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
教学目标与要求：
1． 大概了解本时期小说创作的情况。
2． 理解本时期小说的两大题材：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
3． 了解在频繁的文艺运动与斗争的空隙下出现的小说《百合花》等在写作上的突破。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理解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梁斌的《红旗谱》思想与艺术成就。
2．本时期少有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青春之歌》
3．短篇小说《党费》《黎明的河边》《百合花》艺术成就。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与师生探讨相合。
第一节 本时期小说概述
本期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从中国古典小说和外国著名小说中吸取了营养，以新的态势在新中国文苑中成长着。其间经过解放初的适应、了解过程，1956年前后与1960年代初呈现蓬勃喜人之势。
这一时期，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写农村土改与社会主义革命题材的作品数量较多，成就较高。总体说，长篇小说创作之成就显得比较突出，短篇小说创作次之，中篇小说创作在这一期显得相当薄弱，其原因可以研究探讨。思考：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何出现不同的发展态势
第二节 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红旗谱》
一、生平与创作
梁斌（1914-1997），河北蠡县人。全书由三部长篇合成《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而以第一部《红》成就最高。《红旗谱》与《青春之歌》变革了小说的写作模式，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成长”的进入，并非仅仅意味着小说技巧上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小说最基本的范畴——时空观念的改变，这实际上可理解为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分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与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的《青》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真正上的现代小说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一个艺术形式更为完备的“当代文学”时期。
《红》是“十七年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这部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斗争历程的小说，对于20世纪的中国小说而言，其重要性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甚至将之称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
二、朱老忠形象
《红》与“革命通俗小说”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表现了“人”与“历史”的全新关系。《红》中的“人”是生活在冀中平原上的朱、严两家的三代农民，“历史”则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史”。
第一代朱老巩——为捍卫锁井镇的48亩公田而与冯老兰发生冲突，吐血身亡；第二代朱老忠，若干年后回乡要复仇；第三代朱严两家的新一辈江涛、运涛等。 三代人代表着不同的时代。
梁斌在一篇题为《漫谈〈红旗谱〉的创作》的文章中，全面阐述了《红》的创作过程、主题思想、人物塑造与艺术风格：
从锁井镇农民的斗争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一代比一代进步，朱老巩赤膊上阵，拿起铡刀拼命。……到了朱老忠和江涛，他们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于是所发起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的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就小说的主题而言，《红》并无独特之处，不过是重复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的有关叙述，然而，《红》不同凡响的地方，是将一个农民的现代性的本质的生长过程包裹在一个传统的子报父仇的通俗小说故事中，以“成长小说”这种现代艺术形式描述了这一抽象本质的生长过程。
“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题总是通过小说的主人公得以体现的，在《红旗谱》中，这一承前启后的主人公就是第二代农民的代表朱老忠。
“家族复仇”是传统社会的叙事母题。——孔子就主张为亲人复仇——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为父复仇的故事都是超时空的文学母题。
曹禺《原野》，仇虎的归来是为了向焦阎王报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仇虎并没成为英雄，相反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有罪感——不再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水浒英雄，而是一个开始意识到人道精神和非家族观念的现代人。曹禺通过仇虎这一人物的刻划完成了家族复仇这一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质疑。
《红旗谱》同时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家族复仇”，另一个是“阶级斗争”。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的并置，凸显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而“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的转换，则书写了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性转型。梁斌说：“这写这本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这就使“家族复仇”成为“阶级斗争”的起点，同时又使“阶级斗争”成为“家族复仇”的终点。
《红》的楔子——朱老巩护钟失败身亡的故事就是大有深意的设置。朱老忠为报父仇千里还乡，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家族复仇的传统故事，然而，在这个耳熟能详的框架后面，隐含的其实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大多数的读者由于阅读习惯，常常会忽略这个隐含的故事。
朱老忠性格分析参看教材P193-195
“出水才看两腿泥”——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韧性战斗精神；
“为朋友两肋插刀”——重团结，讲义气，患难与共，舍己为人。
三、民族化成就
主题思想
浓厚的地方色彩
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结构、语言、民族化表现手法。
第三节 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杨沫的《青春之歌》
一、生平与创作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
二、政治叙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性叙事中的重要主题。毛泽东多次谈论过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问题，他始终不变的一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实践、必须与工农相结合。
《青春之歌》正是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成功演泽。小说中的主人公林道静，就是一个从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
父亲林伯唐是——北平城里的大地主，生母秀妮是贫农的女儿。林道静身上兼有剥削阶级与劳动者的双重血缘，形象地说明了小资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半人半马的怪物”的阶级特性。在林道静成长过程中，她通过反复强调自己的二重血缘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双重身份既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也是成长的起点。
林道静成长的第一步是通过旧家庭、旧道德的背叛得以实现的。
与余永泽相遇、相爱和相处是林成长的第一阶段。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征服林的话语武器是西方19世纪的人道主义。——“骑士兼诗人” 林成长的第二阶段是共产党人卢嘉川取代了余永泽的位置而成为林的新引领者。卢热心地启发林，借给林许多革命书籍，将林带入了一个全新而激动人心的未知世界。但从理论上给林启蒙的卢注定不能带领林完成她的成长之旅，作者安排他被捕并被杀害于国民党监狱。
林成长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江华的指导下完成的。与卢扮演的理论启蒙者的角色不同，江华引导林关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以定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身份直接领导林经历农村阶级斗争生活的磨练。林在经历了定县农村的生活和监狱斗争之后，林才终于完成了她成长为英雄的全部步骤。
林的成长——对封建家庭、封建伦理道德超越——对旧我超越——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从反抗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正是“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一、 一种阅读方式：情爱叙事
与《青春之歌》作为一部政治寓言进行解读一样，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直观的阅读方式，那就是将《青》解读成一部成言情小说。这个发生在一个美丽的少女与三个男人之间的情爱经历，就如同杨沫晚年写的回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那样，完全可以视为杨沫的情爱忏悔录。
作者充满了暗示性的描写，余永泽的虚伪和阴险被深刻地揭示出来。 对于余永泽而言，这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关于爱、关于美、关于文学、关于生活的情趣的叙事显然无法战胜关于革命、关于民族国家、关于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
卢嘉川是个坚强的战士，不会轻易地退出战场。
江华的情敌是比余永泽强大得多的卢嘉川，林曾发誓要永远等着卢。但江华成熟得多，江华继续向道静提出各种问题叫她解答，同时也和她一同分析各种问题，使林再度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个多么坚强、勇敢、诲人不倦的人啊！”
江华一直在耐心地培养着林的共产主义意识，直至介绍她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使林真正成为这群为理想献身的“同志”的一员。林对卢的痛苦思念逐渐被对江华的巨大的感激之情所取代。
就政治话语而言，《青春之歌》中的众多男性主人公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对峙姿态，但是在以林道静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出完全相同的“男人性”。他们获得林道静的手法也惊人一致，那就是从“政治”到“性”，“政治”作为手段，“性”作为终极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把个体的林道静视为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我不难发现在林道静成长的三个阶段中，余永泽代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卢嘉川代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江华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构成了引导林道静成人的主要话语类型。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三种话语之间的矛盾的确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冲突，斗争的结果，就如同先是余永泽，既而是卢嘉川，最终是江华得到了林道静，中国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在一定意义上，《青春之歌》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小说”，当然，也不是一部纯粹的“言情小说”。这部小说的独特性，恰恰是“政治”与“性”的神奇组合。
第四节 短篇小说创作
一、 王愿坚《党费》
王愿坚的创作，按题材可分为三类：一是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长征以后苏区人民的斗争事迹；二是描写红军长征?上的生活片断；三是反映革命前辈在当代的生活风貌。其中，以第一、二类作品居多。
在擅长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家中，以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苏区斗争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取得成就的，王愿坚是较早的一个。王愿坚本人并没有这一题材领域的生活经历，他的这批作品主要是在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过程中，访问革命老区，追寻红军足迹，为那些动人的革命事迹所激发而创作的。这些作品，与峻青小说一样，正视战争的苦难，写的是革命斗争生死攸关的考验，表现的是昂扬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但由于生活的限制，王愿坚难以象峻青那样，对当年的斗争生活作色彩浓郁的多方面的描绘和渲染。这反而促使他避短扬长，不去单纯地追求情节的完整与曲折波澜，不去渲染斗争场面的激烈壮阔，也不去描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在听来的故事，收集来的材料中，精心筛选那些深深地打动了自己的最令人动情之处，捕捉人物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给以饱含深情而又不事铺张的表现。
例如，《党费》虽然与峻青《黎明的河边》一样，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回忆、讲述式写法。但《黎明的河边》注重护送武工队长去河东的全过程的正面的细致叙写、铺排渲杂，写了足有二万五千字的篇幅，而《党费》只是围绕交纳党费的典型事件，突出其典型细节，揭示人物心灵的光辉。作品中那根腌豆角就是这样的细节：敌人残酷围剿着山上的游击队，切断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黄新这个普通的农村女党员，仍然念念不忘相党组织缴纳党费。当他知道游击队遇到严重的缺盐困难的时候，他把丈夫出征前留下的仅有的两块银洋，买盐，腌成咸菜，用实物缴纳党费。他的五岁的女儿，“轻易不大见油盐”看着妈妈整理咸菜，馋得用干瘦的小手指头，沾点盐水在口里吮着，当他忍不住伸手抓了一根豆角的时候，“妈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有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小说正式通过黄新从自己多日不见油盐的女儿手里夺下要作为“党费”交给组织的咸菜，以及她被捕前的语言和神态，动情地表现出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革命处于低潮，又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始终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闪光的心灵。同样，在《粮食的故事》里，郝吉标为了把粮食送上山，让自己的儿子用脚步引开敌人时的心理活动以及他听到敌人枪响的心情；在《七根火柴》中，虚弱的红军战士临牺牲前从自己怀里掏出精心保存的七根火柴的动作，等等，这些特定境遇中人物特定的心理活动、感情状态和行为方式，成为作者专注刻画的“黄金点”（王愿坚语）。由此铸成王愿坚小说的艺术特色──主题单纯、篇幅精悍。
王愿坚曾谈到短篇小说要在不大的面积上追求思想感情单位面积的高产。有一青年拿自己的短篇小说给王愿坚看，请他提一提不足之处，王愿坚看了后说，你的小说没有不足，只有多余。
特定生活体验的缺乏，也导致了王愿坚有些作品在致力精美意境营构之时，有生活实感不足之弊，于刻意凝练精粹之处，有干瘪单薄之嫌。
二、 青《黎明的河边》
峻青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为著。他描写战争题材的小说，常以胶东地区1942年和1947年这两个时期为背景。前者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后者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解放区，昌维平原沦为敌后的时期。峻青不仅在胶东亲历了这两个时期，而且还有过昌维地区敌后武工队长的经历，对斗争的极端严酷性，有着切身的体验。因此，严酷险恶的环境，艰苦激烈的战斗；反动派惨无人道的屠杀，革命者英勇壮烈的牺牲，成为这些小说习见的内容。
为了表现根据地军民对革命事业的坚贞，格调的悲壮化与崇高化是峻青小说的重要特征，峻青常将他笔下的人物推向矛盾冲突的尖端，于骨肉离散、生死交关的时刻表现他们临难不辞、献身革命的一片丹心。在《党员登记表》中，白色恐布笼罩的敌占区海莱山区，由于出现叛徒，共产党员黄淑英不得不作出是要自己生命还是要党员登记表的选择；在《黎明的河边》，战士小陈护送武工队长过潍河去恢复工作，遇到敌人追上来，还绑来小陈的母亲和弟弟作人质相要挟，迫使小陈也不得不作出是救武工队干部还是救母亲和弟弟的选择。最后，黄淑英为保护党员登记表被敌人杀害；小陈为了护送武工队长过河，一家四口死了三人。这些牺牲，构成峻青小说分外悲壮的格调。由于人物崇高的革命信念，使其悲壮里没有凄凉和感伤，透出的是高亢与昂扬，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峻青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重情节，好渲染。其代表作《黎明的河边》围绕护送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这一事件，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组织起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构成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夜黑、雨暴，遭遇敌人，混乱中迷失方向。好不容易找到小陈的家，紧张的气氛为之一弛，情节便转入高潮。高潮部分，作者将敌人的追捕，小陈母亲、弟弟的牺牲，处理成气势逼人的戏剧化冲突，写得从容不迫。其壮烈场面的烘托，紧张气氛的渲梁，笔酣墨饱，惊心动魄。而且，作者善于充分地描绘景物，将之与情节的发展紧紧地融合一体。例如小说对黑夜暴风雨精心、细致、富有层次的大段刻画，就为小陈迷路，河水暴涨，船被冲走，小陈爹泅水送渡等情节，制造了契机、环境和氛围。
峻青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主要集中在中前期，此后，他的创作逐渐转向现实题材。其现实题材的作品常以革命战争年代为参照，仍未脱离对战争的回顾与抒写，同样保持了写战争题材作品的艺术特色，只是这些作品或是先进事迹的堆砌，或有矫饰、浮夸的毛病，成功之作不多。
三、 茹志鹃及其《百合花》
茹志鹃本期短篇小说的取材范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解放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如《关大妈》、《百合花》、《澄河边上》、《同志之间》、《三走严庄》等。另一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主要是大跃进时候的新人新事，如《妯娌》、《春暖时节》、《如愿》、《里程》、《静静的产院》和《阿舒》等。前者重在讴歌根据地人民和子弟兵之间的鱼水关系，革命同志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后者往往通过对一个家庭内部矛盾纠葛的剖析，为读者描绘出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以至人们内心深处引起的微妙变化和巨大影响。虽然茹志鹃的创作有一种日益侧重现实题材的趋向，但正如茅盾在当时就指出的：“作者取材于解放战争的作品更胜于取材于大跃进时期的作品”(茅盾：《读书杂记》，《新港》1996年12号)
发表于1958年的《百合花》，既是茹志鹃的成名作，也是她本时期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取材于战争生活，却没有象峻青那样，写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象王愿坚那样，突出人物的生死考验。虽然作者也写了年仅19岁的小通讯员──小说主人公──为掩护老百姓扑在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上牺牲了，但这种在本期小说中通常会着意刻画、重点渲染的英雄行为，在这篇作品里，仅仅只是通过他人之口侧面地轻轻一笔带过。小说正面叙述的是发生在前沿包扎所里的一段小插曲。
小说通讯员与“我”之男女同行的情感与性格表现。
小说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冲突与新媳妇对他的牵挂所包含的内涵。
两个女性有力的烘托出了小通讯员年轻的生命的纯银般的美和魅力。 小说还特意几次写到这个在山区林海里长大，曾经拖过毛竹的小伙子，在1947年那激烈的海岸战斗时刻，还不忘记把菊花插在枪筒里，一次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也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和赞颂。
写生命的美以及对生命的肯定和赞颂，在小说的结构上，构成对小通讯员的死的铺垫。但在《百合花》中，小通讯员的英勇牺牲仅仅只是担架员的一句侧面交待；小说着意写的是新媳妇，这个仅仅与通讯员有瞬间交往便开始牵挂着这个小伙子的美丽的少妇面对小通讯员的遗体所表现出来的深沉感人的，甚至是不无感伤的哀悼。这是对一个纯洁如花蕾般还未绽放便在战争的背景下倒下了的生命的哀悼。这也是这篇小说真正的震撼人心之处。
在一个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氛围中，这种对于生命谢世与革命战争中的哀悼之声无疑是不和谐的声音，因为，生命的死是个人性的。所以茹志娟的这篇小说几经退稿，最后才在《延河》上发表。
这篇小说以其与十七年战争文学的艺术规范格格不入的音调发表出来之后，因为及时得到了茅盾的肯定才终于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占定了它的位置。茅盾的肯定是建立在对其思想的误读的基础之上的。他将这部作品的思想归结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敬可爱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6.）这种归纳将这部小说推入到了当时已经被许多作家写过，已经毫无特色与独创的位置。而这却是那个时代能够接纳这部小说的前提。茅盾在这个前提之下展开了细致而精到的艺术分析，充分的挖掘了这部小说在当时所能够肯定之处：
——“《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这一切通过通讯员枪筒插的树枝和野菊花的两次描写，关于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的两次描写，关于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的四次描写，关于百合花被子的两次描写，其效果在结构上使通篇一气贯注首尾灵活，并构成这篇小说鲜明的节奏感。且在意蕴上表现出通讯员的天真、纯洁、美丽的心灵和新媳妇性格的发展层次。
茅盾还及时地发现了这篇小说独步当时文坛风格，将它概括为“清新、俊逸”。
这篇小说，也包括茹志鹃此后一批作品，在当时引起重视，主要在于其艺术风格的不俗。那时所倡导的时代风格是以热烈、慷慨、高昂为主调的。而茹志鹃在选材上，不取复杂重大的斗争，不写壮阔激越的场景，只是截取一枝生活的小小插曲，几个平凡普通的人物，以小见大，别开生面；在结构上，不求曲折离奇的情节，不写惊心动魄的冲突，重在艺术构思的精巧，剪裁组织的严密，将朴素的生活细节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语言上不事粗壮有力的勾画，不用一览无余的笔法，而是以细腻清丽的笔触，流转于人物心灵，以蕴藉温馨的诗情，拨动读者的心弦。这些特点造成了一种与那时的流行的时代主调完全不同的“清新、俊逸”（茅盾语）的风格，分外引人注目。 以致在1959年之后引发了一场围绕茹志鹃创作风格与文学风格多样化问题的讨论。茹志鹃也因此成为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风格化作家。
茹志鹃新时期的创作风格已随岁月苍桑有所变化，显露出深沉、忧愤、嘲讽的锋芒。
作业与思考：
1、 分析朱老忠的形象。
2、 分析林道静的形象。
3、 《百合花》在艺术上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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