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王晓熙 思想政治教育 学号：201071561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重要凝聚力。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内容包罗万象，非常丰富，笔者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自强不息

这种精神深深地浸染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周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应像天体那样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天地之大德日生”，它表现了天地刚健有为的精神。“自强不息”和“刚健有为”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并以此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终身奋斗。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孟子·告子下》），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司马迁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不朽的历史篇章《史记》。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梁启超、李大钊，他们都不仅以自己的作品更以他们的人生践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一直是鼓励中华儿女敬业进取、百折不挠、不断向前的奋进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在民族压迫面前的不屈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的发扬光大。

二、任侠之气

关于什么是“侠”,古往今来界定的有许多, 但学术界似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普遍认可的一种界定。在现存的资料里最先提出“侠”的是《韩非子·五蠹》篇: “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 聚徒属, 立节操, 以显其名, 而犯武官之禁”。其后便是司马迁给“侠”加的定义: “救人与厄, 振人不瞻, 仁者有采; 不既信, 不倍言, 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己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之此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游侠列传》) , 给“侠”以积极的评价、肯定。所谓的“侠”是指: 以兼济天下为己任, 品德高尚, 个性突出, 积极入世而又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社会个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任侠由先秦时带有贬义的“蠹侠”到司马迁的“布衣之侠”,再经过东汉、魏晋的政局动荡、民族纷争, 侠意识由起初的个体行为发展到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时候, 就形成侠文化。

何为任侠？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李白《侠客行》）是荆轲、是聂政、是专诸、是李白、是一饭之恩的漂母、是救过伍子胥的渔女。任侠，又称为“尚义任侠”、“为气任侠”、“使气任侠”，是指凭借权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帮助他人。任侠之士指能见义勇为的人。任侠的三大特点：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

侠文化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平民文化，源远流长。虽然新中国诞生以来国体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现代侠文化不再像古代那样以侠客的替天行道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出现，而是以武侠小说、影视及网络游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但是，侠文化的精神内涵却一脉相承。侠文化中一般分为三类：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侠中有的带有我们所说的任侠之气，而有的带有不能融入现在法制社会所用的“人治”思想。因此，我们应该分清侠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加以扬弃。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应取侠文化之精华，进行侠文化的制度重构，积极发挥现代社会合法私力救济、见义勇为的作用，弘扬任侠之气；同时，为了维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我们也必须去除侠文化之糟粕，将其“人治”本质扼杀在摇篮之中。

三、匹夫有责

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顾炎武先生提出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 正始》），告知国民要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志于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古往今来无数贤达的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后来经麦孟华的“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一语很快传播开来了, 特别是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先后引用, 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以至家喻户晓。“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一语提出了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神圣义务和道德责任。它出现在国家危机与灾难深重的年代,反映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时代精神追求, 是那个时代开始觉悟的中国人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庄严承诺, 更是中国人民自觉承担自己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的表现。

“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精神告诉我们, 不仅仅是国难当头, 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时候, 更多的是很多责任感、责任意识在中国的古人那里有对家庭负责、对族人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任何事情不应该仅仅为自己着想, 仅仅为自己安身立命打小算盘, 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 都应该主动地站出来,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 为民族振兴承担一份责任。这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学说是有着紧密关联的，“ 自然境界”和“ 功利境界”中的人, 不懂得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繁荣昌盛付出自己的努力的“ 觉解”, 因此, 借助于“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精神的激励与引导, 国民可以实现由“ 自然境界”和“ 功利境界”转向与提升到“ 道德境界”和“ 天地境界”, 从而提升整体国民的精神风貌, 提升整体的国民的精神境界, 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四、以和为贵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注重整体的和谐统一，“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协调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论语》中记载，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认为礼的运用贵在和谐，先王的治国之道，认为这是最好的，着重强调和谐的境界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孔子继承周末思想家对和“同”问题进行的思考，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认为君子重视和谐但不盲从，小人只知道盲从却不懂真正的和谐。其中所指的“和”承认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能够营造出来的和谐状态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公孙丑下》）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等都认为和谐的状态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古人欣赏阴阳调和之美，喜好“和五音得美乐，和六律得美音”的最佳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和”不是无原则的简单地使事物保持僵化状态，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寻找不同事物在共同发展过程中将达到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协调，只有如此才能衍生出新的事物。反对“同而不和”的消极状态，反对对事物做简单的分析或重复地做同一件事，需要懂得从不同事物中抽象出同一的发展规律，保持事物动态和谐。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寻求事务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动态的、平衡的和谐要求，在思想上为建构和谐社会做了从充分的准备，在行动中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寻找和谐的切入点，以调动全社会的“人和”资源，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人民间友好和睦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我们应更好的加以继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它必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9b9f27dc50e2524de5187e8d.html