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人为了把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肆意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著作，特别是歪曲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从中引申出所谓《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的结论；歪曲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导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调整的论述，从中引申出恩格斯修改了《共产党宣言》，期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样，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午著作，恢复其本来面目，就成为澄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非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并没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论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特别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出现了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社会的企业；二是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的形式；三是资本所有权现在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劳动也已完全同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四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并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股份公司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这种分离，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呢？否。
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无疑地标志着资本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日益社会化，标志着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与个人的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其企业也表现为与个人私人企业相对立的社会企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但这种股份形式的转化，还局限在资本主义的界限之内，因而，股份公司这种对私人财产的扬弃，又终究只是在资本主义本身范同内的扬弃，这种股份资本仍然是资本的集体所有形式，这里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本”最终还是由少数私人占有，仍然是私人借以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它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却并未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私有制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在指出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1](p519)，应把它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起“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1](p520)的同时，又强调指出这种扬弃的历史方位在于，它“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1](p516)，“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同内的扬弃”[1]（p518），它“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而“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1](p520)。这就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矛盾中所指出的，它的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如果只看到矛盾的前一个方面，而忽略和抛弃了矛盾的后一个方面，并以此作为唯一的指导线索去考察股份公司这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那就会陷入片面性、绝对化和简单化之中，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如果离开了这个关键之点，随心所欲地去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公司，把它说成是什么“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甚至“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那在理论上就是没有根据的。而由此再引申出什么“《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等结论，那就更是把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想人非非的地步，与马克思晚年著作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刭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2](p629)，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才强调要由工人阶级去“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2](p60)，而不是听凭这些因素经由部分质变而使资本主义社会自行和平长人社会主义。
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和经菅权相分离带来了一极上的“敌意收购”和另一极上的“经营者资本主义”力图取代“业主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在实际生活中带来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之后，两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在西方世界，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叫做“经理革命”或“管理革命”论，以美国经济学家贝利和米恩斯在1932年发表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上述的这种分离，己经使企业所有主资本家逐渐丧失了对自己企业的管理权力，同时诞生了一个专职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经理阶级”，促成了一场把企业管理权力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这种经理阶级手中的革命，它已不是资本家的代表，而是关心生产效率、企业繁荣、社会福利，并接受社会监督的“社会的代表”。另一种意见则坚持所有制决定论，以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米尔斯在1951年出版的《高薪阶级》一书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所有主的权力并没有被剥夺，董事会是握有全权的所有者阶级的成员，掌握了所有权，就可动用警察力量以“剥夺所有制的事实控告任何经理”，所以，通常所认为的剥夺了所有者职能的经理，实际上要比任何所有者更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这种职能。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在所有者和经营者这两极上产生的两种新的现象，并要求给予新的回答和解决办法。一种是在企业重组浪潮中出现的 “敌意收购”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各种公司之间的这种收购，曾被当作降低代理成本、保持资本市场的竟争性、约束经营者有效地管理公司、为股东利益工作的重要手段而被英美政府所容忍和允许。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敌意收购还在企业并购总额中占有一半。但实践表明，敌意收购并不是管束管理者或向股东提供收益回报的有效方法，而且往往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相悖，有时它还倾向于成为敌意收购者掠夺财产的一种套利行为。于是，在这个领域中就逐渐酝酿出企业的 “利害相关者”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诞生。根据这种“利害相关者”模式，企业无疑地首先是企业家们努力为自己及其伙伴创造财富的成果，但在今天，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其拥有者创造财富的工具，它还要为必须公正地得到工资的雇员、从税收中得到资金开办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社团以及在企业潮流中运气时好时坏的供应商和销售公司创造财富。总之，企业要对更多的公众、而不只是对其拥有者和股东负责任。这种企业新概念已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9国财政部长 1999年在巴黎签署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中得到了确认和反映。
另一种则是“经营者资本主义”力图取代“业主资本主义”。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为内部人滥用职权创造了可能性，但现代经济又不能再退回去，重新依靠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就创造出了一套监督机制来防止内部人滥用职权，其中包括现代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员、证券和金融市场制度以及禁止内部交易制度等等。然而，当资本主义发生内部病变时，从理论上讲应根据业主利益办事的专业管理人员，却可利用股权极端分散、已没有负责任的业主存在这个漏洞，同会计和公司其它管理人员同谋合伙把公司变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而不惜牺牲股东和员工利益去获取财富，然后及时抽身离开，用“经营者资本主义”去取代“业主资本主义”。世纪之交在美国发生的安然、世通公司等一系列会计假账丑闻案件，就是其典型实例。为了医治这种病变，美国总统布什不得不在2002年7月30日签署一项旨在结束“低道德标准和虚假利润时代”的企业改革方案《2002年萨尔班纳斯一奥克斯利法》（或称《财务行业改革法》），更加严格地规范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增强对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增强执法力度。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还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都与有人所说的什么“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风马牛不相及。
三、恩格斯1895年的《导言》调整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
恩格斯在逝世前五个月，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了《导言》。有人说，恩格斯在其中“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恩格斯只是根椐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
写这篇《导言》的直接背景是：1895年初，《前进报》出版社建议，把当年已在《新莱菌报。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过的马克思著作《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重新出版，恩格斯在接受这个建议以后，决定写一个《导言》连同马克思的原著一起发表。他认为这个《导言》“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3]（P389〕。
恩格斯在1895午3月6日写就的这篇《导言》，其第一部分特别指出了马克思原著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方面；第二部分则论述了在19世纪末期的新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使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应采什么样的战略策略。
当时的新情况是，在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利用了进行合法活动的权利，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和议会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下，经十余年英勇机智的斗争反而壮大起来，在1890年2月的选举中获得142．7万张选票、35个议席，并迫使政府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把俾斯麦赶下了台。党的队伍发展到15万人，党影响下的工会有30万会员，党和工会主办的刊物已逾百种。英、法等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工人阶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歪曲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和合法斗争的意义，如以德国党内的“青年派”为代表的左的机会主义，完全忽视了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不懂得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所给予的一切可能，否认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不容许党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活动，指责党己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妄图使党不顾客观条件，实行脱离群众的冒险和滥用暴力；另一种危险则是以英国的新工联、法国工人党的盖得，以及德国党内的福尔马尔等人为代表的右的机会主义，它们夸大合法斗争的意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最终的斗争形式，运用它就能使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甚至连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也容纳了“现代社会长人社会主义”的思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在《导言》中总结了1848年以来的革命经验和客观条件的变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4]（P521）。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坚忍工作，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是在宣传和争取群众方面能获得最大效果的策略。
对于普选权，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曾认为，它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工人来说是陷阱、是政府的欺骗工具；但到70年代初，在看到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所取得的最初战绩以后，他们就指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5](p304)，并逐步阐明了它的重要作用；70年代末，他们又指出普选权使工人政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6](p137)；80年代中，他们又指出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现在，恩格斯更全面论述了普选制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一件武器，工人阶级在决战到来之前，应当利用选举运动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要有成效地利用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得的民主权利，启发、训练、教育、组织工人群众，为未来的革命发动做好充分的准备。《导言》强调说，在工人阶级对普选权的有效利用中，“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4]（P517）
由于在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了《防止政变法草案》，规定对“蓄意用暴力准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采取严厉措施，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恩格斯冲淡《导言》中在他们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使之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恩格斯心情沉重地同意了这个要求，把《导言》中的某些措辞改得婉转一点，使司法机构从中找不到借口来干涉社会主义运动。然而，恩格斯仅仅是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策略，这一点在《导言》中是说得十分明白的：
《导言》在用各国的实例说明“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之后，紧接着就强调“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4](p522)；强调“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4](p523)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恩格斯在《导言》中，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去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恩格斯是“绝对守法主义”的反对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的否定者
恩格斯不仅在《导言》中明确表明了自已的立场，而且在围绕着《导言》被歪曲利用和解释而采取的种种举措中，表明自己是“绝对守法主义”的反对者、“和平长人社会主义论”的否定者。
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对他们的绝对守法主义提出警告说：“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3] （P401）又如，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把《导言》当作根据，说恩格斯主张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并在1895年3 月30日，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其《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处，造成仿佛恩格斯主张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印象时，恩格斯感到非常愤懑，当即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其观点的做法，并在1895年4月1日《致卡尔 ·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3]（P432）
再如，恩格斯在撰写《导言》之后不久，当李卜克内西摘引其中所有能为其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加以宣传时，恩格斯在1895年4月 3日致信拉法格，根据策略方法和斗争方式的选择总是以具体的历史情况为转移的一贯精神指出，目前适用的这个策略仅仅针对今天的德国，有朝一日它也许必须突然改变。恩格斯强调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3]（P436〉。这就是说，要是剥削阶级诉诸武力并发动内战时，工人阶级所采取的和平的革命斗争策略，就必须用非和平的斗争方法来作替代和补充。
应当说，恩格斯对绝对守法主义的这种坚决反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所写《导言》被歪曲利用而感到愤慨，更是他直到晚年都在始终不渝地坚持着的马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的表现。在1891年6月18--19日所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针对那些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就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使党足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的人，明确指出：“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进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需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他强调说“这样的政策只能是长期把党引人迷途”，因为“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4] (p411-412)
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曾认为，“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又强调指出这只是一种例外：“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7](p719)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谁在议会中占多数，而是国家机器、有组织的强制的力量是否存在以及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在当时马克思之所以假定社会主义在英闯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是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回家”。在《1891年社会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也持这样的观点，因而他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然而，恩格斯紧接着就指出：“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困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4](p411)。
在1891年6月29日，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又谈到他在对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的缺点进行分析时，“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的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人’‘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8](p119-120)
在1891年10月，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中，预见到资产阶级不会容忍社会主义高潮日益高涨、和平长人社会主义，而必然先诉诸暴力；那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就将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他说：“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框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我们等着瞧吧。而觋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暴力的反革命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脞利更彻底和更巩固”[9](p292)。
而当这篇文章的观点遭到歪曲和指责时，恩格斯当即在1892年2月6日写的《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重中和强凋“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9](p327)
为澄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是非，推倒有人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著作的曲解和不实之词，本文专注于恢复马恩原著的本来面目。至于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去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应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时代特征、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各国的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去探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3］《马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9385c68148649b6648d7c1c708a1284ac8500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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