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发展程度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衡。这两个因素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就已经存在，因此当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冒充异地户籍参加考试的现象，史称“冒籍”，并且成为一个损害科举公平性的严重问题。
大体来说，清朝科举制度中，县一级考试称为县试，考中就是秀才。省一级地称为乡试，考中就是举人。最后就是去北京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中就是进士。不同的省、不同的县，都有不同的录取名额。比如乡试，清初，“顺天、江南皆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余名递杀，至贵州四十名为最少。”这样的名额分配方案，就催生了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的主要流向是从东部流向顺天、西部落后地区。表面上看起来，江南有160个录取名额，是全国最高。但事实上，江南一带素来文化发达，教育兴盛，人才辈出，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动辄数万名，160个名额，确实是杯水车薪。而顺天乡试，由于是首都所在地，受到特殊照顾，名额也是全国最多，竞争相对不是那么激烈。据学者研究，当时江浙一带中举的比例为145∶1，而天子脚下的顺天府，录取比例是20∶1。这就导致许多江浙士人想方设法改换户籍，去顺天参加“高考”。至于西部地区，虽然录取名额较少，但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东南沿海地区的考生相比起当地考生，更有竞争力，因此也是“高考移民”热衷的线路。乾隆年间，广西教育厅长曾经向中央投诉：“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省之人冒考广西者尤多，大抵或因父兄作幕，或因亲友贸易，诡计影射，混入考试”。
对于冒籍这种行为，清政府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规定“有假冒籍贯者，该生及廪保一并黜革，因而中式者，革去举人，照例治罪。仍将送考、收考官、出结官、学臣、地方官、教官一并议处。”也就是说，一旦发现“高考移民”，不但本人要受到追究（一般是遣回原籍，停止报考资格若干年），就连相关的官员也要受到牵连，受到处分。
尽管如此，终清朝一代，冒籍之风一直禁而不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社会向上的通道狭窄，除了参加科举，很难再在跻身社会上层的渠道。就连一些富商大贾，虽然发了财，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还是要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身份。事实上，清朝高考移民的主力是商人及其子弟，普通老百姓，想移民，也没有那个实力啊。其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却没有适当照顾教育发达地区的利益。其三，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人为地设置特权。特权的存在，必然导致人们向往特权，并通过不正当手段参与特权阶层，分享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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