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边城》世界中的土家族元素赵坤
沈从文1943年完成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以湘西背景书写的文学世界。“湘西”，就是土家族苗族原生态的文化背景，其展示了广裹的土家族背景，沈从文以其深邃睿智的审美目光，穿透这片亘古以来的土地，展示一个民族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表现民族的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为民族的灵魂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文化思考，《边城》成为理想爱情之歌或“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作品，也是沈从文创作的高峰。长期以来，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视《边城》为苗族的背景，视翠翠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爷爷为“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小说情节的流程为“苗族式”的结局，根据本人长期在土家苗族地区生活的经验与考证，《边城》展示的土家族的元素。
苦难的土家人在复杂而漫长的演变中以及与天斗、地斗、人斗的艰难发展中，固守家园，从而缓慢地铸就成了稳固的民族性格—善歌好舞，崇拜神巫，膜拜祖宗，相信命运，粗犷、豪放、乐观、大方、忠厚、淳朴、勇敢，但不是很富于反抗。《边城》世界中的广博而又复杂的土家元素
土家族的自然背景及人文精神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即山里人的意思。生活在湘鄂渝黔交杂的地带，总人口约810万人，主要居住在武陵山区即今湖南省湘西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吉首、凤凰、沪溪、大庸、花垣等市县，湖北省的恩施州来凤、鹤峰、咸峰、长阳、五峰等，重庆市的酉阳、石柱、黔江、秀山、彭水等，贵州省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铜仁等。整个土家族地以一山(武陵山两江(酉水、清江为中心，西抵乌江，东接松宜，北超巫山，南接澄沉，在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
关于土家文化的形成—从古代巴人说起，最早文献见于《山海经海内经》，殷代甲骨文亦有“巴方”一说，这就是巴人康君蛮和板盾蛮的史迹。据称:康君之先，故出巫诞。此与巫文化与楚之神鬼祝文化有渊源，康君蛮由今长阳溯清江而上，成为鄂西州土家先民;板盾蛮有七姓，活动于今渝东一带，曾与姬姓巴人一起，被周封“巴子国”，后被秦人所灭，其中“五子”流入五溪，(即今武陵山区，融合原五溪土著居民，大多构成今酉水河及湘西等地的土家族。巴人诸支，均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土家文化虽受汉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清朝的“改土归流”，但因大山闭塞，古代巴风仍盛，即巴之音舞，楚之巫祝，巫舞与艺术相伴而生成土家这个民族。
土家族名曰“土”，史有称“蛮人”、“夷”，这个“老实”的民族是在经历多灾多难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其产生之初，就受到秦与楚的夹击，在夹缝中与当地土著人辛酸地结合。史载，两汉至五代，“诸群混流”，隋唐时期，实行“羁糜州制”，明清“汉不入恫，蛮不出境”，“改土归流”，民族歧视，反抗不断，终以血腥镇压画上句号，封建王朝采取“以夷制夷”，征讨蛮夷，赶苗拓业或赶蛮拓业，蛮人或镇压，或归顺，或麻木，或迁移。直到公元1957年湖南湘西一“苗族”代表参加万人国庆大庆典，中央领导问她族属，她说:“我不是苗族，与苗人杂居，但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我应该是土家族。”从而使得“土家族”才正式被官方承认。这也是一些文学理论家识得“苗”人，先入为主凭印象分析的原因。
苦难的土家人在复杂而漫长的演变中以及与天斗、地斗、人斗的艰难发展中，固守家园，从而缓慢地铸就成了稳固的民族性格—善歌好舞，崇拜神巫，膜拜祖宗，相信命运，粗犷、豪放、乐观、大方、忠厚、淳朴、勇敢，但不是很富于反抗。
《边城》世界中的广博而又复杂的土家元素
沈从文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土家族，按民族成分的划分，沈从文作为少数民族属性只能是土家族，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母亲的土家习俗生活，这应该为他后来的影响有重大关系的。
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两部大书给他的。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沉水流域各县生活，后正式参加军队。沉水流域一带，这是土家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沈从文在此期间曾游过沉江、酉水河流域诸县。深受土家文化生活的影响，为他后来创作《边城》积累了深厚的人文和精神。
1922年，沈脱下军装，来到北京，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称之为“乡下人”与“城里人”的隔膜，他崇尚自然人性，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作者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而这生活的背景，就是土家人纯真朴实而简明扼要存在的家园，据此，作者饱蘸深情，用生命的《边城》来表现这种“最后的精神家园”。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