皇，可总让人觉得底气不足。按照无古不成今的逻辑，采用以今推古法，结合陶县令的个人表现，鄙人认为他的辞职原因不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有说不清的隐衷，不妨做如下猜想。

　　工资待遇太低。县令是县里的一把手，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肩负着护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在当地位高权重，算是一方诸侯。一个这么重要的岗位，每月的俸禄才五斗米，按现在的米价，也就是县委书记的两包烟钱，实在是太低了。也难怪陶县令闹情绪，这点俸禄怎么好意思拿去见他的老婆和五个儿子，怎么去养家糊口啊。这都怪东晋的皇帝老儿昏庸无能，既不懂得高薪养廉，也不懂得以适当的待遇留人，更不懂得爱护属下。看看如今市、县一级的领导，哪个穿的不是名牌，抽的不是名烟，喝的不是名酒？屁股底下坐的差的是“桑塔纳”、好的“奥迪”、“别克”不等，抵得上老百姓一两栋楼呢。待遇可以留人，鄙人没听说有几个一把手辞职的，偶尔有几个混得不好的倒霉蛋副职辞职下海，那一定会成为地方爆炸性新闻。郡县治，天下安。陶县令重大的责任与享受的待遇实在太不相称，怎么能让人气顺。“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所以说，嫌待遇太差是陶县令辞职的直接原因。

　　灰色收入太少。工资待遇低点不要紧，只要灰色收入经常有。县太爷本应“工资基本不动”，工资那点钱只能作为灰色收入的添头。不是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吗？靠工资过活，那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日子。可陶县令苦就苦在不仅工资待遇低，灰色收入也没有，比现在的工薪阶层还困难。陶县令在老婆的抱怨声中也有过弄点灰色收入的念头，但苦于创收无门。当时的县衙没有“四套班子”，没有那么多部门，乡里也没有几个干部，更没有“七站八所”，下级少了，干部少了，送礼的人肯定就少了。再说，县令大人才有五斗米，他的属下还能有几斗米，老百姓能有树皮草根充饥就不错了。连自己都吃不饱，谁还有神气去送礼。不要说送钱，就怕陶县令下乡连土特产也弄不到。陶县令想弄几个项目，但没有老板请他审批；想修条路、建座桥、全面装修破旧的县衙大楼，但财政没有拨款，老百姓出力可以，集资款是收不到的。加上陶县令不去全国各大城市开会，不去风景名胜取经，不出国考察，就没有机会虚报发票；又没有机会参加庆典、剪彩，也拿不到红包和纪念品。那就出本诗集吧，诗可是全国超一流的，但没有出版社或报刊会给他稿费，活活地断了一条财路，要是陶县令多活一千多年就好了，如今的官书不愁销，题字题词的润笔费也不得了，和陶县令同在江西为官的胡长清的题词费就有近百万呢。陶县令写诗的想象力虽然丰富，但创收的灵感实在贫乏。待遇低，又没有灰色收入补，这县太爷就当得太寒碜、太凄惶、太没有滋味了，光发牢骚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回家搞农业开发。

　　组织纪律性不强。引发陶县令辞职的直接事因很简单：年终，郡太守派督邮到彭泽县检查工作，属下劝陶县令整饰衣冠、束好带去见督邮，不知触动了陶县令哪根神经，他不但不去见督邮，还自命清高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说完就脱下官服回家了。督邮是郡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导教令，兼管司狱诏捕亡等事，是太守的红人，是个实权派，陶县令不但不以礼相待，还去怠慢人家，这不是目无领导、恃才放旷吗？督邮的职位不比陶县令低，比现在市监察局局长还大，掌管着政绩考核的大权，陶县令工作干得好不好全凭督邮一句话，对这样重要的领导，巴结还来不及呢。没到县界边上去迎接也就罢了，束个带也累不死的。现在的县一把手一年到头接待的检查组数不胜数，不仅要让检查组吃好、玩好，还要往检查组的小车屁股里塞土特产，县领导须有极大的耐心和热情。陶县令对上级检查工作有抵触情绪，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吗？再说，辞职报告也没有打一个，组织上没批准，就丢下县衙门这样一个大摊子不管了，简直是毫无责任心，也辜负了组织上的培养。陶渊明二十九岁任江州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市文化教育局局长，可谓少年得志，经过十二年的锻炼，组织上让他担任彭泽县令，应该是提拔重用。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容易吗？他不但不在县令的位子上好好干，以报答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心和群众的信任，还得陇望蜀，抱怨怀才不遇，埋怨待遇太低，以辞职来要挟组织；甚至公开发表什么《感士不遇赋》和《归去来兮辞》，影射朝廷，标榜自己，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担当重任的。

　　对陶县令辞职的原因也许还可以猜下去。但陶县令如果生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遇上繁荣昌盛的小康盛世，碰上反腐倡廉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陶县令会不会辞职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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